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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易传》与占星学的关系——从《易传》对《易经》的思想拓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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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易传》与占星学的关系
——从《易传》对《易经》的思想拓展说起
《易经》原是占筮之书，占筮就是巫术。关于《易经》的成书年代，多数学者认为是西周初期。[1]《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没有提及《易》，可能孔子晚年对《易》才产生兴趣。上章说过，直到汉初，《易》仍不为经学，故不在焚书之列，有秦隶传世。《易》学自田何至杨何才立博士，为经学。
《易传》是现存对《易经》最早的系统解释，后人把它与《易经》合称为《周易》。《易传》中篇目形成的具体时间有所不同，但全书为汉儒编订是学术界的基本定论。在汉以后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中，它与《易经》已经难分难解，尤其是作为哲学和思想，《易传》的影响实质上已经超过《易经》本身。
然而，《易经》与《易传》的世界，具有本质的不同。《易传》的形成过程，正是邹衍占星学——阴阳五行说思想大行其道之时。《左传》、《国语》中的一些《易》占解释，也涉及到与占星学关系。我试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易传》在对《易经》思想的改造与拓展中，占星学观念所起的根本作用。正是在占星学的基础上，《易传》才把上古中国人作为卜筮工具的素朴理论，建构成一个集宇宙论、本体论一体的宏大哲学体系。[2]
第一节 从吉凶之“象”到天文之“象”
《易经》的爻、卦就是“象”。爻象只有阴阳。卦象很丰富，经卦（又叫单卦、三爻卦）有8个，别卦（又叫重卦、六爻卦）有64个。虽然爻有阴阳，卦有卦名，但象不是文字，象的意义不是文字所能完全涵盖的。象也不同于具体的事物形象，而是一种符号性的象征，其实更应该写作“相”。这个象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意象”。[3]
八卦是一个符号象征系统。这个系统运用阴、阳两个本源性的元素，构成天（乾）、地（坤）、雷（震）、风（巽）、水（坎）、火（离）、山（艮）、泽（兑）八个基本物质形态，建构了一种素朴的宇宙结构。这个结构与古代希腊的宇宙论（水、火、气、土），以及古代印度的宇宙论（即“四大”：地、水、风、火，）有某种相似，但又具有根本区别。因为它们不是构成宇宙的基本元素，而是八种事物形态。而且，宇宙也不是由这八种事物推演或演变出来的。整个《易经》没有表述任何宇宙生成的思想理论。这是易象的第一个特质。
《易经》用八卦两两相交构成的六十四重卦象，用象与象之间的关联，来含蕴宇宙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揭示宇宙运动、自然现象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规律，并预兆未来事物的发展方向和结果。例如：天地交合为“泰”，即安泰大吉。风在天上为“小畜”，天上有山为“大畜”，“畜”即蓄积之意。火在水上为“未济”，而水在火上为“既济”。山在泽上为“损”。火上有风为“家人”，即温暖之意。天上有雷为“大壮”。火在地上是“晋”，即日出光明之意。火入地下是“明夷”，即日落黑暗之意。可以说《易经》涉及到天文、地理、社会、政治和哲理，实际上在当时是一种实用的百科全书。西方的平面几何学、解析几何学所研究的对象也是一种形，但都遵循一些定理，是一种数量关系之中的形相。而《易经》的象则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具体可感的、变化万千的世界，具有直观的性质，是能为我们直接欣赏和体味的意象，涵义远比数学中的图像丰富。因此，《易经》卦象和爻象的世界，不同于西方科学的、数学的图形世界。但是，这个象的意义最终是指向吉凶，具有实用的价值，没有形而上学的意味。这是易象的第二个特质。
象与象之间关系形成的意义，实质上就是象与辞（不专指卦爻辞）的关系。《易经》中象与辞的关系是一个谜。现存《易经》象与象、象与辞之间关系呈现出广阔的意域，虽然在卦爻象与卦爻辞之间，具有一种独特的关联形态，使得象与象之间具有极为丰富的义涵和恰当的张力，但很多卦、爻象与辞之间，仍然没有明确的意义链接。按说，卦爻辞是解释卦象和爻象的，例如《震》卦，卦辞为：“震来虩虩，震惊百里。”爻辞从初九、六二、六三、九四、六五、上六皆言“震”。但是，《乾》卦的卦爻辞中却无一句言“天”，《巽》卦的卦爻辞无一句言“风”，《离》卦的卦爻辞无一句言“火”，《艮》卦的卦爻辞无一句言“山”，《兑》卦的卦爻辞无一句言“泽”。《坤》卦与《坎》卦只说到与“地”和“水”相关的事物。[4]这表明，要探讨象与象之间的确定意义、卦爻象与卦爻辞之间的必然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从根本上说，这也是无法回答的。因为，归根到底《易经》是卜筮之书，不是一个演算公式。它对于宇宙万物各种事件的解释和预测，根本依据是天意和命运，带有偶然的特点。虽然有时候它能干预某件事情的发生、发展，但它不可能把握所有事物的发生、发展。卦爻象与卦爻辞之间是不可能有必然联系的。这是易象的第三个特质。
