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年回眸心坦然

                                    籍利平

我是1986年7月1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今天迎来了入党30周年的日子。提交入党申请书时的激动和渴望，怀揣组织介绍信去西北、去河北、去北京报到的憧憬和忐忑仍然记忆犹新。时光如梭，卅年回首，我心坦然！

三十年前，满头青丝、吱吱冒油；三十年后，头发、胡子、眉毛皆被秋霜染。时光是无情的，也是有情的。无情的是，改变了我的外貌和体态；有情的是，三十年来我遇见过许多党内外人士，他们的学识、言语和行为令我钦佩，让我奋发。

从即将走出大学之门奔赴西北“立下愚公志 开拓青海省”的弱冠学子，到年过五旬、半袖清风（夏季）的“知天命”者。从中原到西北、从西北到河北、从河北到北京，学习和工作岗位不断变更，只有身份是永恒不变的，我一直是普通的共产党员。

                         一次大胆尝试

记得我大学毕业不久，就曾经向《红旗》杂志投稿，题目为《论高等院校的政治工作亟待加强》。这篇字迹歪歪扭扭的手写稿大约五千字，被杂志社退回我工作的连队后，指导员拆看了。他只是肯定我“有一定的文字组织能力”，对我的观点没有进行评价。也许是观点不太成熟？也许是论文写得不太规范，和散文比较接近？总之，这次写作仅仅是个尝试，虽然以后投稿无数次，直接阐述类似观点的文章再也没有胆量写了。我不过是在军校读了四年大学，高校政治工作这个题目我难以驾驭。起初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大题目也敢写；现在想来，的确是太幼稚了。要说收获，那就是笔耕墨种五千言文章时的兴奋和信心。

                        两个入党介绍人

三十年来，我一直比较羞愧。无论如何努力，我都赶不上入党介绍人的政治和专业成绩啦！我的两个入党介绍人，一个姓金、籍贯为河南；另一个姓于、籍贯为河北。我和于在一个宿舍里待过两年多，在内务卫生、专业学习、为人处世方面，他可没有少帮助我。当下，他们一个在河南，另一个在北京。政治上的早熟，让他们在离开大学之后，分别取得了不同凡响的进步。

1993年冬，入党介绍人于海涛来京赶考（研究生），我们曾经聊天到了后半夜。这个同样在西北军营奋战了两千多个日夜的“绿衣书生”，如愿被军事科学院录取了。毕业后，他留院成为专职“研究员”。起初，有人羡慕他那么年轻就达到了“教授级”，他解释说，我们这里研究员是职务、不是职称。现在，他当然不仅是职务研究员，也是职称研究员。

2012年秋天，我们在北京顺义短暂聚会过。我的另一个入党介绍人——金红晓同学从河南赶来了，简短的几句问候，会场上的幽默话语，都让我感受到——青年时期的班级短跑冠军仍然充满了活力，他的嗓音依然那样洪亮、富有磁性和感染力。

                         四地度过预备期  

我的预备期是在郑州军校、西北军营、河北老家和北京昌平度过的。时间是1986年7月到1987年7月。预备期的第一周，是在郑州度过的。当时已经知道自己要去西北军营工作，一直在忐忑地期待着出发，到陌生的地方去、到没有一个熟人的地方去。

讨论我转正的支部大会，是1987年7月18日召开的，同志们真诚地指出我的缺点是“不敢大胆管理部队”。我虚心接受了。可惜，大概是和性格有关吧，三年后队长提醒我要注意提高带兵能力时，我仍然没有多少改观。我一直把自己定位为技术干部，在带兵或者管理方面不够上心，甚至到2002年在河北丰润参加司令部管理局管理干部短期培训班之后，仍然效果不明显。最终离开部队，与此大有关联。

1987年4月初，我被安排去北京昌平参加培训。侦察科尹科长很照顾我，让我提前出发——先回老家看看。春分刚过，我还赶上了一次为家里的承包地浇水。大约住了一个星期，我就赶到了北京昌平的龙山，那里有个学校——乡镇企业学院。龙山是很有来历的一座小山丘，当地人说元朝的水利专家郭守敬曾经在这里驻扎过，修过水渠。

