6. 别开蹊径

近些年来，人们把“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的思考转向“西方科学起源”的探索。正如陈方正教授在《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以下简称“《继承与叛逆》”）“导言”中所言，这两个问题其实是“李约瑟问题”的一体之两面，即“何以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而非中国？”在这里，我们介绍几位科学史家的观点及其权威性著作介绍如下。

（1）林德伯格教授与《西方科学的起源》

戴维·林德伯格（David c.Lindberg），1935年出生，美国著名科学史家，威斯康星大学科学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科学史以及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曾任科学史学会主席，1999年获得科学史研究的最高奖萨顿奖章。其代表作有：《从金迪到开普勒的视觉理论》（Theories of Vision from al-Kindi to Kepler，1976），《罗吉尔·培根的自然哲学》（Roger Bacon's Philosophy of Nature，198，3），《罗吉尔·培根与透视法在中世纪的起源》（Roger Bacon and the Origins 0f Perspectiva inthe Middle Ages，1996），《西方科学的起源》（The Beginngs of Western Science，1st edition，1992，2nd edition，2007）；编著或合编有《中世纪的科学》（Science in the Middle Ages，1978），《上帝与自然》（God and Nature，1986），《重新评价科学革命》（Reappraisals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1990），《当科学与基督教相遇时》（When Science and Christianity Meet，2003）等等。目前与南博斯（Ronald Numbers）担任8卷本《剑桥科学史》（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的总主编。

《西方科学的起源》第一版由王珺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7月出版，《西方科学的起源（第2版）》译者为张卜天，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01-01 出版。林德伯格的学术主张，我们在前面已经有过介绍，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他在最后一章“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遗产”中简要回顾了西方科学史界的另一场论战，即关于科学发展的所谓“连续性问题”。争论的命题是中世纪与早期近代科学之间究竟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即中世纪对于近代科学有没有贡献。林德伯格本人自然是主张“连续”的，这从本书的副标题就可以看出来，书中具体的例证也比比皆是，例如他在分析了托勒密的天文学贡献之后，结论是“托勒密影响了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无论是主张“连续”的还是主张“断裂”的，他们的前提完全相同：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因为没有这个前提，“连续性问题”就没有意义。我想，既然这个问题有过争论，那么无论是主张“连续”和主张“断裂”都应该有支持和否定的理由，并且水火不容。但是我想，问题总有解决的办法，关键是能够找到分歧的实质，以及打开锁链的钥匙。

以我推测，问题应该还是出在作为逻辑出发点的“概念”上。如果把科学的源头当成了“科学”自身，就会发生诸如此类的误解。化解的办法，也许要到“李约瑟难题”那里去寻找答案，而不是因为“审美疲劳”就轻易丢掉它的合理内核，即“科学”的三种形态——原始型、中古型和近代（现代）型。试想，如果把轴心时代不同地区的人们对自然的看法理解成一个是“科学”，其他几个是“非科学”或“博物学”的话，是不是有点“智者察同、愚者察异”的味道？而且，中世纪那块大石头其实很有些唐突和不可思议。我觉得，问题还是出在大前提上：现代科学的源头虽然与古希腊有关，但如果没有与“工匠精神”交媾，仍然不能产生现代科学的“受精卵”，自然就不可能发生以后的裂变与胚胎分化。进一步，“连续性问题”也就没有争论的价值。

（2）陈方正教授与《继承与叛逆》

陈方正，广西岑溪人。1939年出生于重庆，1949年随家人迁港，1958年中学毕业后赴美深造，先后在哈佛大学及布兰戴斯大学获物理学学士及物理学博士学位。1966年返港，任教于当时新成立之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并从事理论物理及高分子物理学研究，1980年出任大学秘书长。1986年出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高级研究员，以迄2002年8月退休，转任该所名誉高级研究员。

陈方正教授曾长期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广泛，包括现代化历程之比较研究、科技与现代化关系之探讨、民族主义理论、科学哲学、科学发展比较史等。除多篇论文外，并著有From Youthful Manuscript to River Elegy：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1979-1989（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7；co-authored with Jin Guantao），《站在美妙新世纪的门槛上：陈方正论文自选集1984-2000》（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现代世界的建构》（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曾与大学同事共同创办《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主编“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负责“中国古代文献电子资料库”之建立，以及与刘殿爵教授共同主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2003)、“魏晋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2003），以及该资料库之光碟版。

在陈方正教授的科学史著作《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以下简称“《继承与叛逆》”）中，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汉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余英时教授在序言里对陈方正教授有一个非常亲切的介绍，回顾了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并对其主要内容作了简要的介绍。他指出，作者笔下写的是西方科学史，心中关怀的却是科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全书的设计和论辩方式也有意无意地针对着“李约瑟问题”而发。而且，作者从四五百种古今文献中钩玄提要，建构出一部简明流畅的历史叙事，真正达到了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境界。

陈方正教授对该书的内容取舍作了一个扼要说明：“本书以数理科学即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可以量化的科学为主，实际上可以说几乎没有涉及化学、生物学、医学等领域……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现代科学的出现毫无疑问是通过数理科学即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工作获得突破，而且此后三百年的发展显示，现代科学其他部分也莫不以数学和物理学为终极基础。”他认为，“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水岭不在近代，而远在公元前四五世纪之间甚或更早，譬如说孔子和毕达哥拉斯在世的‘轴心时代’”。

作者在“总结”第一段说，现代科学是“拜一个传统，前后两次革命所赐”，这是画龙点睛之笔。所谓“一个传统”即指从古希腊到现代的自然科学都在同一研究传统之内：“现代科学”之出现虽然是由一次突破性的飞跃所导致，但在性质上仍与古希腊科学同条共贯。所谓“两次革命”，指运用精确的数学以量化自然界的研究，天文学和物理学便是其中成绩最为卓著的两个部门。通常我们用“科学革命”一词来指称十六、十七世纪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但作者特别提醒：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已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则在古代希腊，即柏拉图接受了毕达哥拉斯教派对于数学的无上重视，在他的“学园”中全力推动数学研究以探求宇宙的奥秘。其中详细说明见该书第四章，作者把这一点正是西方科学传统的灵魂所在。前人已经早有见及，如柯林武德（R.G. Collingwood）在《自然的观念》一书中提出“自然科学中的毕达哥拉斯革命”（“the Pythagorian revolution in natural science”），并阐明其获得惊人成功。但是，仍然没有像作者表达得这样恳切，即“自然世界研究的数学化”。作者认为，这一巨大差异在中西数学上便有极清楚的表现。明末徐光启曾由利玛窦口授译出《几何原本》前六卷，他在比较中国《九章算术》与西方数学之后指出“其法略同，其义全阙”。对于这一点，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将在后面详细解释，这里就一笔带过。