正是由于《易经》的象与辞之间的“不对位”特征，对于《易经》的解说也呈现出很多的可能性。从《左传》、《国语》中的很多记载看出，春秋以来关于《易经》的解释就是五花八门。[5]这就给《易传》的理论建构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易传》关于象的理论，虽然同样是对爻象和卦象的解释，却具有根本不同的意义。首先，《易传》阐发了易象的来源：
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蹈之以尽神。（《系辞》上）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上）
象是圣人所作。“子曰”没有根据，主要是强调这个说法的法典意义。圣人即后来所谓伏羲、文王等，这些说法的根据只能是传说。然而，圣人是根据什么来创作象的呢？《易传》也有说法：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系辞》上）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系辞上》）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系辞》上）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系辞》下）
与只是根据传说来虚构卦象的作者不同，对于卦象创制的依据，也即整个《易经》的合法性，这里说得非常明确，即：“天垂象”，“圣人象之”。这个“象”实则是“天文”，圣人由此“天象”而创制了“易象”。这基本上是占星学思想的沿用。其中“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与司马迁概括占星学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在文字上也几乎一样。后人基本上把这个观点作为《易经》合法性的惟一论证。《汉书·五行志》开篇云：“《易》曰：‘天垂象，见凶吉，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虙羲氏继而生，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这些话大同小异，如出一辙。
《易传》由此还建立了宇宙发生学理论：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系辞》上）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卦·彖》）
一般把“两仪”解释为阴阳，“太极”生阴阳，混沌始开，天地自判，万物衍生。“四象”或解释为东西南北、春夏秋冬，或者直接解释为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这个宇宙于是运行，也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豫卦·彖》）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恒卦·彖》）
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
“道”就是规律。《易经》中的象虽然含义丰富，但最终意义是指向人间的吉凶祸福，既没有宇宙论，也没有形而上学的思想。而《易传》阐发中的象，则是圣人依据天象创制的。从这个象，我们上以知天文，下以察地理，中以观人事。我们可知宇宙的起源，万物的产生，并可以掌握天地万物以及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因此，《易传》所阐发的象的世界，所呈现的形象和意义是无穷尽的。[6]
很显然，这些思想基本上是汉儒的信念，实质上是邹衍学派占星学的观念。
第二节 从巫术之数到天地之数
《易经》中的象涉及到与数的关系。《易经》以每卦三爻，每爻阴阳不同，分别组合，便构成最基本的八卦，再八卦两两相重，分别组合，便得六十四卦。单独的爻象不能构成卦象，无法表现出宇宙和世界万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爻象要完整表现出这种关系，必需要数。这种结构，突出了一种数的思想。古人早就发现这一点。《左传》僖公十五年曰：“龟，象也；筮，数也。”韩康伯《说卦》注云：“蓍，数也。”“蓍极数以定象，卦备象以尽数。”与龟占不同，筮法起源于数，来源于上古人们对于数变的一种崇拜。