一个多月的学习，紧张而且愉快。白天培训，晚上一起欣赏电视连续剧《三口之家》，当时还流行看录像带。

那时，只休星期天。举办培训班的某部情报部，还曾经组织学员去中南海游览，去游览正在修建中的大观园。我至今还保留着1987年夏天的中南海门票。

龙山距离县城大约八华里。我曾经步行到邮局，挂号邮寄写满三页信纸的思想汇报。5月份归队后，得到了党支部邹书记的肯定，说我组织观念比较强。

两个月后，我按期转正。

                            四任支部委员

转正当年年底，支部改选，我被选为支部委员。支部分工是，我负责宣传。我的第一次支部委员任期接近四年半（1987年至1992年），直到我调离西北。1992年4月，离开西北的头一天上午，组里的两个战士把我送到了西宁火车站。行李不多，一卷被褥、一箱子书籍。出发的当日，已经扎根西北的老一代垦荒人（同村、同姓氏）到月台上送行，他是五十年代来到西北的。

第二次担任支部委员，是调动到某测绘大队二队之后。当年年底支部改选，我再次担任所在支部的宣传委员（1992至1996年）。

第三次担任所在支部的支部委员是转业进入研究院之后。2004年10月，我所在的二级单位党员不多，和另一个二级单位组成了联合党支部。这个支部的全名很长，叫做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研究所（房山人卫站）地理空间信息工程国家测绘局重点实验室联合党支部，简称大地所与重点实验室联合党支部。我参与了这个支部的组建工作，被选举为支部委员。2005年冬天，我曾经把担任一年多组织委员的心得体会整理成了三千字的文章，可惜没有被期刊采用（文见：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55-13916.html ）。联合党支部发展了多名党员之后，变成了两个独立的党支部。我开始担任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研究所支部的组织委员。

2012年上半年，我辞去了组织委员职务，接任的是年轻的党员。至此，我连续担任两个支部的组织委员接近八年（2004年至2012年）。

担任组织委员期间，曾经步行去附近的十一学校取回发展对象家属的函调材料；曾经面对过闹情绪的发展对象，他认为组织的培养时间太长了；曾经多次故意和一位入党积极分子乘坐同一趟地铁回家，为的是在十余分钟的行程中和这个科研骨干交谈，了解她的思想状况。当一位博士入党积极分子多次提交联系工作实际的思想汇报时，我真得被他的积极和热情感动了。我曾经向在国外进修的在读研究生写电子邮件，提醒他别忘了交党费；他答复说请某同学代缴党费；我支部曾经特事特办，为一位执行援外人物的预备党员，按期转正。并且提醒他，回国后在转正申请上补签姓名。这个预备党员，曾经用聊天工具口头汇报思想，也用电子邮件发送了转正申请。

在四次担任支部委员的过程中，受到了许多党员的大力支持，比如有的党员看到支部活动经费不足，就积极协调资金弥补缺口；也听到过个别党员在交党费时说风凉话；得到过真心的理解，也受到过一些误解；不过，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了。

                             三个热心党员

1988年8月初，兵种司令部情报部的齐俊林参谋，奉命到我所在的测计队拍摄教学录像片。我既是《快速导线测量》里的主要观测员，也是《基层连队正规化建设》的辅助拍摄人员和群众演员。当我举起那枚千瓦功率的强光灯时，新奇和兴奋的感觉油然而生。记得8月15日关机后，连队会餐。大家轮流向海量的山东大汉齐参谋敬酒。齐参谋曾经客观地评价了我的现状，还劝了我两句，大意是：一要有长远打算；二是个人问题不要操之过急。齐参谋的第一句话，我几乎始终没有做到，总是走一步算一步；第二句话，是真的听进去了。齐参谋的劝说，让我安下心来，在西北军营踏踏实实做了近六年技术员。四年后，我调入北京工作，有幸成为已经担任副大队长的齐俊林的下属；时光又流逝了三年，我才在三十周岁时解决个人问题。