的确，中国过去的技术发明主要源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与西方相较，中国这许多技术发明的后面，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求实求真的精神，即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中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

余英时教授在序言中，回忆了他自己197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跟李约瑟教授的一次对谈。他提到冯友兰早年那篇《中国为何没有科学？》的英文文章，李约瑟立即说：“冯的问题根本便提错了。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可见，李约瑟对冯友兰教授早年的文章印象深刻，也许他倾心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写，与冯友兰教授等中国人的观点有一定关系。这就是学术研究，要想取得一定突破，往往在自己学术背景之外去另辟蹊径，探讨一个新的问题，或开辟一个新的领域。

我觉得，陈方正教授撰写《继承与叛逆》与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颇有些同工异曲。李约瑟教授作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以深厚西方科学背景来探索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史；而陈方正教授作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以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研究西方科学的起源。说明就研究而言，学科跨界的重要性；由于本学科的长期思考，恰恰可以以一种新的视角看待另一领域。因此，在我的这本书里，也希望自己能够以轴心时代的完整标本——中医学的从业者的身份，来思考长期纠结于科学哲学、科学史领域里的重大问题，尤其是一些长期争论不清的问题，如科学、自然哲学、博物学的定义，及其与技术的相关性等等。因为通过对这些概念的梳理，有可能获得古代医学的理性认识，并为当代中西医学共存，以及为中医学如何更好的拥抱当今社会找到适宜的途径和方式。

余英时教授在序言中还提到，作者在一个基本问题上与李约瑟有分歧，与席文[（Nathan Sivin，1931-），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系教授、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荣誉研究员。曾任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学会会长、美国宗教研究会副会长、李约瑟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炼丹术史、中国天文学史、中医史、中国哲学、中国与希腊科学比较等]却不谋而合，关键是彼此对“现代科学”概念的不同理解。因为李约瑟把“现代科学”看作大海，各民族在古代和中古所发展出来的“科学”则像众多河流，最后都归宿于此大海，即“百川朝宗于海”。余英时教授认为，这种把“科学”从文化的整体脉络中抽离了出来，从而认为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传统走的是同一条路（the same path）。这就是他与席文教授、陈方正教授、吴国盛教授、江晓原教授看法的根本不同之处：

席文教授说：我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开始意识到中国人的历史和欧洲人的历史是非常不同的，他们理解自然（nature）和人体（human body）的方式不同，提出的问题也不同。......有一年，当我在李约瑟那里访问期间，我被邀请去日本一个国际会议做报告。我的论文观点是道家和科学没有密切的关系，在道家产生后几百年，道教才兴起，后来道教没有推动科学的发展。而李约瑟恰好被邀请做我的发言的评论人。我就在会前把论文草稿给他，告诉他如果他觉得内容不对，我就再写篇其他的。后来李约瑟看了稿子，说他同意我的论证。他说他在年轻时之所以认为道家和科学的关系密切，是由于当年他作为一个全世界内杰出的年轻科学家，乐于看到老庄与科学的观点是很相近的，但其实道士并没有推动科学发展。[见张志会. 科技史治学之路——美国科学史家席文教授访谈记.自然科学史研究，2015，34（4）：515-526]。

陈方正教授认为，科学研究的传统无不托根于其独特的文化整体之中，绝不可能脱离其文化母体而被充分认识。西方科学尤其如此：第一，它和“整个西方文明是同步发展，密切结合，无从分割的”；第二，它虽然可以清楚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但从古希腊开始，通过中古欧洲吸收伊斯兰科学，到十六世纪以下的现代科学，作为一整套学术体系，它仍然是一脉相承、推陈出新而发展出来的。

吴国盛教授觉得：李约瑟没有充分认识到中西方文明本质上的差异。如果我们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比做各自园地（历史条件）中生长的两棵大树的话，那么这两个树的品种并不相同。为了方便，我想把西方和中国文明之树分别比做一棵“苹果”树和一棵“桃子”树。近代科学（苹果）是西方文明之树结出的果实，不可能从中国文明的桃树上结出来。李约瑟那一代人大概以为西方文明之树与中国文明之树本质上是一样的树，都会结同样的果实（苹果、科学），只是因为土壤、水份、阳光等外部原因才造成科学之果有大有小、结果时间有迟有早。他们都忽略了这两株文明之树的品种和基因本来就不同。数理实验科学的起源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西方文明脉络中的话题，是苹果树如何改良品种、优化土壤结出硕果的问题。至于桃树何以结不出苹果，只须知道它是桃树不是苹果树就行了。

3. 吴国盛教授与《什么是科学》

吴国盛，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长聘教授、科学史系系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科技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科技史教学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1964年生于湖北省广济县；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1986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专业硕士学位；1997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最年轻的研究员；1995年起师从叶秀山教授在职攻读西方哲学，199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9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2016年进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任长聘教授，2017年6月担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

吴国盛教授长期致力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的研究，所著科普巨作《科学的历程》（1995第1版，2002年第2版，2012年第3版，2018年第4版）出版近20多年，仍是科普领域的畅销图书。2016年出版的《什么是科学》也广受欢迎，年初入选广电总局推荐的“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此外还著有《自然本体化之误》（1993）、《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1994）、《时间的观念》（1996）、《现代化之忧思》（1999）、《让科学回归人文》（2003）、《反思科学》（2004）、《技术哲学讲演录》（2009）、《科学走向传播》（2013）、 《由史入思——从科学思想史到现象学科技哲学》（2018年） 等。

在他的《由史入思——从科学思想史到现象学科技哲学》“代序”里，他回顾了十五岁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本科毕业后选择报考北大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的心路历程：

