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说器物有尺寸，意味着用合适的尺件量测恰当的部位，所得结果规整，据此可以确定尺度——寸长为这些长度厘米数据的公因子。另一方面，知道尺长如 周尺21.5 cm 就能判断青铜器的“恰当部位”，有助于理解器物的设计思路和制作过程。

1   宝鸡东偏北的扶风县“庄白大队占陈村下中农陈志坚同志于1960年年割草时发现”了19件铜器[1]，其中四件“散伯车父”圆鼎同铭，想来随周室东迁之前窖藏地下。散是周朝统辖的小国，在今陕西宝鸡西南，即《水经·渭水注》中大散关之散；伯是爵位，车父是字；周初辅佐文王的五臣之一散宜生或是其祖先。鼎甲和鼎乙的铭文照片，“隹、初、姞和寶”字体的正反不同，鼎甲“孙”未写重文符号。

文[1] 有精确到0.5 cm的腹围数据，因腹部没有纹饰而可换算为腹径，如鼎甲腹围135 cm 则腹径42.97 cm 即二尺；文[2]有腹深，两文给出的口径和通耳高相同，精确到0.1 cm；照片和线条图都是从文[2]复制。四件铜鼎的口径、腹径和通高大致相同，而腹深约为其半。作为系列器物应该有一个标志性尺寸。下面基于文[2] 的线条图略作分析。

[1]  史言. 扶风庄白大队出土的一批西周铜器. 文物, 1972,(6):30-35

[2]  曹玮. 周原出土青铜器．巴蜀书社，2005. 158-173 

原始长度数据计16个，依一寸为2.15 cm 换算为寸值，蓝色的4个数据与整寸偏小0.05 寸即欠1 mm之内；注意到半寸也可以成为设计值，鼎乙的4个尺寸以及鼎丙口径也大致规整。与整（半）寸偏差大于3 mm 有三个数据。

 将鼎甲的线条图调整比例至高度21.95 cm，即A4 页面图上1 cm 相当于 一寸，图上口径长度与尺寸相符，口内径一尺八寸、耳高和宽五寸半等都是准确的。不过，图上腹径明显偏小，想来是制图时疏忽(鼎乙、丙线条图准确)；文[2] 中给出的鼎甲腹深21.8 cm 即一尺过3 mm，而图上腹内深一尺整，其间差异也难以深究。

从线条图可以确认鼎乙、丙、丁的口内径为一尺六寸、一尺二寸和一尺半寸。散伯车父鼎想来该是五件，窖藏中缺失口内径一尺四寸的圆鼎，或许东迁时携带至成周。

鼎丁的腹内径是准确的一尺一寸，其腹深和通高都尺寸准确；而鼎丙腹内径设计值为一尺二寸半，但实际值偏小 2~3 mm，其通高偏差也达到2.5 mm。

范铸青铜容器或许先制作内芯，贴泥片成模再翻制外范，腹内径取整属于正常；当然，有意使内芯尺寸偏小而腹外径取整并没有任何难度。器物成形后青铜冷缩当然也要考虑。

2  上海博物馆“每月一珍” 有重201.5 kg大克鼎的详细数据，因形体较大而部分构件的尺寸控制略差。腹深43.0 cm二尺整。口外径在两耳处为75.0 cm，其他三个方向75.4~75.6 cm，口外径设计值为三尺五寸(75.25 cm )；口缘宽3.8~4.5cm，设计值或为二寸(4.3 cm)，即口内径设计值为三尺一寸(66.65 cm )。请注意，泥范受力会变形乃至稍有位移，而青铜成形会冷缩，冶师想来会预作修正，但准确性不得而知；此外，测量数据以及尺长的偏差也可能达到0.5 mm 。

口缘厚3.1~3.8 cm，两耳高23.0和23.1 cm。注意到口缘最厚在耳部，而主体厚度为一寸半( 3.23 cm )；耳高与口缘厚度为(23.0+3.8) cm ，即一尺二寸半(26.88 cm)；耳厚最薄处6.3、6.4 cm，即三寸(6.45cm)；耳宽26.2、26.4 cm 或内侧宽一尺二寸(25.80 cm)，耳孔底宽四寸半、高六寸半是准确的。

最大横截面处的四个方向腹径为74.4~74.9 cm，而腹壁最厚1.4、最薄0.5 cm；腹内径设计值为三尺四寸(73.1 cm)。其他部位不再分析。

3   铜鼎的口内径是控制尺寸，而口外径与口沿宽度相关，未必能够取整。如毛公鼎铭文32行499字是迄今出土青铜器之最，通高53.8、腹深27.2、口径47.9 cm，重34.5kg：通高二尺五寸过0.5 mm，腹深一尺二寸半过3.2 mm，口外径不整(22.28 寸)；从下图测算口内径是准确的二尺，偏差不会超过2 mm。

 大盂鼎铭文291字，高101.9、口径77.8 cm，重153.5 kg。高四尺七寸半欠2 mm，口径36.19 寸不整。图上测算，口内径三尺三寸，腹外径三尺九寸。

此前已经讨论青铜盘30件以上，同样以内径为标志尺寸，但部分铜盘的口外径也能取整。如同为庄白窖藏出土的西周史墙盘，通高16.2 cm 七寸半过0.7 mm，口径47.3 cm 二尺二寸整，深8.6 cm 四寸整；从图上容易确定口内径二尺一寸。 器物精美则尺寸严谨。

4   尽管不能测量实物，但西周青铜器“有尺寸设计且寸长为2.15 cm”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