首先是奇、偶的观念。朱伯崐先生认为，阴阳两爻就是奇、偶两画，可能最初卜筮用蓍草时，完整的一根为奇，断开为偶。奇、偶的互换、倒置、错置，构成不同的卦象。这是整个《易经》的基本方法。这个方法运用的实质上是2进制的数学观念和思维方式。八卦两两相重构成六十四卦，更是2进制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体现。这种数学观念和思维方式与现代电脑使用的2进制基本上是一样的方法。[7]
其次是对“三”的崇尚。每卦由三爻构成，其包含的思想是以三为多、为极。这种观念从古至今，对后人影响至深。《老子》的“三生万物”、孔子的“举一反三”、传说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国家政体的三公九卿、三省六部，直至当下人们所说的“事不过三”等等，都是这个观念的延续。[8]
如果追寻《易经》卦爻的来源，它们与数的关系更大。现代考古发现，六个数排列的筮数卦画形式早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已经发现，在商代卜甲、卜骨中数量也不少。因此，今存阴阳两爻，可以确定是由筮法中的筮数演变而来，它的原始形式和意义就是数。楼宇烈先生还进一步认为：
爻象“- -”是由“六”这个数目字演变而来，它的原始意义就是筮数六，以后成为一切偶数的代表，因而它的名称叫“六”，是“用六”。”……爻象“—”是由数目字“一”演变而来的，它的原始意义是筮数一，以后则成为筮数中一切奇数的代表，这是无可怀疑的。
虽然从现有考古材料中，还没有发现仅用一、六两个数字的卦画。但现存易卦爻象的确是由一、六两个数字演变而来，而且其原始含义是一、六也是无可怀疑的。“现存易卦卦有六爻肯定与原始筮数卦画只取六个数（也就是进行六次筮占）有关，是从那里延续而来的。”[9]
如果说，《易经》中的象蕴涵着直观的物象及其意义，数则为这个世界建构了某种秩序。这些数与数学、几何中的数，意义不尽相同。因为，数学、几何中的数具有铁的逻辑和规律。但是，与直观、丰富的象的世界比较起来，《易经》中的数仍然具有最大确定性的因素。它所指向的意义，不是随意、混乱的，而是相对固定、明晰的。例如：“初”（一）表示起始，“上”（六）表示结束，并暗示新的开始，“二”与“五”表示在过程之中，而“五”是极为重要的位置，等等。因此，《易经》中的数虽然不具有完全意义上数学、几何中数的性质，还是与理性相关，是必须由理性来理解和把握的。《易经》中的数代表某种特定的秩序，具有一种抽象的性质；而象蕴含具体的形象，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它们集合一起，不仅构成一种抽象与具象的张力，也构成一种收敛与张扬、闭合性与开放性之间的张力，形成一种特殊的思想和知识，表达了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独到思考和认识。这是《易经》的思维特色，也是中国式思维的一种特色。
另一方面，现代人类学发现，在原始宗教和巫术中很多都有对于数的崇拜。《易经》用蓍草卜筮，进行吉凶祸福的预测，根据和依靠的就是数。因此，数在这里自然具有神秘性，具有原始崇拜的意味，这是作为一般巫术的根本特征。
但是，《易传》中阐发的数的思想，与此有根本的区别：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系辞》上）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仂以象闰。……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系辞》上）
叁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系辞》上）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系辞》下）
所谓“天地之数”，也是一种本体。“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系辞》上）数在这里属于一种宇宙论、本体论甚至伦理学。把天、地、人谓之“三才”，把日、月、星谓之“三光”，来自占星学的说法。《易传》以此来解释三爻、六爻成挂的根据：“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而“叁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的说法，就是占星学理论的简单移植，连文字也相差无几。
除《易传》外，汉代易学注重天象和术数，这个根本特征被后人称为象数《易》学。从现存汉代的孟喜、京房、费直等人的《易》学，可以看出整个汉代《易》学没有走出象数《易》学的樊篱，实质上是没有走出占星学的基本观念。
第三节 从阴阳变易到“立天之道”
《易经》中的象与阴阳变易的观念密不可分。
