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陆广莘老师逝世10周年的忌日，读到诸国本老师的文章“国医大师陆广莘在20世纪80年代——纪念陆广莘先生逝世10周年”，不由想起1980年代与陆老师的神交，以及1995年我作为青年理事参加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四届全国会员大会时见面的情景。那时候，他年届七旬仍然一头乌发（我专门问过，得到他的证实），让人惊诧不已。

那是1980年的暑假，我回家只住了几天就赶到学校，在图书馆的教师阅览室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不知是否偶然，我拿到余岩的《医学革命论》三卷就爱不释手，通读了一遍又一遍，还做了详细的一大本笔记。那时候真是年轻，图书馆的电扇对着吹也不会头痛、背疼；图书馆的老师也十分客气，因为一整个暑假没有什么人到那里读书。记得77药的一位姓钱的女生（家是华工的，颇有几分姿色）曾经“陪伴”了上十天，可能她也是想在假期读一些书，当然也让我读书之余更能够想入非非……

一年后，我写了“余岩及其《医学革命论》”一文，曾经冒昧地寄给了许多老师请教，其中包括陆广莘老师。他和阮文玮老师都是1979年12月广州自然辩证法研讨会上的风云人物。

这个会议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召开的，有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自然辩证法各界人士600人参加，会议就中西医能不能结合的问题进行了激烈地讨论和争鸣。面对明显而严重的意见分歧，经过认真地分析和思考，卫生部最后确定了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必须坚持的结论。此后，相继成立了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和创办了《中西医结合杂志》，确定了“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这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即三驾马车）的战略方针。

广西桂林医专的元文玮老师一直是我最怀念的人。我们从未谋面，却得到他许多无私的指导。我们之间通过很多次信，大多数都不在了，下面是他为这篇文章奔波的一封短信：

聂广同学：

前曾寄来论文两篇，托常青同志转医史杂志主编程之范教授。适程教授出国，结果拖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找到陆广莘教授予以审阅，提出了一些意见，想来对进一步研究问题是有益的。

在学业上，最重要的是锲而不舍。美国有人做过一个数千例的长达50年的追踪调查，证明最有成果的，既非天资如何也非条件如何，却是那些持之以恒的人。这是很有启发的，值得借鉴。

我即于7月初结业（他可能当时在一个进修班学习——今注），返回桂林医专，有什么问题商讨可写信到桂林。

                                     元文玮于1982年6月14日

下面是他附在信后的陆广莘老师关于“余岩及其《医学革命论》”的审稿意见：

1．对余岩这样的历史人物作出正确评价是有意义的。

2．知人论世，把历史人物放到当时具体环境中考察。不能凭他自己说的，而且只引用一些空头文字，没有涉及学术争论中的关键问题。

3．把那时对中医的歧视，说成“应该公允地看到，那是新科学潮流的冲击，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冲击的结果”。道古为了论今，为什么振兴中华的爱国就一定要废弃中医呢？例如：

1929年，他的提案是“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开展。”

1935年，他认为：“阴阳五行，三部九候之谬，足以废旧医之理论而有余；治病必求本，用药如用兵二语，足以废旧医之治疗而有余。”

这样的历史现象，能单用爱国解释得了吗？

4．对余岩的评价太高。把他说成：（1）突破了厚古薄今——事实上那个时候崇洋非古；（2）冲击了传统理论的稳态结构——不可能，他也冲击不了；（3）倡导了科学实验；（4）中药现代药理研究的开拓等，后两条要考证，不能只听他自己说的，要比较那时其他人做的工作。

5．说他比汇通派高明，他是受汇通派失败教训的结果，但又说，在余的声嘶力竭的呼喊中，中医界苏醒了，汇通的汇通，如张锡纯……，究竟是谁先谁后，谁因谁果？

6．说“从唐容川到张锡纯，同历代守旧派所共同之处，认为中医理论体系一点也动不得，其中西医能解释的即以为是，不能解释的留待将来慢慢解释。”文中意指什么才是不守旧的办法，是不是凡不能解释的就一律否定呢？