我从小对语文很感兴趣，喜欢写作，到初中对数学感兴趣。我本科就读空间物理专业，完全是高考本身的偶然性造成的，那一年我的高考物理成绩最好，所以选了一个听起来很迷人的物理类专业。入学之后，我才慢慢了解到，原来空间物理专业既不研究宇宙航行，也和基础物理关系不大，主要研究月地之间的物质形态，基本上用不到量子力学、相对论，反而跟无线电、雷达之类的应用技术很接近。这与我对纯粹东西的爱好很不相符。那个时候学制僵硬，没有转系的可能，只能等到大学毕业后通过考研究生改专业。我有一个同乡在哲学系读书，受他的影响我经常阅读哲学著作，听哲学系的课和讲座。在考研选专业时，我就顺理成章地选择了哲学系。”

我在北大接受的文理科两方面的双重教育是我本科期间最大的收获。一方面是通过空间物理专业接受了理科教育，是那个时代很正规的理科学术训练，做实验、做数学演算、写实验报告等。另一方面，我还通过北大哲学系接受了文科的学术训练。我跟哲学系学生一起读书，听讲座，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了解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氛围。这些文科训练对于我的学术生涯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我目前所从事的科学思想史与现象学科技哲学研究，本质上都是某种沟通文理的跨学科研究。如果缺乏文理两方面的跨学科教育背景，研究的深入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吴国盛教授是一个反科学主义者。他在1993年出版的《自然本体化之误》就反对维也纳学派用科学的方法重建哲学的科学哲学纲领。他主张哲学的自主性，既不受意识形态控制，也不受科学控制，自然科学不能垄断对于“自然”的解释权，自然科学不能代替自然哲学。他发现，人们对“自然”常常有两种不同的意思：当科学家讲自然、自然科学、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它是通过实验室、通过数学被建构出来的东西；当诗人、浪漫主义者、旅游者、环境主义者还有宗教信徒的“自然”，是从远古传下来的关于根和源的故事（人类安身立命之本）。他觉得自然哲学，要从学理上澄清这两种自然概念，澄清它们原初的同一性以及后来的分野。

他认为，希腊科学是无功利的、内在的、确定性的知识，源自希腊人对于自由人性的追求。这一科学形态的典型代表是演绎数学、形式逻辑和体系哲学。因此，他的所谓反科学主义，来自现代西方人重新反省现代性以及从现代性危机中自我拯救，最好的方式是让科学的霸权主义回归自然、回归人文、回归古希腊的理性传统。他在《什么是科学》中指出，现今国人存在科学概念的误区，要么把科学等同于技术，等同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工具，要么把科学看成一种至高无上的人类智力成就。他认为，科学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只是十九世纪以后的现象，但科学根源于希腊人对于自由人性的追求，是一种十分罕见的文化现象。中国文化以仁爱精神作为人性的最高追求，因此从一开始就与科学精神错失。在数理实验科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并无科学。在博物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独特且强大的科学传统。

吴国盛教授在西方同行的研究基础上，主张近代科学的出现以两个基因和两个土壤作为先决条件。两个基因是指希腊的理性科学基因和基督教基因，两个土壤是指技术革命的土壤和社会革命（资本主义革命）的土壤。过去一个世纪来，中国学者比较多的关注了社会制度这个土壤问题，但对两大基因则关注甚少。然而，土壤可以决定大树是否能够发育长大，但不能决定植物的品种。他从“桃子”与“苹果”的品种差异，来讨论中西“科学”的品质差异。因此，西方理性科学是自希腊以来一直贯穿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主流知识形态。在古代，它的典型学科是数学、哲学；在中世纪，它的典型学科是神学；在近代它的典型学科是自然科学（数理实验科学）。近代数理实验科学是在西方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生成的理性科学新形态。有理性科学，不一定会产生实验科学（比如古代希腊），但没有理性科学，一定不会产生实验科学。

《什么是科学》共分6章，第1章介绍“现代中国人的‘科学’概念及其由来”；第2章“西方科学溯源：希腊理性科学”，介绍了东西方不同的人性理想，比较了东西方学术的不同范式，认为自然的发明与理性科学的诞生是“科学”作为希腊的“人文”；第3章“现代科学溯源之一：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分为“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大学：自由学术的制度保障”、“经院哲学：中世纪的科学形态”、“唯名论革命为现代科学开辟道路”4节，阐述了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关系。第4章“现代科学溯源之二：数理实验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分为“求力意志：从求真的科学到求力的科学”、“世界图景化：自然数学化与世界图景的机械化”2节，介绍了科学起源的理性要素。第5章“西方另类科学传统：博物学”，分为“什么是博物学”、“西方博物学的兴衰”、“博物学的当代意义”、“重建科学谱系”4节，认为一切文明，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非洲的还是美洲的，都积累了与“外部环境”打交道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有些表现为技术，有些表现为知识。西方数理科学应该与非西方博物学多元并存。第6章“传统中国的科学”，分为“李约瑟难题”和“中国古代的博物学”2节，将李约瑟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置换为“博物学”，认为必须认清现代科学的双刃剑作用，根据中国天、地、农、医各自的学术特色，找到与拥抱现代社会的合理方式。

上面，就我的理解简略介绍了吴国盛教授的学术观点，可能很不全面，或者并不准确。在这里，我也不打算评价《什么是科学》的是非得失，但我的这本书，从某种角度看可以算作为对他许多观点认同或反对的一些回应，请广大读者耐心读下去。

（三）一个生物学假说

围绕现代科学的起源，我们在这里试图建立一个有趣的生物学（遗传学）假说。因为这个想法，必须首先给出“科学”的准确定义，如果我们仍然是“望文生义”的概念，所谓科学起源假说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1. 言人人殊的“科学”

（1）缘起

科学本来是舶来品，但是因为热乎，各种词义的表述简直成了言人人殊，甚至还在我们的老祖宗那里也找到了说法。例如《说文解字》：科，会意字，“从禾从斗，斗者量也”，故“科学”似可称之为“测量之学问”。不过，宋代陈亮《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说：“自科学之兴，世之为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显然，这个“科学”指的是科举之学。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公刘的《太阳的家乡》说：“这种悲惨的情况，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根本问题是要办教育，叫人们接受科学。”好像是指的思想方法。

曹禺在《北京人》第二幕：“白吃，白喝，白住，研究科学，研究美术，研究文学，研究他们每个人所喜欢的，为中国，为人类谋幸福。”似乎指的是自然科学。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柯岩《奇异的书简·船长》：“多么精细，多么科学！完全是科学家的逻辑！”表明是符合逻辑的理性做法。

