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则云淡，曲高则和寡

——于民学术思想略论

章启群

于民、葛路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北大美学学科中国美学方向的中坚，也是继邓以蛰、宗白华、马采之后研究中国美学的重镇。由于近30年来中国学术界的混乱无序，他们所做的学术工作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认识和尊重，甚至本世纪的很多北大美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对于他们一无所知。现在两位先生已相继去世（葛路先生逝于2015年8月15日，于民先生逝于2018年12月10日）。但是，只要中国美学的学术之火不熄灭，他们的学术思想就不会被淹没。囿于文章的结构，本文集中介绍于民先生的一些学术思想，葛路美学思想则只能暂缺。同时，接到稿约之时我正在安徽老家，手头资料缺乏，时间紧迫，只能依照于民先生的几部著述作为线索行文。故挂一漏万，有很多纰漏和不足，敬希见凉并请方家指教。

1.

于民，原名宋纯培，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60年参与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的创建，此后终生在教研室工作，直至1990年离休。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于民先生对于中国美学研究的贡献，首先是在宗白华先生指导下，为中国美学史料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60年代，中宣部决定编撰三部美学教材，即由王朝闻主编《美学原理》，朱光潜编纂《西方美学史》，宗白华编纂《中国美学史》。朱光潜在1963年即出版了《西方美学史》（上下卷）。王朝闻主编的《美学原理》由于“文革”的冲击，拖延至80年代出版。而宗白华接到任务之后，认为编纂《中国美学史》的条件尚不成熟，首先要进行资料建设。于是，由宗白华指导，主要由于民负责，组织人员开始收集、编纂中国美学史料。历经三年，最后由宗白华亲自删订，编成《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下卷），于1963年内部草印成册，送郭沫若、侯外庐、刘大杰、魏建功等人审阅。“文革”结束后，书稿于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2008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再版。这部煌煌70余万言的资料集，选汇了从上古到民国的140多位作者（或著作）的美学著述，基本囊括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美学重要史料。更重要者，其选目精准，篇幅适当，不仅为研究中国美学提供了详实、准确的基础资料，而且勾勒了古代中国美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因此，这部资料集不仅为中国美学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实质上还成为孕育后来一些中国美学史著的母体。其学术价值及贡献，难以估量，至今仍然是中国美学研究者之必备书。

后来于民还陆续出版了《中国古典美学举要》（与孙通海合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等中国美学史资料，对于《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作了相应的补充和拓展。可以说，就中国美学史料学而言，于民先生是仅次于宗白华先生的大家。虽然后来在学界也出现一些部头更大、字数多达千万的中国美学资料汇编之类，但是专家随手一翻即可发现其中的学术“硬伤”。无论从选目、版本和注释方面都可以看出，这些资料的编纂者不仅没有学术史的眼光，也缺乏文献学的基本功夫，更缺乏学术的精神和理念。严肃的学术著述基本不能使用这些资料。

2.

于民的《春秋前审美观念的发展》在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之时（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再版，下面引文皆出于再版），正值“文革”结束后中国又一次出现的“美学热”。这次“美学热”的焦点之一是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于著应运而生，哺一面世，旋即在学界获得广泛赞誉，与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等，皆属当时风靡学界的美学著述。而就学术的严谨和功底扎实而言，前者则比《美的历程》有过之而无不及。故该著成为当时学子手中必备必读之物。

《春秋前审美观念的发展》细致而深入考察了从远古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到春秋时期的文献、器物，勾勒了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的大致历程。第一章着力揭示原始人类活动与审美作品产生的关系。作者认为，大量出土的原始文物，例如“石斧，或石錛、石铲、石凿等一类的生产工具，很可能是（具有审美特性的）圭的前身。在大汶口、仰韶和龙山等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发现了一种形为工具却已离开实用的物品。山东日照出土的玉铲，体薄而美巧，不嗜欲实用，显然，这个物品已经发生了价值功能的转移”。（第12页）同样，原始人生产狩猎的呐喊与动情的诗歌、自然音声与人类音乐、模仿狩猎的舞蹈与真幻交集的乐舞，以及原始人写实图画与非写实几何纹等之间，也具有实质的关联。

第二章是关于夏商西周三代审美观念和意识的讨论，作者重点关注出土青铜器皿，着力阐发青铜纹饰内涵的思想、意识以及审美观念。于民认为，传说中九鼎上的“远方图物”，可能是夏代各方国联盟的图腾旗帜。对于殷商青铜器上著名的饕餮纹，作者从图形分析到思想推论，对于李泽厚先生提出的“狞厉之美”作了详细的阐发，并指出：“在饕餮这个形象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原始宗教观念的一定影响，但是，这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并不是自然地、无条件地沉积于饕餮形象之中，而是经过了一定的取舍、加工和改造。在它上面，深深地印刻着奴隶制王权、神权和历史的阶级烙印”。（第89页）这一论证不仅大大扩展也具体深化了“狞厉之美”的观念内涵。