7．这本书收集的是1912年-1935年的文字，称为《医学革命论》，主旨在于用西医来革中医的命，他制止成立中医学校，阻挡成立中医国医馆，但是直到1935年他还是难以理解的，经过他竭力破坏的中医竟然是“近来迷信旧医之行为不但无知识社会为然，士大夫亦复如是，甚有身为科学医者，亦依医浮沉，不能据理自信。”（《中华医学杂志》）

8．哲学上有个“扬弃”的概念，黑格尔称之为既是克服又是保存，我国有个“发挥”的概念，发是发扬，挥是挥弃。发扬的本意指事物的发扬光大，不发扬的自然就挥弃了。它首先是找出积极的东西把它发扬和继承下来，不是先克服，剩下的保存下来。两种态度不同，前者是西方的，后者是中国的，哪个好些？余岩简单克服的批判的破坏的东西，并没有如他所愿。这个医学革命之所以行不通，就在于一眼先看消极面，而不是先吸收积极的，剩下的不管它。正如人吃饭菜，好的吸收了，所谓糟粕就是不吸收的剩下的，排出就是了。

9．本文所及实际上不仅仅是讨论余岩的那本书，是对那个时代为什么会造成中西医对立和歧视中医情况的历史分析。解剖这个典型是有意义的，但愿评述是在占有更丰富的资料基础上作出正确的结论，则对于当前的中西医结合是一裨益的。

                                            陆广莘于1982.5.15

记得当年，我请教的还有当时就读于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的78级研究生赵洪钧、胡乃长等，他们都给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下面是《中华医史杂志》编辑委员会的审稿意见：

你的来稿（编号0510）经我们研究，有以下几点建议，拟请考虑：

（1）提出的设想很好，但本文只作了些理论叙述，或只强调如何重要是不够的，这样的文章没有什么指导意义。最好以吴又可的学说或王清任的解剖为例，进行具体深入的剖析，得出观点或结论。修改后再决定刊用与否（另一篇文章的）。

（2）由胡乃长转来的“余岩及其《医学革命论》”一文经我们研究，同意原稿之所签署的意见。目前刊用是不合适的。希望今后继续蒐集资料，掌握充分的论证依据。现将来稿编号463退回。

（3）评余氏应考虑政治影响，不是纯医学问题，也不能只讨论医学理论。

（4）评余文必牵动近代医学史全局，此事颇复杂，应多掌握资料，才能全面，不然不堪一问。

                                                   1982.3.13

附诸国本：国医大师陆广莘在20世纪80年代——纪念陆广莘先生逝世10周年

中国中医药报官方号，2024年09月11日 20:02 北京

1979年，陆广莘作为北京医学院附属北京人民医院的一位工作了23年的资深中医，在广东广州召开的自然辩证法研讨会上，发表了中医基础理论《从根本上说是关于人的身心相关整体自稳调节》的论文，引起了中医界对中医理论问题的兴趣。当时，陆广莘正处于思想解放、泉思喷涌的状态。他谙通中医近代史，亲历过中西汇通、衷中参西、中医科学化，直至中西医并重的过程。1962年，他发表《王履医学思想的成就及其对明、清医学的影响》一文，在群英荟萃的北医医学殿堂崭露头角。改革开放早期，他的身影活跃于中医和自然哲学领域。

主管中心实验室和基础理论研究所业务工作

自然辩证法研讨会之前，即1978年9月，中央发布了关于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重要文件。全国中医队伍人心振奋，思想活跃，各种发展中医的意见建议纷至沓来。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处于中医事业改革开放的前沿，更是积极行动，谋划中医发展大计，首先准备调集人才，成立中医中心实验室，填补中医微观不足、实验不够的缺陷，用实证成果甩掉“中医不科学”的帽子。

