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中医教育受难略史

来源：《中医教育》1982创刊号29页

有中医教育则中医兴，无中医教育则中医亡。愈至近代晚期，中医教育的重要性愈突出。然而，近代反动政府一代比一代歧视中医。最要害的反中医政策就是不承认、不支持，甚或强令解散中医教育事业。近代中医界为争得办教育的权力，从清末到解放，斗争了半个世纪，经历了艰难的历程。中医前辈边斗争、边认识、边实践，一面团结中医界，同反动政府的歧视政策，以及社会生的废止中医思想做斗争，一面努力吸取近代科学和教育学知识，以求与全新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由于他们的努力，近代中医教育一度发展。但是，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极尽摧残之能事，中医教育濒临灭绝之境地。

（一）清政府漠视中医教育

　　清末的实权派——洋务派曾开办少数洋式学校。1871年，同文馆开设医科^（1）中西医并授。但只收极少数贵族子弟，而且办办停停，20多年中既未培养出中医，也未培养出西医。1900年，同文馆医科归入京师大学堂。1907年又全部撤销，把学生送往日本留学。故洋务派是丝毫不重视中医教育的。端方等试办的“南洋中西医学堂”也迅速停办，毫无成就。这时，皇家太医院的教习厅也日趋衰落。1908年，太医院医官全部革职，贵族式的中医教育也一蹶不起。

　　 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过“采中西理法，选聪慧之童，开一学堂。”^（2）但在百日维新期间，他们仅奏准大学堂里设一个医学堂，结果是一纸空文。

　　辛丑后的“新政”是洋务派主持的。1903年，“奏定大学堂章程”中，规定医科设29门课程，中医仅居其一。药科设17门课程，中药仅居其一。这就是他们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时只有民间少数有识之中医关心中医教育。1885年，福建曾出现过一个过渡状态的中医学校^（3），因无政府支持，不久停办。1904年，何廉臣提出：“今日中医开智，莫若仿欧美治科学之法，先编订教科书”^（4）。1906年周雪樵提出；“今之言改良医学者，莫不知注重学堂矣。然医学堂有元素焉，则教员、宗旨、课本是也。.……课本之编，殆非易事。”^（5）他们的意见根本得不到统治者的重视。笔者统计，辛丑之后民办的中医学校约10家，但没有一家续办到辛亥之后。

（二）北洋政府拒中医于教育门外

民国元年7月，北洋政府举行临时教育会议。随后，各种学校令陆续在一年内颁布，唯独不提中医。这就是近代史上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从此，中医教育的合法权力被正式否定，中医灭亡的危急已很明显。1914年，教育总长汪大燮更扬言要废止中医。于是，以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为首动员舆论，坚决反对。该会成员余德勋、包识生等人组织“全国医药救亡请愿团”晋京请愿，主要是要求将中医列入教育系统。但北洋教育部根本不理睬。北洋国务院则以：“岐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6）等话强词夺理，坚持不承认中医教育的合法权。结果，北洋时代民间办的中医学校只有少数能在内务部备案。而且其课程设置必须接近当时的西医专科学校。

1925年，中医界再次争取社会舆论，力求加入学系。当年7至8月，中毕教育改进社开会于山西。9至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开会于长沙。两会都通过了中医界的提案。其中最重要者为“请教育部明定中医课程并列入医学规程案”。案中大呼：“教育部学校课程有西医而无中医，致令办此项学校者无矩矱可遵，往此项学校者无学位可望，是不啻以法律限制学术，为自灭文化之政策。故欲振兴中医非办学校不可，非明定课程不可。”^（7）然而该年11月，由章士钊主持的教育部部务会议仅以“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8）数字将此案否定。这时，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等把中医界的正当要求说成是“本井蛙之见，挟门户之私”^（9）与西医抗衡。他们的反中医宣传也是这次中医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南京政府变本加厉摧残中医教育

1928年5月，南京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支持中医教育的提案不能提交大会讨论。同时，主废中医的人物汪企张却在会上提出废止中医案。此案成为余云岫等人废止中医案的先声。