该著第三章是对春秋时期的美学思想研究。面对这一时期丰富复杂的审美现象，该著提炼出了一组范畴，例如“美与善”、“文与质”、“乐与悲”、“雅与俗”、“音与心”、“中和与非中和”等，并对其意涵进行深入透彻的辨析。其中仅“美”字，就考察了从食品的美味、器物之美到楼台的美观，以及与“善”之关联。众所周知，这些范畴基本涵盖了中国美学的最基本概念和思想，也是中国美学思想的源头。因此，作者对这些范畴的意义辨析、阐发，是对中华美学的一次思想溯源，是一种中国美学思想的本源性探索。其价值可想而知。

简而言之，该著对春秋前中国审美观念的产生、发展和演进，作出了严谨、深刻的描述，梳理出了上古中国审美观念发展的一条逻辑和线索，并对当时产生普遍影响的李泽厚的一些论点作了有力的论证、质疑和否定，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理论的一些方面具有拓荒的意义。这些关于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诞生和早期演进的研究，可以说仍是迄今为止学界关于这些问题最坚实的论证。因此，该著至今仍然是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一个高峰。

3.

离休之后，于民先生结合自身修炼气功的体验，陆续出版了《气化谐和——中国古典审美意识的独特发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下面引文简称《气化》）、《中国美学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等著作，不仅系统论述了古典中国美学的独特性质及其发展历程，而且将触角深入到中西思维的层面，来探讨中西哲学与文化的不同特点。

如果说，王国维是依据对于中国古典艺术的深厚体验，提出“古雅”、“境界”等范畴来突出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宗白华从中西宇宙观的不同，阐发了中国美学和艺术的本质特征，把中西艺术的差异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那么，于民的《气化》一书则是从思维的层面，论证了中西美学、艺术观念的根本分歧。

于民认为，就思维的特征来说，西方相对重“外”、重“分”，中国古人的重“内”、重“合”。“重内重合即以人为本，重整体系统，则尚德、好静，理性内伸，有所谓具象的抽象，有无形性、辨证性、直观性、化生性等一连串特性；重外重分即以自然为本，重个体分解，则尚智好动，理性外延，有所谓论理的抽象，有有形性、机械性、思辩性、组合性等一连串特性”。（《气化》第3页）古代中西方关于宇宙生成和人类的起源发展，都有气化论的观念。但是，这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思想后来在中西方发生了分化。在西方，原始混沌气化说演变为原子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割裂，在对立中表现和发展了重外重分的思维特性。而在中国，原始混沌气化说经过漫长的路程，延续发展为阴阳五行气化论，直至形成更高阶段的老庄道气气化论、汉代的元气论等等。为了论证古代中国人用气解释世界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于民引用了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大量材料，并从气化谐和论的观点对于这些材料作了重新解释。比如，晏婴说：“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医和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子产说：“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无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等等，这些都是明证。

于民认为，在中西思维特征的形成过程中，其中介和关键是古代的人体科学。人体科学是中西思维不同走向的一个分水岭：“中西人体科学相比，如果说西方依赖于感官的直接接触，借助感官向外的延伸（包括机械仪器之助），那么，中国古代人体科学的发展则于感官的直接接触外，还将视听向内延伸，直观下去，于无止境的内省中体验人体更深层的生命奥秘，发现了西方人体科学所不能发现的珍宝。”（《气化》第21页）西方的人体科学是通过外在感官对人体的结构、状况进行观察，用理性对其功能和症候进行判断，然后得出一般得理论。中国的人体科学则通过内省的方法，去感受、体悟内在生命的状况，达到另一种形态的理论。因此，中国古代的人体科学理论，除了医药学，还包括养生学、健身学。而养生学，古代谓之吐纳导引、养生之道，就是今天所称的气功。在于民看来，如果没有古代特有的养生气功和人体科学的发展，就无从形成后来中国式思维和审美心理特点。《吕氏春秋·古乐》云：“惜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又云：“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雍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为舞以宣导之”。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人们最初创造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来气”和“导气”。在一般艺术活动中，艺术就是气之交相感应的产物。所谓“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乐记·乐象》）“淫乐”与“和乐”的生成，是与“逆气”、“顺气”直接相关的。（《气化》第37页）

因此，“中国古代人体科学的发展对中国古代思维、审美认识的重大影响，在理论上主要表现为从养生医疗中与经络论相结合的气化论、谐和论，到离养生经络论而扩展上升为哲学美学的气化论、谐和论”。（《气化》第23页）由于远古气化谐和的思想就是整个原始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人们对于艺术的看法和审美的体验，在本质上也会受到这种气化谐和思想的影响。当然，这也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中国上古的一段很长时期中，人体科学同哲学、美学还呈现粘连的状态。经过漫长的过程，哲学气化论谐和论渐渐脱离同经络理论和实践的直接勾连，形成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哲学美学观，从而决定了中国思维不同于西方思维的特性。