阴阳是《易经》中两个含义相对的基本符号。作为卜筮之书，《易经》把某些事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即吉凶悔吝告诉卜筮的人。《易经》就是运用阴阳两个基本符号，衍变为八卦、六十四卦，从阴阳三百八十四爻的相互衍变中，试图反映宇宙、社会、人生的发展变化，以成吉凶悔吝的判断和预言。当然，这些吉凶悔吝都是在变动中发生的，属于事物的发展过程。这种判断和预言就已经展示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和可能的结果。
因此，《易经》中的阴阳两爻就不仅仅是奇偶两数，作为两个符号，它们表征了两类不同的事物、性质、现象等等。例如，“阴”本是背向阳光的意思，本身就有昧、隐的含义，表现女性和雌类动物，以及静止、柔弱、滞塞、寒冷、闭合、退守、接纳性等等，“阳”本是朝向阳光的意思，本身就有光明、显现的含义，表现男性和雄性动物，以及运动，刚勇、通顺、温暖、开放、进攻、主动性，等等。《诗经·大雅·公刘》云：“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说明西周有阴阳概念。阴阳观念后来演变成中国思想的基本元素。
《易经》的所谓“易”，即变易、不易、简易之义。变易即是阴阳流转，变化无穷。不易是说宇宙间和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是不变的。简易就是删繁就简，抓住要领。《易经》把宇宙和人类社会中所有的运动变化，都归结为阴阳两大势力的对立转化，它们之间相推相济、相生相克、相胜相减，这种运动此消彼长，永恒存在。《易经》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日新，生生不息的。任何变化，都在渐变之中孕育着剧变（例如《革》卦）。任何事物，只要达到顶点、极端就会走向反面（例如《乾》卦上九爻辞：“亢龙有悔”）。而且，宇宙间的发展变化是周而复始，没有止境的（例如《乾》卦辞：“元亨利贞”，义含一元复始，贞下起元）。这里运用的是整体思维的方法。[10]
因此，《易经》的全部卦爻象，不仅描述了自然世界及其关系，描述了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包括君臣、夫妻、父子等关系，还描绘了各色人等在世界中之地位，状态及行动规律、趋向，揭示出各种事件的相互联系，例如战争、外交、婚丧嫁娶，并能预示吉凶、祸福等。《易经》的思想表明，任何个体的事物和人，只能在一个运动着的环境和背景中来被理解和领悟，才能真正把握它们的意义，主导它们发展的趋势，影响它们的结果。在变与不变、通与变、时与中的过程中，象与象之间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相胜相减，能尽意的创构。[11]
但是，全部《易经》所指向的目的，是阴阳和谐，万事大吉。
《易传》则对阴阳的内涵进行了巨大的拓展。首先，《易传》把阴阳与天地、道、德、仁、义、性、命等结合起来，建构了一种形而上学：
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同神明之德。（《系辞》下）
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故易六位而成章。（《说卦》）
夫易，广矣大矣，……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系辞》上）
根据《易传》的理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也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阴阳交错、流转变化，就是“道”的体现。天之道与阴阳相关，地之道与刚柔相关，人之道与仁义相关。阴阳之义与日月一样，万古朗照。因此，《易经》的变化原理体现了“至德”。《易传》的这些思想，打通了天、地、人与仁、义、德之间的通道，从道、理到性、命，都囊括在它的形而上学之中。而占星学的根本思想，就是把天象与人间的秩序合而为一，证明人间的社会结构与列宿的结构是统一的，天理（天体运行规律）就是性命和人情，“天人”因此“合一”。可见，《易传》关于阴阳与道、德、仁、义、性、命之说，都是邹衍学派占星学思想的深刻体现。
其次，《易传》把阴阳变化与“明堂月令”之说联系起来：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挈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说卦》）
八卦与八方、四季构成一个体系，这个图式在《月令》中得到详尽的描述。冯友兰先生说这是一个世界图式。[12]“月令明堂”之学是汉代的显学，占星学——阴阳五行说则是这个理论的骨架和精髓。[13]
第三，《易传》中的阴阳互感思想，与《易经》的阴阳思想也有质的不同。因为，它渗透了占星学的思想：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桡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熯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说卦》）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系辞》上）
