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平先生1950年代的科教往事

冯永康（生命科学史研究者）

2024年6月29日，惊悉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新四军老战士施平逝世。消息传来，学界震惊。笔者从多年学研科学史的经历中，摘取施平与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和遗传学研究的一段往事，撰写成小文。以此缅怀这位亚洲最长寿的学界老先生。

施平（1911.11—2024.06）

1 新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掌舵人

1953年10月至1960年1月，施平临危受命。他先后担任北京农业大学（现改名为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和北京农业大学的党委书记。

在北京农业大学工作期间，施平致力于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领导全校教职员工为建设新型社会主义农业大学而奋斗，并取得了如下重要的成绩：①提出了建设北京农业大学的奋斗目标，并全面规划与实施计划；②在学校系统地进行了教学改革工作；③以其独特的智慧，妥善处理了摩尔根遗传学与“米丘林遗传学”的所谓学术争论问题。

为了推动北京农业大学的科研工作，施平亲自主持成立了研究部，与教务处和总务处相平行，他亲自兼任研究部主任，并邀请著名教授担任副主任。这在当时高等学校的组织机构的设置上是很少有的。他还提议创办《北京农业大学学报》，并亲自为学报写下《发刊词》。他深谙人才对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号召全体教师积极参与科学研究，鼓励并以实际行动支持教师致力于学校的科研工作。

施平来到北京农业大学后，面对影响学校发展的校址问题，他积极组织有关专家，继续到京城四郊寻找适合建校的地点。经过多次、多点的寻找与考察，最终将校址定位在北京西郊的马连洼。从此，北京农业大学有了永久的校址。今天，农大的师生们漫步在校园中时，都深深怀念着当年选择马连洼作为新校址的施平等决策者们。

施平在北京农业大学任职期间，1954年10月5日高等教育部发出了《关于重点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确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为全国重点学校，这是第一次公布的全国重点大学名单。1956年，高等教育部对工资制度进行了改革，对全国一、二、三级教授进行了遴选，审批，北京农业大学有10名教授被评定为一级教授，18名教授分别被评定为二、三级教授。1999年，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在编写《北京高等教育丛书》之《新中国北京高等教育开拓者》时，施平被列入高等教育的开拓者。

施平对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贡献不仅在大力倡导学术研究上，更在于对学子培养的指导。他亲自担任研究部主任后，致力于对学生农学研究兴趣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施平在亲自为新创刊的《北京农业大学学报》撰写的《发刊词》中，专门谈到了助力青年成才的诀窍：“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从鼓励青年人努力学习的意义上说是对的。在青年人愿意努力学习的情况下，导师的指导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培养青年有似园丁培植花木，必须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循循善诱的细致做法才能成功。

《北京农业大学学报》发刊词，1955.10）

2 对蔡旭、李竞雄的遗传育种研究给予大力支持

1950年代初期，在全国各行各业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苏联农业科学工作者李森科(Т.Д. Лысенко,1898—1976) 打着著名园艺学家米丘林(И. В.Мичурин,1855—1935) 的旗号，以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作为批判对象“创造”出来的“米丘林遗传学”，开始通过不同方式传入中国，并迅速在生物学和农学领域大力传播。

北京农业大学作为当时国内传播“米丘林遗传学” 的中心，遗传学的教学和实验研究都无法正常开展，与农业生产紧密相连的遗传育种活动也时断时续。小麦育种专家蔡旭从1930年代就开始进行的小麦抗锈病育种和李竞雄坚持多年利用自交纯系来培育杂交玉米的工作，都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

1953年，施平来到北京农业大学担任副校长后，面对着当时学校内明显有悖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提出的团结更多知识分子建设新中国的做法，他运用巧妙的智慧和果断决策，妥善解决了校内存在的摩尔根遗传学与“米丘林遗传学”无休止的争论，保障了小麦育种专家蔡旭和玉米育种专家李竞雄试验田工作的顺利开展。他的理念是“唯心还是唯物，要由成果来检验。”

施平在实地调研和访谈中发现，北京农业大学的问题主要是党群关系紧张，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混在一起。农业科学的基础是生物学，生物学的基础是遗传学，遗传是否有“基因”在当时就是一个学术问题。施平顿时感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当时有一件事对施平触动很大，小麦育种与栽培学专家蔡旭教授已经培育出的小麦新品种可以防止华北地区流行的小麦锈病发生，又可以增产。但学校和上级个别领导人却拘于李森科的错误物种理论，硬说蔡旭培育出的小麦品种是“唯心主义的”，不准推广，不准农民参观，也不准陈列展览。 当时，北京农业大学的教务长、全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沈其益教授向施平诉说当下困境时，泪流满面，请施平争取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学校就很难办下去。