（2）舶来品

“科学”一词由近代日本学界初用于对译英文中的“Science”及其它欧洲语言中的相应词汇。欧洲语言中该词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意为“知识”、“学问”，在近代侧重关于自然的学问。

在日本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科学”是专门的“个别学问”，有的在以“分科的学问“的意义被使用着。

明治元年，福泽谕吉执笔的日本最初的科学入门书《穷理图解》出版。同时，明治时代“science”这个语言进入的时候，启蒙思想家西周使用“科学”作为译词。

甲午海战以后，中国掀起了学习近代西方科技的高潮，清末主要通过近代化之路上走在前面的日本学习近代科学技术。许多人认为，中国最早使用“科学”一词的学者大概是康有为。他出版的《日本书目志》中就列举了《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等书目。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使用“科学”一词的频率逐渐增多，出现了“科学”与“格致”两词并存的局面。在中华民国时期，通过中国科学社的科学传播活动，“科学”一词才取代“格致”。

在中国，教科书上一般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或称为理科）和社会科学（或称为文科）。而诸如心理学、哲学（有别于科学）在中国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概念被认为存在划分不清、界限模糊的情况。因而“科学”一词常被模糊地使用。

（3）不同的定义

中国传统将所有的知识统称“学问”，古代将关于自然物道理的学问称为“物理”。因此古代的物理即是自然知识（数学独立于“物理”）。到目前为止，对于“科学”尚无一个公认的统一定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者，对“科学”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

《辞海》1979年版：“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它是适应人们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是人们实践经验的结晶。”

法国《百科全书》：“科学首先不同于常识，科学通过分类，以寻求事物之中的条理。此外，科学通过揭示支配事物的规律，以求说明事物。"

前苏联《大百科全书》：“科学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范畴，它的职能是总结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并使之系统化。‘科学’这个概念本身不仅包括获得新知识的活动，而且还包括这个活动的结果。”“科学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历史地形成的和不断发展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及其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是对现实世界规律的不断深入的认识过程。”

日本《世界大百科辞典》：“科学是认识的一种形态……是指人们在漫长的人类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和积累起来的、现在还在继续积累的认识成果……知识的总体和持续不断的认识活动本身。所谓科学，是具备客观性和真理性的既具体又普遍的有体系的学术上的认识，即科学是学问达到最高程度的部类。”

《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可以简单地说，科学是如实反映客观事物固有规律的系统知识。”

英国科学史家贝尔纳：“科学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贵的成果。”

前苏联学者凯德洛夫：“科学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的精神活动的现象与规律的概念体系……它总是历史地形成的人类活动‘精神劳动’的形式。”

美籍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于科学，就我们的目的而论，不妨把它定义为‘寻求我们感觉经验之间规律性关系的有条理的思想’。”

还可以罗列很多。但显然，各家说法各有偏重，可谓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

（4）狡黠的科学哲学家

为了推介吴国盛教授的《什么是科学》，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教授与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刘兵教授有一个对谈“《什么是科学》——向理论深渊踊身一跃”（见《中华读书报》2016年12月14日16 版）。

他们认为：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之类的学术稍有涉猎的人，通常都会避开“什么是科学”这样的论题，因为这是一个理论深渊，而且可以说是一潭黑水深不可测。只有某些“科学原教旨主义+科学麦卡锡主义”的狂妄浅薄之人，才会在轻率教训别人时开口闭口给科学下定义。吴国盛教授是我们的老朋友，他当然不是这样的狂妄浅薄之人，可是这一回，他竟然丝毫不躲避“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而且还将它用作书名，这简直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啊！

在《中华读书报》2016年11月16日第9-10版已有五位教授发表了对此书的评论之后，他们才做出决定：“老友如此大无畏献身，我们当然也应该见贤思齐，冒险来谈一谈他的这本新书。”在对谈中，江教授首先抛出在他们圈子里已经通行“宽面条窄面条”典故：如果对科学采取宽泛的定义（即“宽面条”），那么中国古代也有科学；如果对科学采取狭窄的定义（即“窄面条”），那么中国古代就没有科学。这样一来，“站队”问题虽然存在，但至少可以从逻辑上被转移到对科学定义的选择了。因为“站队”问题存在严肃性和某种隐含的道德压力，都明显大于对科学定义的选择。通过选择“面条”的比喻可以让此事变得稍微轻松一点，也容易一些。江教授坦言，他过去喜欢选窄面条，现在的立场变得更为“不负责任”：可以一会儿选窄面条一会儿选宽面条，理由很充分：为什么不能将这两碗面条都买下来，随意挑着吃呢？

事实上，吴国盛教授读研究生时，就看到了英国科学哲学家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What is this thing called Science）。他当时觉得，这本书没有回答书名所提出的问题，而中国读者恰恰对这个问题怀有迫切的追问欲望。但是，作者虚晃一枪，只是通俗介绍了20世纪从逻辑经验主义、波普尔到库恩、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哲学家的观点，而压根没有解答“科学究竟是什么”。即使是吴国盛教授本人的著作《什么是科学》，他虽然“向理论深渊踊身一跃”，但仍然继续玩弄这个技巧，让我们这些门外汉仍然不得要领：“你如果想区别科学与常识，你可以强调一下科学的精确性和逻辑连贯性；你如果想区别科学与宗教，可以强调科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你如果想区别科学与人文学科，可以强调科学的数学和实验特征。当科学事业出现内部问题时，我们可以讲讲科学的规范，以平息纷争重建共识，或者清理门户，严肃纪律；当科学事业遭公众误解、受公众攻击时，我们可以讲讲科学的价值，讲讲科学追求真善美的统一，热爱和平，重视协作等等，以重修科学的形象；当别的社会事业羡慕科学所取得的进步，向科学取经时，我们可以向他们讲讲科学的方法，以帮助那些非科学的事业也取得像科学所取得的成功。”（见《什么是科学˙自序》）