因此，《易传》把《咸》卦之“咸”解释为“感”，并曰：
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咸卦·彖》）
天地人互感，道为阴阳动静，这是邹衍学派占星学——阴阳五行说的基本特征。《易传》认为，64卦、384爻是象，阴阳交感互动是内在动力，它们使世界生成，并使世界运动。象在这里不是孤立的，一个象往往表示出与之相关联的一类物象的整体，而象与象之间的联系即是运动。在《易传》中，阴阳变易的义涵和功能，从卜筮预测被解释、建构成一种形而上学，一种包含天道性命、仁义道德的形而上学。[14]这个形而上学的内在指向是社会政治和伦理，与邹衍学派的占星学形成合流。
第四节 流动的时空：从生活世界到历史哲学
《易经》的阴阳变易也与象的时空结构相关。
《易经》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由六爻构成。每一爻在空间上的不同位置，实际代表它们在时间上的不同阶段。例如，乾卦的初九爻，表明一个事件的开始，上九爻，表明事件的结果，并指向下一次发展的趋向。六爻的六个位置，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事物发展时间段。由此可见，《易经》的每一卦象，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图形，不是简单指明一个意义，而是一个时空运行的图式。
因此，卦象中每一爻的“位”，就是一个特定的“时”，代表一个事件过程的不同时间阶段，有吉凶不同的含义。按照《易经》的原理，每一爻如果与它所处的位置非常恰当，叫“中”或“正”，就会“吉”或“大吉大利”。每一爻的位置与数有关：初、二、三、四、五、上。因此，“中”和“正”也与数有关系。
象与数一体，实际就是时与空交错。它表明，《易经》中作为空间象征的“位”与时间概念的“时”是不可分的。“时”也即“变”。空间的“位”不仅是在“时”中形成的，是这个时间过程中短暂的“立脚”场所，而且“位”（六位）还随着“时”的创进而变化，不是固定不变的。《易经》中所有的象都不是平行并列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有层次、有等级的，通过有机变化达到完形。就是说，《易经》中的空间是在时间中变化、生成的，时与空是不可分离的。“爻者，言乎变者也。”（《系辞》上）“变”在《易经》的体系中，既是时间的因素，又是空间的因素。
因此，如前所说，《易经》中的数，不同于今天数学中的数。数学中的数是一种最抽象的形式或符号，本身与世界万物的任何质料是分离的，独立于一切物质形态之外。因此，它最多具有空间性（例如几何），而不具有时间性。它常常是作为其他科学，例如物理学、化学、力学等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被运用。数学科学本身实质上是一种抽象的、纯形式的游戏（例如复数展示的关系与现实世界是无关的）。《易经》中的数与象在根本上互为一体，难分难解。数即象，象即数。象与数本身之中就含有运动和变化，以虚运实，无方无体，展示了一个时空一体的观念。这样，《易经》中的空间永远是流动不拘、具体可感的，而不是抽象的、数学的或几何学的。时间在这里不仅与空间，还与特定的事件相关，因而与季节、特定的生活场景融为一体。
不过，《易经》归根到底是卜筮之书，主要功能是预告人的吉凶悔吝，“时中”则为大吉大利。所以，《易经》的时空一般只是描述一个具体事件的发展过程，这个时空最多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时空。
《易传》则把这种时空拓展到整个宇宙，而这个宇宙实质上就是占星学——阴阳五行说的宇宙：
六爻之动三极之象也。（《系辞》上）
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系辞》下）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系辞》下）
“三极”即天、地、人三才。爻所有变动，就是一种宇宙运动。这样，对于象征天、地的《乾》、《坤》两卦，《易传》作了特殊的发挥，解释为六十四卦之最。不仅文字最多，专有《文言》全面阐释，而且最为系统，集中表述了《易传》的宇宙观：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卦·彖》）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卦·彖》）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乾卦·文言》）
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坤卦·文言》)