1980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心实验室正式成立。在院长季钟朴领导下，召开了全国中医理论研究思路方法讨论会。与会专家一致建议在中心实验室基础上，积极筹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陆广莘作为北京医学院的中医专家，应邀参加了讨论会。他在发言中提出中医辨证诊断的“正虚、邪实、传变”三要素以及关于“证”的理论模型问题。随后，陆广莘被聘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中医学之道》，209页。以下引文，均见此书）

1983年初，陆广莘从北京医学院奉调中国中医研究院，任中心实验室副主任。1985年4月，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成立，陆广莘兼任研究所副所长。当时，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中心实验室和基础理论研究所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陆广莘主管两边的业务工作。

陆广莘走马上任，春风得意。他中医学徒出身，在北京医学院学习西医5年，又在医院从事中医临床23年。今日归队中医研究院，和施奠邦、唐由之等老同学朝夕共事，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中心实验室拉开序幕，他就提出立意要高，思路要宽，旁开一寸，更上一层的工作思路。他认为，作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中心实验室和基础理论研究所，不是简单地观察一个病种，实验几种中药，而必须站在宏观的、理论的高度设计研究课题。一要坚持中医理论，对千百年来在无数实践中提炼概括而成的中医理论成果，必须完整正确地把握它，并用以指导新的防治实践和科学实验；二是发展中医理论，不断用新的防治实践和科学实验成果，去充实发展中医理论。

探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和发展中医实验科学的路子

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中医“证”的模型，体现中医的实证性和科学性。因为从三十年代以来，西医辨病，中医辨证，已成共识。“证”的研究成为中医研究的中心内容（第209页）。中心实验室必须继续支持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集中力量寻找“证”的模型，以便通过实验动物模型，模拟中医临床“由因到证”和“从治到效”的过程，从证的病理表现认识正常生理功能（第196页）。于是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扩展为“肝血风（郁）瘀”和“脾津痰湿”两大课题系列。从肝为将军之官与防卫适应功能，脾为后天之本与稳态屏障功能，创立大小动物模型，探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和发展中医实验科学的路子（第10页）。

其一，开展“肝为将军之官”的功能模型研究。首先摒弃“中毒性肝炎”的模型和思路，以“肝藏血，主疏泄，喜条达”的生理功能为基础，相应地建立肝郁证的辨证标准，创制“怒伤肝”的情绪应激性实验动物模型，上连情志因素所致的肝郁，下连血凝机制变化的血瘀。课题组应用了国内外较先进的实验技术，如交感特异通路电生理技术、血管内皮细胞离体培养技术等，进行多学科、多层次的系统观测和综合研究（第202页），最后应用柴胡疏肝散观察疏肝理气方药对血瘀证的治疗作用。经过全过程、多学科的观察，实验结果初步证明了理论前提的假设。1990年1月，陆广莘在鉴定会上作了“肝郁气滞血瘀的临床和实验研究”的工作汇报。

其二，建立“脾为后天之本”的功能模型。最初曾以大鼠为实验对象，利用大黄致泻制造“脾气虚”模型，研究结果在1982年广州虚证会上作了交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有人认为大鼠离人体较远，大黄致泻属生化乏源，又是急性过程，很难说这个动物模型就是脾气虚证。

鉴于上述意见，陆广莘听取北京医学院著名教授谢少文、周金黄的建议，向中兽医学专家请教。因为中医学与中兽医学渊源相同，辨证方法一致，处方用药规律无异，常用中药有97.4%是人兽通用的。经向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中兽医系教授于船学习，知道马属动物驴在饲养上和役使不当情况下，不少驴出现“脾气虚”的病例，且应用健脾益气汤治疗有效（第197~198页）。