吴国盛教授曾有名言：“哲学家不怕观点荒谬，只怕不自洽”。我发现，他为什么在《什么是科学》中对科学做了那么多似是而非的的定义，可能恰恰是为了逻辑自洽，而选择了“科学”概念的非确定性（但这也是该书的理论内伤）。我进一步发现，所有论证“西方科学起源”的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都无一例外地地选择了江晓原教授提出的“宽面条窄面条”典故。因为他们无一例外地欣赏古希腊时期直接影响科学生长的几大关键基因：第一，毕达哥拉斯学派建立的数学理性；第二，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逻辑理性；第三，阿基米德开创的实验理性；第四，古希腊社会形成的自由研究的文化氛围（丹皮尔W C.科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91）。

据我所知，吴国盛教授就是如此。他长期以来对古希腊的关注和研究，形成了一种对古希腊传统的特殊偏爱，因此在《什么是科学》中给了古希腊传统以最高的评价和地位，即使采用“窄面条”说事的时候，也给予第二章名称为“西方科学溯源：希腊理性科学”。但是另一方面，他始终认为中国古代因为缺乏核心文化基因，而与科学相去甚远，甚至连自然哲学都算不上，仅仅是博物学而已。

在这里，我不会以站队思维来贬低吴国盛教授的学术造诣，恰恰相反，我从他阅读了那么多的科学、哲学著作，以及写了那么多的畅销的科学史、科学哲学著作，而怀有由衷的敬佩（何况，他还是我们的湖北老乡）。但事实表明，近代科学并没有在古希腊产生，“希腊理性科学”这个说法确实过于拔高。一般认为，古希腊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是学者传统与工匠传统的长期分离[魏佳音，李建珊. 也谈近代科学与古希腊文化的关系[M].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3，20（2）：63-67]。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我开始探索科学起源的生物学假说。

2. “科学”及相关概念的重新定义

实在不能再忽悠，好在我并不在他们的江湖之中，如果说江湖险恶的话。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建立科学假说基础。特别是我自以为它有一定的创新性。这个假说可能是是批判性地解决“李约瑟难题”的一体两面——“为什么科学起源于欧洲而不是中国”——的一把钥匙，也是挑战科学史权威、论证“古代没有科学”的关键环节。

为了这个假说，也为了本书的逻辑自洽性，我们将“科学起源”的“科学”限定在“现代自然科学”范畴，同时赞同李约瑟关于三种科学形态的划分意见。在讨论“现代科学”的时候绝不让它与“古代科学”“原始科学”混为一谈。因为从科学史看，人类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和观念确确实实发生了重大改变，尽管他们之间存在传承，存在“藕断丝连”的现象。在这里，我们将“科学”的三种形态暂时规定为“巫术（文化）”、“自然哲学”、“现代自然科学”，并且将与其关系特别密切的“技术”等几个概念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和定义，可能有利于实现概念的确定性属性。

鉴于上述想法，根据“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我们先把“知识体系”看成“科学”的“属概念”，然后给出定义：科学是人类通过探索，理解和解释经验事实的一种知识体系。这里面，要明确什么是经验事实，即人们通过观察、实验、测量等实践活动，借助于语言文字获得的关于客观存在的事件、现象或过程的描述、陈述或判断。

如果这个概念能够获得认同，进一步的分析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科学”，随着它自身的发展过程，是否存在三种不同的历史形态？如果我们暂时认定李约瑟的这种划分存在于“科学”的历史中，那么上述定义能否涵盖这三种形态？下面我们看看亚里士多德时代，人类对自然的理解[参见理查德·德威特（Richard DeWitt）《世界观：现代人必须要懂得科学哲学和科学史》（ 孙天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1）地球位于宇宙中心；（2）地球是静止的，也就是说，它既不围绕任何其他天体（比如太阳）运行，也不围绕自身轴线旋转；（3）月亮、其他行星和太阳围绕地球运行，大约每24小时运行一圈；（4）在月下区里，也就是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区域（包括地球本身），有四种基本元素，即土、水、气和火；（5）在月上区里，也就是月亮以外的区域，包括月亮、太阳、行星和恒星，物体由第五种基本元素“以太”构成；（6）每种基本元素都有一个基本性质，这一基本性质决定了元素的表现特征；（7）每种基本元素的基本性质都通过这一元素的运动趋势表现出来；（8）土元素有一种向宇宙中心运动的天然趋势（这就是为什么石头会直着掉下来，因为地球的中心也就是宇宙的中心）；（9）水元素也有一种向宇宙中心运动的天然趋势，但是这一趋势比土元素弱（这就是为什么当泥土和水混合后，两者都会向下运动，但最终水会留在泥土上面）；（10）气元素天然地向土和水以上、火以下的区域运动（这就是为什么当把气打入水中，气泡会从水下升起来）；（11）火元素有一种向远离宇宙中心的方向运动的天然趋势（这就是为什么火在空气中向上燃烧）；（12）组成行星和恒星等物体的元素以太，有一种进行完美的圆周运动的天然趋势（这就是为什么行星和恒星持续围绕地球，也就是围绕宇宙中心，做圆周运动）；（13）在月下区，一个运动的物体会自然趋于静止，原因要么是组成这一物体的元素到达了其在宇宙中的自然位置，要么是这些元素被其他东西（比如地球表面）阻止，不能继续向其在宇宙中的自然位置运动（其中第二个原因更加常见）；（14）一个静止的物体会保持静止，除非有一个运动来源（要么是自身运动，比如一个物体往自己在宇宙中的自然位置的运动，要么是外界的运动，比如我把钢笔从书桌这边推到另一边）。

的确，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尽管现在看来都是“错误的”。直到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开普勒体系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月球和行星的运行模式，伽利略通过望远镜得到进一步的证据，后来就有了牛顿的理论体系（《自然哲学的数学体系》）。仍然没有结束，爱因斯坦又提出相对论。是不是就完美无缺了？也许不一定。

事实上，经验事实与作为构建理论的“哲学性/概念事实”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德威特举了一个例子，办公桌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我们可以确切的感知它的存在。如果把它放到抽屉里，既看不到，也摸不到，但我们会认为这台电脑的存在。桌面上电脑是直接的、经过观察得来的证据，但抽屉里的电脑并非是直接的、经过观察得来的证据，而实际上是一种猜测。这种猜测源于我们生活世界的判断，那就是“组成这个世界的大部分物体是稳定的，即使在没有被观察到的时候，仍然保持存在”。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他接着问：神灵是否存在，肉体消失后精神是否还会存在？那更需要借助猜测，而不同的科学形态对这种猜测具有不同的认知方式。这种根据猜测获得的认识，通常称为“哲学性/概念性事实”。如亚里士多德时代的世界里，地球就是静止不动的，是世界的中心，太阳围绕地球转动。因此，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一方面基于经验性证据，一方面包含我们对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常识性认知。但这种认知，需要经过经验事实的进一步验证，才能获得它的准确性认知。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把“科学”（广义的，能够概括不同形态的）看成是人类对经验事实认识和理解的“思辨体系”，因为无论哪一种“科学”，都存在着对经验事实内在本质和变化规律的猜测，即思辨（哲学上指运用逻辑推导而进行纯理论、纯概念的思考）。