在这个阴阳五行、日月列宿周转流动的宇宙里，一切都变动不居、生生不息。世界万物运动的根据在于“变”，“变”是绝对的、永恒的。在变化中，天、地、人以及君、臣、百姓各得其位，因而也各得其所：“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因此，这也是一个汉儒理想的太平盛世：“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宗白华先生认为，这里的关键在于“空间与生命打通”。其实，时间和生命的意义对于古代中国先民来说，就是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四时成岁”是中国古人生活中最普通、也是感受最深刻、最丰富、最有意义的时间。体现在“四时成岁”所展开的大千世界中，生活和生命的意义也得以展开。因此，他把《易传》描述的这种时空称为“具体的全景”（concrete whole），这个时空因此不仅被法典化，而且被意义化、表情化，达到了一种意蕴的境界。[15]
而且，流变的时间不仅与空间一体，还是具体生命活动的节奏，宇宙生命与个人生命融为一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象》）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象》）
与时空一体的具体的人生、生命，因此具有一种道德形而上学的意味。
当然，占星学的目的是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因此，《易传》又把宇宙、天地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合而为一：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卦·彖》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成，贵贱位矣。（《系辞》上）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賁卦·彖》）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系辞》上）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乾卦·文言》）
“天文”即是天象，“人文”即是文化、政治。这景象之中包含有宇宙、世界的秩序，蕴含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安宁，还呈现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进程。《易传》这里所展现的时空，是一种人类社会的历史，而不是脱离人类历史生活、与人类无关的宇宙时空。《易传》这里所阐发的“变”，则是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和规律，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具有历史理性的特征。
因此，圣人正是根据观天象、察天文来治理人间社会：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齐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闔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系辞》上）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系辞》上）
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龟。（《系辞》上）
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剥卦·彖》）
在《易经》中，掌握卜筮的人只是一个巫史，其职责只能对于某个事件进行预测，以告诫、警示人君。《易传》则把掌握卜筮之人奉为察知天道和人道的圣贤，他的职责和使命是治国安邦、济世救民。《易传》在这里阐释的实质上是一种历史哲学，是正统的汉代意识形态。而这正是邹衍学派占星学思想的现实指向和终极意义。
第五节 小结
概而言之，《易经》是卜筮之书，相信有种神秘的力量可以左右和启示人的命运，认为世界万物与人事之间具有某种契合。它又认为通过人的努力，人的遭遇、命运可以转化。因此，它预告人的吉凶悔吝，对人有劝诫、引导、警告之意，但终究是一种巫术理论。《易传》则是一种形而上学。这个形而上学的骨架，是邹衍学派占星学——阴阳五行说，其意指几乎遍及当时人们所想像到的宇宙万象和大千世界的一切方面。