1992年6月4日的雷阵雨中，我和大队总工程师崔敬佩聊天。崔总直接告诫我，不要学个别党员，专业不行还瞎吹牛；“重力外业不难，考虑到你的基础还好，就把你安排到重力中队了。”“熊工是大队的第一个在职研究生，他去学院读一年基础课，再回单位搞课题。你可以先打打基础，再考。你们年轻，有机会就该抓住。学校那点儿东西，早赶不上用了。将来搬到了北京，集中了，咱们的资料室也可以搞一些科研项目，跟实际作业比较密切的。”崔总比我大十岁，后来成为我攻读工程硕士学位的单位导师。1992年年底，测绘大队从河北丰润搬迁到了北京市海淀区。近日翻看当年被阵雨打湿过的日记，我禁不住万千感慨。

1994年夏天，丧母百余日、情绪极度低落的我“起不来床了”。曹医生、大队长都来询问后，崔总隔着蚊帐问：怎么？挺不住啦？北方汉子！说来也怪，两次“亲切关怀”不抵这一次正话反说。当时，我肩负的选点和埋石任务已经完成；中队暂时没有新的任务，战士们就像唐僧肉一样被瓜分了。我当了大约两个月的光杆司令。我重新“组建”、率领自己的中队，进入了山林作业，已经是秋天的事情。从其他单位调配来一个排长、两个战士，加上我们的七个人组成了十人小分队，奔赴“红土地”地区作业。作业一直持续到了当年十二月月底。

1997年秋，我从外业队调入计算资料室；在1999年至2002年之间写出了十余篇和实际作业关系密切的技术文章，其中一篇就是从实验报告脱胎而成的。崔总工不仅是热心的老党员，也很有学术预见能力。聊天时，他也传授过论文写作经验。

我的学术进展，和另一个热心党员苏明晓有关，我们曾经是同住一座半边楼的邻居。2002年夏天，有次聊天，苏工提到了北斗导航卫星和伪卫星。他说，伪卫星可以增强北斗导航卫星，不少人在研究，如果感兴趣，可以查查资料，写写文章。伪卫星这个词对我来说很新鲜。我去北京图书馆（现名为国家图书馆）查阅了资料，尝试着写了一篇文章。我在职攻读工程硕士学位，论文幸运地被《测绘科学》录用。

与热心党员的每一次谈话，都让我受启迪，我非常感激他们。他们的学术建议，让我受益匪浅。

                          介绍战博士入党

由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主要是战士，也有博士。战士党员，自然都是在连队里介绍的。我介绍入党的第一个战士党员，应该是同龄人王进怀。不知道我的记忆是否有偏差。他是河南登封人，据说家乡离著名的“朝阳沟”不远。在连队俱乐部举行的婚礼上，他口才不错，接连口吐莲花。可惜，连队编制微调，他调到了其他作业组。不过，我们一直是心贴心的。有些心里话，他还是愿意和我讲，我觉得很欣慰。我介绍入党的第二个战士，应该是四川兵——胡玉华。这是一个勤劳、朴实、肯干的人，最初是我组里的战士，后来成了炊事班长。我介绍的第三个战士，可能是河北的于俊景，是个值得信赖的记录员和计算员。

进京工作后，我介绍过湖北籍、山东籍士兵入党。

博士党员，是在“大地所”培养和联系的。

优秀的战士和博士能够入党，主要是他们不写追求和努力的结果；我不过是和另一个正式党员联合介绍了他们。联系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和预备党员，准备函调，筹备预备党员转正的支部大会，联系正在预备期中的出国研究生和援外工作人员，我都是尽心尽力的。多亏有电子邮件，联系便利了许多。在“大地所”支部任组织委员时，还为一个加入民主党派的工作人员提供过“组织材料”。有位预备党员在国外，从南半球用聊天工具口头汇报思想——这也是我做支部组织工作的一些特殊记忆。

这些份内的事，都是兼职做的。

                             一个朴素愿望

著名编辑陈浩元老师说过：我的愿望很简单，为党健康工作六十年。朴素的愿望蕴含着良好的预期。我才为党“健康工作”三十年，才半个甲子。

健康工作之余，我愿意冷静地思考、书写、分享。

第二个三十年，开始了！

（2016年7月11日，写于北京市海淀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