施平在继续听取了多方面的相关意见后，批评了当时校内某些人的错误做法，并对与批判蔡旭直接有关的党员进行了及时的说服教育。他还亲自到卢沟桥农场察看小麦试验田及良种繁育基地，到附近农家察看推广的良种。

施平与北京农业大学的同事与教授们（1954）

（左起：1蔡旭、2孙晓村、4施平、5沈其益）

在得到了施平等领导的鼓励与支持后，蔡旭深信自己的育种事业是对人民有利的，他要用事实来证明小麦抗锈育种的必要性，以取得有关领导的支持。1955年 10 月，《光明日报》在头版编排了整整一个版面，全文刊载了蔡旭撰写的《在米丘林学说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在农作物选种方面的新成就》这一重要文章。 在参加 1955—1957 年全国作物遗传育种进修班的学员研讨有关遗传学问题时，蔡旭面对学员的提问，一板一眼地回答道：“我不是摩尔根派，也不是米丘林派，我是育种家实用派。”他还告诉学员：在遗传学上，表现型等于基因型加外界条件。有一定条件才能有相应的性状表现，我们搞育种的就是要看种子的性状表现怎么样。你们种地时，如果是满地土坷垃，品种再好的基因型也表现不出来。我们培育的品种在石家庄、 北京等不同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型，所以你们说外界条件重不重要？他又说到，你说基因型重要不重要？兔子能生出公鸡吗？它没有这个基因型。蔡旭的一席话，使学员们明白了遗传学的真正含义。

同样在北京农业大学，利用杂种优势选育玉米自交系间杂交种的开创者李竞雄，为了能将1948年留美学成回国随带的珍贵玉米自交系延续保种，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面对着周围随时可能遇到的非难与指责。在北京农业大学，他顶住外来的各种压力，坚持利用自交系间杂交种优势的研究方向。他常常打着“米丘林遗传学”的旗号，私下却仍然按照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谨慎而又巧妙地处理坚持玉米育种和当时政治大环境之间的关系。

早在1930年代初期，施平曾与李竞雄共同就读于浙江大学农学院（施平于1931年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其时使用施尔宜之名；而李竞雄于1932年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因此，两人之间有着相互了解的同学关系。面对1950年代初期的处于学术困境，已经成为北京农业大学领导的施平，以开明豁达、通情达理的胸怀，给予了李竞雄的多次鼓励与暗中支持。在同时也得到学校多数教师的理解和同情下，李竞雄得以继续悄悄地进行着玉米杂交育种所需自交系的选育和留种工作。

1956年，李竞雄与他的助手们利用杂种优势的理论，育成了我国第一批具有“生长整齐一致、抗倒、抗旱和显著增产”特点的“农大4号、7号”玉米双交种，为我国选育和利用玉米自交系间的杂交种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同时，他们还先后在《人民日报》《作物学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专题文章，系统论述了玉米杂种优势的理论，奠定了中国玉米杂交育种的理论基础。

3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把舵人

1956年 8月10日至8月25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学术界贯彻实行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方针的正式标志和第一个试点样板的遗传学座谈会，经过短暂的筹备之后，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共同主持，在青岛市栖霞路的中国科学院招待所召开。

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明确指定应邀出席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施平，担任这次座谈会的中共党组书记。施平在座谈会期间，不仅全程虚心地听取了来自不同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生物学者的发言，也利用会间休息与生物学家聊天，以进一步了解当时中国遗传学界的问题争论。

1956年9月，在新学期开学之际，北京农业大学组织了有近400人参加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传达会。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李竞雄、吴仲贤、娄成后，以及周家炽、赵世绪等学者，在传达会上，继续就“遗传的物质基础”“环境与遗传”“染色体遗传学说”等遗传学问题，阐述各自的学术观点。

作为北京农业大学的领导并同样参加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施平，在传达会上做了重要的补充发言。他要求有关学校的教研组，本着中共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继续进行遗传学问题的讨论，并对今后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提出意见。施平还表示学校党组织和行政，将尽力创设条件来满足大家的要求。

（2024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