从历史的、政治的意义说，《易传》属于汉代的意识形态，与五经的其他文本一起构成汉帝国的统治意识。从哲学的角度说，《易传》是一个试图解释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无所不包的理论模型。这个理论模型即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蓝本。[16]而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是哲学理论，邹衍学派的占星学思想不仅是其构成要素，还是其灵魂和核心。
《易传》所建构的这种形而上学，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哲学（儒、道、释）、艺术（文学、绘画、书法、雕刻、舞蹈、音乐等）、科学技术（特别是医学）、体育（围棋、武术等）、宗教（道教）、军事（兵法）等，几乎渗透在中国思想的一切方面。阴阳变易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核心密码。
当然，《易传》的思想非常驳杂，其中吸取了大量的先秦儒家思想，因此一直被奉为儒家经典。还杂取了先秦道家等思想。这些方面的问题学界讨论甚多，见仁见智。限于篇幅和学养，本文只涉及《易传》与邹衍学派占星学相关的思想，对于《易传》的其他思想就存而不论了。
[1]因为《易经》的基本素材属于西周初期或前期，卦爻辞所提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其下限没有晚于西周初期。顾颉刚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载《古史辨》第三册）一文，对卦爻辞中的历史人物作了清楚的考订，其结论基本可靠。李镜池也认为《易经》成书于西周晚期。（李镜池：《周易探源》第3页。中华书局1978年）朱伯崐先生说：“关于《周易》的编纂，近人认为出于当时的史官之手，《周易》是经过多次整理而成的。史官在古代兼管占卜之事，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从事占筮的人，有周史、史墨、史鱼、史赵、史苏、蔡墨等，他们都是周王朝和诸侯国的史官。《周易》这部典籍的编纂，出于西周史官之手，也是可信的。”（《易学哲学史》上册，第10页）但也有不同看法，例如侯外庐等人认为：“《易经》一书，不论卦、爻、辞、传，都是战国以来的作品，不足据以论西周。”（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26页）
[2]朱伯崐先生曾提到邹衍对于《周易》的影响，但只限于阴阳五行学说。（见《易学哲学史》上册，第34页。）王博先生提到“易象”可能与占星术相关，但没有梳理中国上古天文学与占星学的关系，也没有展开系统论述。（见王博：《易象的空间——以<易传>为中心》，《哲学门》第十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3]后来人们常把“易象”解读为“意象”，这首先来自《易传》“立象以尽意”之说。唐以后意象之说用于诗学。诗僧皎然《诗式》云：“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义。”司空图《诗品》云：“意象欲生，造化已奇。”恽南田《题洁庵图》云：“谛视斯境，一草一树、一丘一壑，皆洁庵（指唐洁庵）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荣落在四时之外。”宗白华在此基础上创造了精妙的意境理论，认为：“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品。”（参见宗白华：《美学散步》第59－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但这里的“意象”已经不完全是“易象”了。
[4]参见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自序》，中华书局1984年。
[5]朱伯崐认为，古代解《易》概括起来大概有三种说法：变卦说，取象说，取义说。取象说和取义说还取其中二至五爻的卦象，后来被称为互体说。（《易学哲学史》上册，第19－25页。）
[6]宗白华先生描述象的这种状况说：“象为圜，执其环中以应无穷。”（《宗白华全集》第1卷，第62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张祥龙先生说：“卦爻易象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符号系统：它是深层多维的，有数、形、位、时等多个维度；在每个维度上都是可以合理推演的；而且各个维度之间也是可变换沟通的。这样就造就一种比‘镜屋’还更巧妙的相互投映的‘全息’效应，或现象学中讲的境域构成的效应，具有很强的构象和诠释的能力，比西方古代和现代的公理化系统从本质上要更聪灵。”“总而言之，象与辞的主要联系不是线性的，而是凭借象与辞的动态的、境域式的变通来建立或‘构成’的。……这种‘变通’是象辞互向或双向的，而且象的变通是打通象辞联系、揭示《周易》的哲理含义的更有效方式。不这样，《易》的深刻的哲理意义反倒出不来。