　　1929年2月，南京政府第一届全国卫生委员会一举通过了废止中医案。此案内容三条，第二条即为“禁止旧医学校”^（10）。余云岫同时还向教育部提出：“请明令禁止旧医学校案”^（11）。

　　废止中医案一出，中医界立即通电全国坚决反对。该年3月17日，中医界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于上海。会议结束后，立即派代表向南京政府，及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请愿。然而，代表们一散，南京教育部、卫生部迅速通令中医一律不得称学校。于是，1929年12月中医界又召集更大规模的“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会后各省均推举代表组成请愿团向南京政府请愿。这时，身兼教育部长的蒋介石大耍两面派手段。他以文官处的名义答复代表们撤销教育部、卫生部的通令。但代表们一走，又转而支持教育部、卫生部的立场。中医界的这次大请愿又一事无成。

　　1931年中央国医馆的成立，是南京政府平息中医界反对浪潮的权宜之计。该馆仍然不准中医称学校，遭到中医界的坚决抵制。至1934年，各地的中医学校才在中央国医馆立案。但这种立案并无法律效力。因国医馆本身就不是行政机构。

　　1936年，南京政府被迫公布了“中医条例”。但是，仍然迟迟不承认中医学校的合法权力。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政府西窜。直至1938年，因中医界不懈的斗争，偏安于重庆的国民党逃亡政府才承认了一个“中医专科学校暂行通则”^（12）。这个通则实际上是使中医教育西医化的通则，而且仍没有法律效力。况且，这时大片国土迅速沦丧，战前中医教育活跃的江浙、两湖、广东、北平等地已经陷落，大部分中医学校关闭，这种通则已毫无意义了。

　　抗战胜利后，中医界仍希望南京政府实现其战前的部分诺言。谁知这时国民党政府的反中医政策更超过战前。在中医教育方面尤其反动。他们首先从上海开刀，坚决消灭中医学校。当时上海三个中医学校：上海中医学校、中国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均处于战后恢复状态。南京教育部于1946年底即命令上海中医学校和新中国医学院关闭。同时，又在三校间制造矛盾。最后，三校均在1948年被强迫解散。于是，近代中医教育的发源地和中心上海，在解放前夕竟成了中医教育的空白！

　　从1946年到1948年，著名中医激前家、钱令阳、丁仲英、张赞臣、蒋文芳、程迪仁、丁洛万、朱小南、朱鹤年、程门雪、严苍山、章次公等人，曾组织中医界竭尽全力，同国民党政府摧残中医教育的反动政策作斗争，终遭失败。1948年5月，中医界还组织了绝食请愿，亦无补于事。上述名人还有健在者，他们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消灭中医教育的政策应该是记亿犹新的。

　　近代中医毫无地位，笔者遍查近代各种年鉴及官方资料，完全没有关于中医教育的统计资料。故研究近代中医教育十分困难。解放前，历届政府都没有给中医教育出一分钱。解放后，党和政府确立了符合人民利益的中医政策。从1956年开始，人民政府更大量投资创办中医教育。中医教育只有在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获得了新生。近年确立的“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中西医长期并存”的方针，给中医教育事业开劈了美好的前景。抚今思昔，笔者深信，从事中医教育的同志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为实现中医教育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注释

（1）参见舒新城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2）梁启超：饮冰室文集1928年版卷四医学善会叙

（3）参见林乾良：我国近代早期的中医学校中华医史杂志1980年第二期

（4）越医何廉臣明经论中医急宜开民智，医学报第十六期1904年12月

（5）周雪樵：论宜编辑医书，医学报第五十四期1906年7月。

（6）陇西布衣：上海七个中医校的教程及兴亡，医界春秋第二十期1928年2月。

（7）请教育部明定中医课程并列入医学规程案，中华医学杂志1925年11月第六期。

（8）关于请求中医加入学校系统消息四则教育部部务会议，中华医学杂志1926年1月第一期。

（9）上海医师公会致中华医学会书，中华医学杂志1926年1月第一期。

（10）中央卫生委员会议议决《废止中医案》原文，医界春秋第三十四期1929年4月。

（11）同上

（12）中医专科学校暂行通则草案，复兴中医第一卷第一期194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