因此，我们仍然根据“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对不同时期的三种“科学”形态进行定义

（1）巫术（文化）：是人类走出“混沌”时，认识和理解经验事实并期望获得预期的一种超自然的思辨体系。我们在这里初步认定，它是“科学”的原始形态，或称之为“原始科学”。关于这一点如何确定，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相信并不影响整个概念体系的逻辑关系。

（2）自然哲学：是人类通过自然方式认识和理解经验事实，并期望获得预期结果（科学的应用）的一种的思辨体系。李约瑟将其称之为“中古科学”，我们称之为轴心时代的科学，即古代科学。显然，在李约瑟的洪大著作里，他没有严格区分科学与技术，可能是想象中的科技密不可分，但实际上古代的自然哲学与技术应用的关联性并不像现代这么密切，而是始终处在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后面的章节将进一步探讨）。

（3）（自然）科学：是人类通过实证方式认识和理解经验事实（发生机制）的一种客观化、规范化的思辨体系。这就是科学的现代形态，即Science，此处不做展开。

（4）技术：对科学而言，技术一方面是确立经验事实，分析发生机制，实现客观化、规范化的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不同形态的“科学”与技术构成一定（或紧密或松散）的融合关系。田松教授在“从太和殿的建造看经验、技术和科学的关系”（《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8期）一文中对技术的定义是：“技术是为达到特定目的而采用的有效手段和方法。它包括工具（包括人自身）和对工具的运用（技能、操作规则）”。并根据来源将技术简单地分为两类：“经验的技术”和“科学的技术”，以区分技术对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的依存关系（这里不做铺展，下面将进行专门探讨，见“古代科学靠什么理论支撑”）。

本文撰写过程中，我曾经的学生、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博士、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附属南方医院王维武教授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性意见：第一，从逻辑上来说，如果给出“现代科学”的定义，相当于承认还有“古代科学”，因此科学的定义应该具有层次性。那么，古代科学是“繁衍混合”的基础吗？从时间和空间上说，古代并没有比现代更好的繁衍混合的条件。例如古代人的迁徙、交通通讯能力有限，语言不通用，在那种情况下是如何发生了繁衍混合？而到了更具备繁衍混合的中世纪反而发生了“生殖隔离”？第二，如果认为古代没有科学，只有文化，而且这文化是现代科学的襁褓，那么文化何以能孕育科学？我们古老的易经、儒家思想也并没有衍生出自然科学对吧？

为了消解他的质疑，我又回到“李约瑟难题”上，即必须承认科学有现代与古代的区别（如上）。他对人类科学发展模式的认识也是值得推崇的，即原始型→中古型→近代（现代）型。就医学而言，也就是巫术医学→自然哲学医学→现代医学，这恰恰与我们撰写该书的宗旨一致。只不过，我对“古希腊科学”这个概念有不同看法，不能因为现代科学诞生于西方，就“母以子贵”与众不同了。显然，我们的视角与那些物理学出身的科学史家明显不同：现代医学对古希腊医学而言，可谓是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完成了真正的范式变迁。分道扬镳的标志是，孕育出一个多学科的基础医学体系，正是这个体系与整个生命科学一道，成就了现代科学的丰富多彩。不仅如此，还有两件事说明医学与现代科学诞生的血缘关系：

一是被誉为近代科学诞生标志的，是1543年的两部著作问世（人们认为这两部著作的出版是个分水岭）。一部是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改变了人类对“大宇宙（天体）”的认识，一部是维萨里的《人体构造》，改变了人类对“小宇宙”（人体）的看法。因为这种改变，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人类从轴心时代进入到科学时代。二是被视为化学原始形式的古代炼金术与中国的炼丹家，几乎都是医学高手，如中国的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还有阿拉伯的札比尔、拉泽等，并且为化学的演进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继而，被视为现代化学开创者的医药化学学派，正是以瑞士医生帕拉塞斯（P. A.Parracelsus，1493-1541）为首的一大批医生。他们以勇于同旧传统决裂的气概，以及注重实际、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使化学逐渐走出炼金术的困境，向着健康的道路迈进。因此，从医学的角度理解科学史，同样非常重要。

他的另一个意见也非常可取：科学，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的，应有两个基本内核：一是“解释”（explanation），即在现象与本质之间建立联系，且这种联系是testable的；二是“预测”（prediction），这个总结出来的规律可以在约定的条件下预测未发生的变化。由这样一系列解释和预测构成的知识体系就是科学。

那么，古代科学与现代科学的区别恰恰在于“解释”的可证实性（科学哲学对此有了进一步的剖析）与预测的准确性两个方面。这实际上是，采取何种态度和方法探讨“因果关系”的问题。

一般而言，科学的目标是确立“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技术是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数学和逻辑学以及实证方法仅仅是认识和理解自然（经验事实）的“技术”（工具和手段）。我的这种说法，恐难以获得认同，因为几乎所有科学大家（如爱因斯坦、笛卡尔）都认为数学是自然科学之母，圆周率、勾股弦、贝叶斯定理等都是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试图从现代科学分类来看，通常将其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和数学共五大门类。那么，就现代科学而言，思维科学、哲学和数学都涵盖其中，但就自然科学而言， 思维科学（包括逻辑学）、科学哲学和数学仍然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工具和手段，而不能体现在自然科学的理论框架之内。当然，我的这个想法是否说得过去，请相关专家教正！

3. 科学起源的“生物学假说”

迄今为止，科学史家都把古希腊文明看成是现代科学的源头，而又把文艺复兴时期看成是科学诞生的年代。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科学在轴心时代已经生根萌芽，却要被“上帝之手”搬来一块中世纪的大石头死死地压住，让它诞生在漫长的中世纪之后？如果科学的种子已经在轴心时代“着床”，为什么会在“黑暗的中世纪”停止发育，甚至出现倒退？

