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当我们指出别人的错误时，很少有人能够做到闻过则喜；听到批评意见，人们的一般反应是辩解和对抗。当然，换成别人指出我们的错误，我们听到批评意见，情况大概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被人指出错误或批评，意味着自己不对、自己异常、自己糊涂、自己愚蠢，而人们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正常的、明理的、聪明的，从而，被指正或批评，实际是直接威胁到了自己的人格，特别是自尊，所以，个体会自动地、强烈地进行反击，以维护人格与自尊。

在维护自己正确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执迷不悟，知错不改，特别是当人们在错误事件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时，尤其如此。这种现象，是美国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研究过的。

话说20世纪50年代，美国密歇根州有个名叫基奇的中年妇女，声称自己接到外层空间的信息，说世界末日会在某个特定时间到来。届时，上帝会派一架飞碟来地球营救。要想得到营救，需要参加她创办的一个团体。虽然基奇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但是，她的团体还是吸引了不少成员。费斯廷格为了研究，和几个助手参加了这个团体。

到了基奇预言的世界末日那天，什么也没有发生。基奇重新预言了世界末日的日期。但是，到了修正的日期，仍然什么也没有发生。基奇的预言不是失败一次而是失败两次。面对预言失败，基奇及其成员会承认自己错了吗？

有的成员可能意识到自己错了，他们离开了这个团体。然而，还有更多的成员却不是这样，他们对自己信念的信奉程度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他们不再低调，而是开始向公众发表谈话和散发传单，辩称世界末日之所以没来，是他们祈祷的结果——反正就是有世界末日，反正自己就是对的。

费斯廷格通过检查记录发现，这些现在依然深信世界末日的成员，在世界末日危机之前并没有表现得比那些现在离开的成员更虔诚、更积极。这种情形表明，即使头脑完全清醒的人，就是最清楚的证据显示一个牢固的信念是错误的，他们还要坚持这个信念。也就是说，一个信念不仅能在这样的证伪之后存留下来，而且还显得在证伪之后变得更强了。

上述研究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面对确凿的证据表明自己错了，还有那样的世界末日团体成员坚信自己是对的，这不是顽固的知错不改吗？并且，这些知错不改的人，在其他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即他们是正常的普通人。

其实，社会上存在诸多类似的情形。人们一旦在某项活动中投入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当事实已经表明投入这项活动是没有意义的时，人们就陷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现在承认自己错了，意味着自己过去是愚蠢的；为了表明自己不是愚蠢的，现在必须坚持自己的行为和观念——虽然，这种行为和观念是明显错误的。

尤其不妙的是，当人们处于这种状态时，倾向于做出的不是积极改变自己的错误行为和观念，而是极力寻找能够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依据——有现成的依据，可以直接使用或曲解之后使用；没有依据，人们还会杜撰或臆想依据（此即歪理邪说）——从而变得愈加知错不改。由此可见，人们误入歧途是多么可悲、可怜、可叹的事情。因此，家长、教师以及社会积极引导，不使孩子、学生、其他社会成员踏上歧途是多么重要！

当然，我们也可以由此获得教育教学上的启示，别开生面地解决现实问题。例如，面对犯错的学生，可以不用指出他们错在哪里——如前所述，指出他们的错误，引发的直接反应是辩解和对抗——只须要求他们自己做出承认错误的行为，这将足以让他们认识到错误、体验到错误，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承认错误行为本身的正确，就会自动地、深刻地查找自己的错误。这不比教师愤怒地教导、学生难堪地接受要好得多吗？同时，承认错误之后，这种状态本身也可使犯错的学生得以解脱。所以，那种教师关注错误，或不断论证学生错了的批评教育，那种往往适得其反的批评教育，其实可以考虑改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