换言之，《周易》中象与辞之间的距离在这种双向变通中成了‘解释学的距离’，要求和激发着一种注重语境和变易成象成文的思路。”（张祥龙：《象、数与文字——周易·经、毕达哥拉斯学派及莱布尼兹对中西哲理思维方式的影响》，《哲学门》第三卷，第一册，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7]参见朱伯崐：《易学哲学史》上册，第11页。张祥龙先生对于《易经》2进制的思维特征与莱布尼兹关于2进制数学的构想的优劣得失作过深入讨论，详见《象、数与文字——周易·经、毕达哥拉斯学派及莱布尼兹对中西哲理思维方式的影响》。笛卡尔也曾有建立“普遍数学”的理想，他认为事物的可理解性归结于秩序和度量，无秩序不可理解，无度量理解不可以精确。“普遍数学”就是关于一种事物的秩序和度量的一般方法。也就是通过“普遍数学”来认识事物，这是人类固有的禀性。详见钱捷：《笛卡尔“普遍数学”的方法论意义》，《哲学门》第十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8]参见朱伯崐：《易学哲学史》上册，第11页。
[9]见楼宇烈：《易卦爻象原始》，《温故知新》第101-118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他甚至认为，“以‘- -’‘—’作为阴阳性质的代表符号，是在《周易》发展到相当成熟阶段才衍生出来的一种新意义，可能是《系辞传》出现以后的事了。”（同前）
[10]参见朱伯崐：《周易与现代社会》。载《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发展——张岱年先生九十寿庆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1]张祥龙先生说：“此所谓‘变—通’，所谓‘时—中’或‘中—庸’。能深刻地感受形势、情境中的‘时’，能通过这种境域体验领会万事万物的时机，尤其是朝向未来的时机，是真正的‘得道’，是最高的智慧。”（《象、数与文字——周易·经、毕达哥拉斯学派及莱布尼兹对中西哲理思维方式的影响》。）
[12]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八卷，第526页。
[13]王博先生认为，这里八卦与五行的对应是：木－巽，火－离，土－坤，金－乾，水－坎。（王博：《易象的空间——以<易传>为中心》，《哲学门》第十六辑）《史记·律书》所述八风音律与月份对应，就是用八卦的模式说明律历，即关于历法和相应的气候物候状况，也是描述太阳周年视运动和一年里各个月份的名称、气候物候特点。《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就用九宫八卦盘安排了一年365天的历盘。1977年安徽阜阳夏侯灶墓出土一个“太乙九宫占盘”，与《灵枢》中的《九宫八风图》基本相同，因而证实古代用八卦九宫历盘是当时的一种历书。（见卢央：《易学与天文学》第33页，中国书店2003年）
[14]朱伯崐先生大致概括了属于《易传》中阴阳范畴的事物：“天地，日月，寒暑，昼夜，山泽，火水，男女，父子，君民，君子小人等；涉及的性能有：刚柔，乾顺，圆方，奇偶，动静，明幽，进退，盈虚，长消，辟闔，屈伸，生死，治乱，安危，存亡，尊卑，贵贱，仁智等。总之，光明，主动，刚健，积极，前进者属于阳，阴暗，受动，柔顺，消极，后退者属于阴。”（朱伯崐：《周易与现代社会》）有人甚至认为：“我们可以在基因代码和亚基本粒子的理论中识别出‘阴’、‘阳’元素或者过程。相似的，我们也没有理由断言价值、情感和意图等就一定不能用‘阴’、‘阳’的语言来描述。这样说来，‘阴’、‘阳’可以被视为创生了关系和变化中的中性和变异性因子。”（成中英：《易经哲学中的“易”与“气”》，《哲学门》第十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5]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第611页。宗白华先生还认为，《易传》阐发的数“以构成中正中和之境为鹄的”，具有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乃生命进退流动之意义之象征”。（同前，第597页。）
[16]蒙培元先生说：“《易传》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天人合一’境界。这里说的‘天’，具有超越义，但并不是实体，它无非是宇宙自然界的全称，是一种哲学概括。所谓‘天人合一’境界，就是与宇宙自然界的生生之德完全合一的存在状态，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由’。”（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第123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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