事实上，以直观猜测和哲学思辨为特征的古希腊哲学中，人类认识本性中的一对矛盾——经验概括与理论思维始终处于对立分裂的状态。只是到了近代，实验方法破经验之土而出，真正实现了两种传统的结合，感性经验真正地转化为理论分析和概念批判的对象，近代科学才作为人类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和知识形式诞生出来。尤其是伽利略的实验-数学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和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原则，成了近代科学产生的直接推动力。

前一章，我们在介绍人类起源的时候，提到一个“人种群时空点扩散”的观点，它可以引用到科学起源的研究中来。猿人是怎样变成现代人的，这应该是世界上最神奇的故事。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一直致力于追踪人及其最近源祖先在时空上的蛛丝马迹（图2-1)，比较它们在形态结构（包括脑容量）以及生活习性等方面的变化，主要的手段是比较解剖学、化石、放射性测年、分子钟甚至古DNA技术等。目前已达成的一般共识是：现代人类是从古猿演化而来的，更细节的区分为，南方古猿→能人（Homo habilis，距今约200万年）→直立人（Homo erectus，距今约150万年）→智人（Homo sapiens，距今约50万年）。智人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前身，而在之前的人类祖先从物种角度讲，只能是现代人的近亲。

图2-1  —个关于人种群时空点扩散的观点（引自Reed et al.2004)

那么，人类是怎样一步步从古猿走到“现代人”的？新的基因组测序是一个重要的工具。Science周刊评出的2010年十大科学进展之一就是“解读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几年前，来自哈佛医学院遗传系的Reich和来自德国人类进化马普研究所的Pääbo等在Nature周刊上撰文，报告了他们对一块“类人（human-like）”指骨进行核DNA（即细胞核22对常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中的DNA）测序的结果。这块指骨取自南西伯利亚（俄罗斯一地区）的丹尼索娃洞穴（Denisova Cave），约有40000年历史。根据对数据的分析，作者提出，除了尼安德特人（遗骨1856年发现于德国尼安德特河谷，约有50000年历史）与现代人的祖先发生过繁衍混合（通俗地说，就是性交之后能够产生受精卵）外，稍后很可能发生过丹尼索娃人与现代人祖先、尼安德特人的繁衍混合。

这里要引出两个概念：繁衍混合与生殖隔离。繁衍混合是人类逐渐进化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人类一步步有别于古猿的内在机制。但是另一方面，物种分化的关键又恰恰是确认生殖隔离（物种也是依此定义的），如果两个近缘物种之间在生殖上隔离开来（它们的基因库不再混合，通俗地说，即使发生了性交，也不能产生受精卵），就成为了不同的物种。因此，要研究人的进化历程，一方面要摸清人种之间的繁衍混合过程，还要知道一部分猿（人的祖先）是在何时、何地、因何与主体古猿种群出现生殖隔离的。这是更加困难的但是应该弄清的事情，也是人的起源研究缺乏突破性进展的原因。因为地球上被确认的物种有数百万种之多，但真正知道它们起源各种细节的却寥寥无几。

从南方古猿进化到现代人的过程，科学家还提出了一个“夏娃”理论。1963年，人们发现线粒体中也有DNA，但线粒体DNA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细胞核DNA。在外形上，线粒体DNA是双线环状，而不是线状；人体细胞中的线粒体DNA仅为16569个碱基对，一个人体中约有1016的线粒体DNA分子；线粒体DNA中基因为37个；在高等动物中，线粒体DNA的进化速度比细胞核DNA要快5～10倍；最重要的是，线粒体DNA的遗传方式十分独特，即严格的母系遗传。脊椎动物精子中的线粒体DNA不会进入受精卵，即使个别进入，也会很快分解。所以子代的线粒体DNA只来自母方，父方的线粒体DNA不会遗传给子代。

上世纪80年代，人们运用10多种限制性内切酶，确定了人类线粒体DNA的基本顺序（又称剑桥顺序）。人类的线粒体DNA共有441个限制性切点，其中63％个位点是恒定的；37％个位点则是可变的。此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威尔逊遗传小组研究了世界不同种族居民的线粒体DNA，他们发现全人类的线粒体DNA基本相同，差异很少，平均歧异率为0.32％左右，而线粒体DNA又是严格的母系遗传，因此从逻辑上说，现代世界各种族居民的线粒体DNA最终都是从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那儿遗传下来的。威尔逊小组通过追溯不同种族线粒体DNA的原型，确定了现代人类线粒体DNA的发展谱系。他们发现，现代人类的线粒体DNA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仅见于一些非洲人中，第二类则分布于包括其他非洲人在内的所有种族中。而第二类线粒体DNA的最终源头也在非洲人中。也就是说，现代人类的线粒体DNA均来自非洲的一位女性，她是人类各种族的共同祖先。

威尔逊等人说：“我们可以将这位幸运的女性称为夏娃，她的世系一直延续至今。”这一理论因此被称为“夏娃”理论。同时，在现代各种族中，非洲人之间的线粒体DNA的差异最大，这表明非洲人线粒体DNA中所积累的突变最多。非洲人是最古老的种族，从而也证明了非洲人是最早出现的现代人类。

威尔逊等人说，当时的非洲也许有几千个男女同“夏娃”生活在一起，但其他女性并没有生下女性后裔，所以她们的线粒体DNA谱系也就断绝了，只有“夏娃”的女性后裔代代繁衍，日益昌盛。威尔逊小组认为线粒体DNA的进化速度（核苷酸替换率）为每一百万年2％～4％，据此推算，这位人类的共同祖先“夏娃”应当生活在14万至19万年之前。大概在9万至18万年之前，她的一些后代离开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最终发展为现代世界各种族居民。

当“夏娃”的后代们（晚期智人）来到世界各地时，各地已有许多古人类在生息，如欧洲的尼人，中国的北京人等。威尔逊小组认为，“夏娃”的后代们（即现代人的祖先）来到世界各地后，并没有与当地土著的古人类繁衍混合，而是“完全取代了”他们。这是因为，如果现代人的祖先与土著古人类混合的话，那些古人类就会将自身的、与“夏娃”不同的线粒体DNA遗传下来，现代居民中也就会出现许多种线粒体DNA。可事实上，现代各种族居民的线粒体DNA是高度一致的，都来自同一个女性祖先“夏娃”，除此之外不存在着其它来源的线粒体DNA。据此推断，那些古人类都灭绝了，被现代人类的祖先完全取代了。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类不是从当地的古人类发展而来的，而是来自非洲。