于是从1984年起，在北京农业大学中兽医系老师指导下，中心实验室制定了周密的科研方案，先后用两批驴做实验。第一批驴22头，第二批驴16头，雄性，年龄2~4岁（第193页）。据中兽医提供的经验，驴患“结症”机会多，对承气汤等攻下耐受性强。第一批实验试用大承气汤，适值数九隆冬，北京地区天寒地冻，大剂苦寒致泻，少数驴衰竭而死，存活者也不显示气阴两虚。且造模仅10天，仍属急性实验，不符合要求。第二步去芒硝，为小承气，虽未见死亡，仍见有暴泻者。为避免致泻的生化乏源，第三步减大黄量，为厚朴三物汤，取其破气苦降以耗气和逆脾气主升之性，造模延长至6周；同时加用饥饱失节因素（第198页）。可以想象，在北京天寒地冻季节，陆广莘带领中心实验室的专业人员，守候在30多头大牲口旁边，兢兢业业地观察实验进程，调试治疗方药，奔忙于研究院和农大之间，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苦干实干的精神风貌。

实验方案设置了对照组。对照组的驴，给予正常饲料，灌等量温水。为了使实验方法接近于中医临床，课题组拟定了驴的“脾气虚”证的辨证指标：（1）食量减少（纳呆）；（2）体重下降；（3）肚臁变深（消瘦）；（4）挽力、尾力、四肢力下降（怠惰无力）；（5）大便粗糙稀软；（6）口色变淡（唇舌淡）；（7）毛粗乱无华（毛发不荣）；（8）脉虚。这八项宏观指标中，除体重和食量单独计算比较外，其余六项，每项按0~2作三级评分，总分大于10分者判断为脾气虚证。实验结果，第一批为11.04分±0.56（对照组为2.60分±0.99），第二批为12.38分±0.26（对照组为2.55分±0.25）。两组对照，均有显著性差异。治疗反证，用健脾益气加四君子汤，即炙黄芪、党参、炒白术、茯苓、炙甘草，共5味中药，按2∶2∶2∶2∶1比例为散剂，驴模型按每公斤体重1.5克之剂量隔日稀释灌饲，同时恢复正常饮食。对照组只灌等量温水。全程3周，实验动物全面恢复健康。马属动物驴的“脾气虚”证，用加味四君子汤治疗有效，验证了补脾疗法的有效性。

在造模实验中，陆广莘的“中学西”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北医学习时，一直是班上的化学课课代表，有机化学、生物化学都学得不错。如今，他对实验中驴的生理、病理、机能变化、生化反应都“心知其意”，中西汇通，思路清晰，表述得有板有眼，头头是道。

1988年10月，陆广莘代表课题组发表了《马属动物驴“脾气虚”证的实验研究》的结题论文。1990年底，“肝郁气滞血瘀的临床和实验”课题也结题并通过鉴定。两个实验动物造模的课题论文，使中医大开眼界，使西医频频点头。

陆广莘对“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亦有全面深刻的思考。1987年，全国中医学术发展战略会议在四川成都召开，会议上陆广莘提出了“对中医学术及其发展战略的系统思考”，认为“增强宏观思维，发展主体意识，是一个民族、一门科学希望的标志。‘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第一步要求把中医和西医放在同等重要地位，把中医的辨证和西医的辨病的诊疗思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即恢复中医学术的主体地位，然后才能提高发展中医学的主体性能力。”（第184页）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一晃40年过去了。今年9月13日，是陆广莘先生逝世10周年。遥望他远去的背影，捧读他写的《中医学之道》，从生生之道到生命科学，从生物医学到生态医学，从疾病医学到健康医学，从拮抗医学到动员医学。他放眼世界，学贯中西，端本澄源，卓然自立。他以毕生精力，究天人之际，通健病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是中医临床家，又是中医理论家。他是哲学领域的医学家，又是医学领域的哲学家。他在弥留之际，紧握住我的手，多少未尽的话语，飘落在萧瑟的秋风之中。

今天，我拾起故乡的一片黄叶，写成这粗浅的文字，在远离天国的地方，寄献于先生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