虽然这个理论有很多缺陷，但结合繁衍混合与生殖隔离，对科学起源的假说构建有一定借鉴性。那就是：（1）科学的发生与不同文明的繁衍混合密切相关，它们经历过多少次的繁衍混合才逐步进化到今天的现代科学？（2）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自然条件等等对科学的繁衍混合都起到了正负反馈作用，但哪些因素才是繁衍混合过程中内在的基因整合？（3）轴心时代的贤哲们创造出五花八门的自然哲学，为什么仅仅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成为科学的源头？（4）在这个进化的历程中，其他文明中心为何在轴心时代繁衍混合之后，却陷入长期的缓慢发展，甚至停滞不前？是否与其他类人猿一样由于生殖隔离导致？（5）科学在文艺复兴后逐渐出现的加速度发展效应与哪些因素相关？这种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式的科学革命，与哪些观念与要素整合（繁衍混合）所致？（6）现代科学规范与轴心时代（包括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还能够发生理论融合（如“创造一个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吗？如何不能发生理论融合，是否已经产生了“生殖隔离”？（7）轴心时代各种自然哲学与工匠技术形成交融互动的，二者的互动效应如何？（8）虽然历史不可再现，但其他文明中心的自然哲学理论是否完全没有成为科学源头的可能性，它们与科学失之交臂是必然规律还是有一些偶然因素？（9）已经发生“生殖隔离”（科学哲学的“不可通约性”）的古代医学与现代医学能否跨过“表型遗传”（创造一个“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获得另一种形式的优势互补，甚至一体化进步？（10）过去多年，“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常常被人诟病，说成是“非马非驴的杂种医”是否意味着如同“虎狮兽”“狮虎兽”或“骡”、“马骡”一样，即使出现繁衍混合，最终却难以一种独立的物种进行传宗接代？

我们知道，虽然动物的种类繁多，但是胚胎的发育依然拥有相似的过程，能够分成受精、卵裂、桑葚胚、囊胚、原肠胚与器官形成等阶段。受精过程大致是：次级卵母细胞需发育至减数第二次分裂中期才具备受精能力。获能的精子与该时期的次级卵母细胞相遇后。发生顶体反应，释放出顶体酶，溶解卵丘细胞间的物质，形成一条通道。随后，与透明带接触，顶体酶在透明带中再次溶出一条孔道。精子通过顶体酶溶解出的两条通道与卵黄膜接触，立即发生透明带反应以妨碍其他精子通过透明带，这是防止多个精子进入卵细胞的第一道屏障。精子与卵黄膜接触后，被其表面大量的微绒毛抱合，随后，精子外膜与卵黄膜发生融合（利用了细胞膜的流动性这一特征），精子的尾脱落，细胞核进入卵细胞。精子入卵后，卵细胞随即发生卵黄膜封闭作用（是阻止多精受精的第二道屏障）并被激活进行减数第二次分裂，排出第二极体。同时发生的还有，精子的细胞核核膜破裂，重新形成一个更大的细胞核，称雄原核。减数第二次分裂后的卵细胞形成的细胞核，称雌原核（通常雄原核比雌原核大）。两原核相互靠近并彼此融合，最后则形成了一个二倍体（对人和大多数哺乳动物而言）合子，受精过程基本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受精过程是在输卵管中完成，虽然受精卵在输卵管中段时，胚胎发育就开始了（卵裂）。但受精卵一边进行有丝分裂，一边沿输卵管向子宫方向下行，经过2～3天到达子宫。那时的胚胎是由许多细胞构成的中空的小球体，称为胚泡。直到受精后约一周，胚泡植入增厚的子宫内股中，才称之为妊娠。此后，经历桑葚胚、囊胚、原肠胚与器官形成等一系列分化，才能够“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因此，我们认为：古希腊自然哲学（中古型科学）至多只是酝酿了能够成为“（现代）科学”的几个相关基因（其中也包括外来基因），而现代科学的繁衍混合（从交媾的受精卵形成）却发生在文艺复兴之后，然后经历三个多世纪的卵裂、桑葚胚、囊胚、原肠胚与器官形成等过程，现代自然科学直到十九世纪才脱颖而出，大放光彩。

结合我们对科学、技术的定义，再来看看丹皮尔W C对希腊文明的理解，毕达哥拉斯学派建立的数学理性、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逻辑理性和阿基米德开创的实验理性仅仅是促进科学孕育的几种工具（方法论）和手段，就自然科学而言，恰恰是这几种“技术基因”与“科学基因”的繁衍混合，才形成现代自然科学的“受精卵”。当然，还包括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经验主义，为其提供了自然哲学的方法论，也是现代自然科学形成“受精卵”的内在基因。而古希腊社会形成的自由研究的文化氛围，不过是促进科学孕育的外部环境。实际上，现代自然科学繁衍混合（交媾）的外在环境并不理想，因为它最初的受精、卵裂、桑葚胚、囊胚、原肠胚时期，恰恰是被天主教和新教看成是“异端邪说”的年代，所受打压岂可与“自由研究的文化氛围”同日而语？最后，我们发现，现代自然科学通过受精、分化（包括卵裂、桑葚胚、囊胚、原肠胚与器官形成过程），已经成长为一个有别于基因型的庞大表型，难怪中世纪的人们把它看成“怪物”了。

通过以上探讨，可以继续引出几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第一，如果接受原始型→中古型→近代（现代）型科学（或巫术医学→自然哲学医学→现代医学）这样的进化路径，那么本书则必须探讨“巫术医学”、“自然哲学医学”和“现代医学”等三个不同形态的医学的“繁衍混合”过程。第二，不同形态的医学之间是否就意味着“生殖隔离”，即它们已经变成医学的不同种属？当它们交汇在现代社会中，作为现代人如何理性看待这个问题？第三，作为不同的种属，现代医学与古代医学还有发生“繁衍混合”的可能性吗？如果可能，将以何种形式操作？如果不可能，二者的互补又应该如何操作，才能更好地服务人类的健康事业？

二、古代技术靠什么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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