这种气化谐和观念对艺术和美学的影响，贯穿整个古代中国历史。于民说：“上古之重艺术功能如此，魏晋之后的重创作规律的探寻，同样贯穿着气化论谐和论。创作论中不论言志、缘情，也不论载道、兴趣，都离不开气化。因为从其哲学心理学的根柢上讲，不论是天有六气，生为六情（志），还是‘气之动物，物之感人’，作为人之情性及情性的表现，都是一种气化过程。气在口为言，在心为知，在笔为文，一切艺术表现都赖于气之运化。”（《气化》第26页）例如，刘勰《文心雕龙》的一些重要篇章，都突出地显示了这种气化认识的延伸与发展。从气化论的角度看，《养气》——《神思》——《体性》——《风骨》——《情采》，这些篇章构成了一个由内及外、由始至终、不同层次的理论系统。今天的读者如果不了解这个特点，则很难把握《文心雕龙》的要害。

此外，魏晋时谢赫提出的“气韵生动”说，是中国古典美学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后来成为中国古代艺术评论的重要标准。在于民看来，这一命题“突出地显示了气化认识的由人到艺术的转移与发展。人之生命、人之美在于气运生动，艺术生命的高度活跃亦在气运生动。犹如上古现实中的‘武’与艺术中的‘舞’，二者在文字上的相通，表现了二者的联系一样；中古时人之审美中气运生动的‘运’字，和文艺审美中气韵生动的‘韵’字曾一度相通，也反映了从哲学、养生和人的审美到文艺审美中气化认识的联系与延伸。到了后来，在大量的诗、书、画、文的品评著作里，气化的认识不仅有较多的体现，而且摆脱了与养生气化直接鲜明的联系，而与艺术本身的特点发展变化血肉般结合一起。”（《气化》第27页）

意境是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而于民认为，意境是中国艺术生命的重心，是气化论谐和论在心物、情景、形意关系处理中一种特定的表现。它的生长离不开气化。从哲学的因素讲，道孕其胎，玄促其生，禅助其成。无道、无玄、无禅则无虚，无虚则无意境可言，而虚则不离气化。所谓意境孕胎于道（老庄），即孕胎于道之养生气化。在养生气化中，人们于形外、己外、象外得道，得意而忘言，得神而忘形。养生的这种境界的把握是人体生命科学的，也是美学哲学的，它和艺术创作上的象外言外之意、境界的把握有着相通之处。（《气化》第28页）从一些具体的艺术理论和艺术体验中，我们看到，“有气化有谐和，才有美感上的韵味，味外之味。”“有气化论谐和论，才有意境。”（《气化》第27、28页）不仅宋、元、明时代有关意境认识的形成深化，离不开当时的气化谐和思想的进展，清代初期审美认识和意境认识的高度成熟也同样如此。这从王夫之、叶燮、石涛等人的思想中均可明显看到。例如王夫之说：“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尽天地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当时有关情与景、情与理、虚与实等关系的理论，其阐述之精审、深刻，皆离不开气化和谐之说。

总而言之，气化谐和是贯穿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我们研究中国美学所不能忽视的一条线索。古典中国美学所涉及的所有问题，几乎都与气化谐和的思想相关联。可以说，离开气化谐和思想，我们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理论和古典艺术的审美体验，则无法谈起。而有感于中国美学界对于“气化和谐”这一观念的无知和漠视，于民大声疾呼：

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来说，首先就是从实际出发，把它的气化论谐和论的基础和与之联系的线索如实地剖析出来，然后才能在与西方美学思想的深刻比较中，指出它的长处和缺陷，最后则是在深刻理解和把握中西美学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搞出世界美学思想发展史。（《气化》第31页）

然而，他的呼声在中国美学界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4.

于民认为，古代中国人在对世界认识中，将重点引向人的内部而侧重谐和，这种思维方式对古代中国的全部知识体系也产生了极为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因此，不仅审美和艺术的创造活动同气化和谐观念结下了不解之缘，整个古典中国的科学、哲学和文化观念与它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从哲学和宇宙论上来说，于民认为：“气化论与谐和论，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生相成。无谐和即无气化，无气化亦无谐和，气化即阴阳相合、天人相合，气化因谐和而有序有律，谐和因气化而生而变。一方面，六气为宇宙之根、万物之原，从总体上讲，物、象、感、思均为气所生化，一切不同或对立的斗争、协调以至矛盾的转化，都不过是气化的不同表现或过程。另方面，整个宇宙则是在阴阳相和的基础上构成的一个有次序、有规律、有层次和相互交渗而自行调节的系统整体。犹如人体，气不独生独行，而伴血以行之脉络”。（《气化》第48页）这里重在描述了宇宙万物的生成之理，也揭示了宇宙万物之间一种相辅相成辨证发展的规律。因此，“在中国古代人们的眼里，一切不同对立都是谐和的，阴与阳、静与动、主与客、心与物、感与思、虚与实等一般哲学心理现象也好，前述审美中之中和与非中和、儒与道、乐与悲、刚与柔等也好，都是既对立不同而又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的。一切因气化以分，一切因气化以合，万事万物因气的统一性而彼此相通，以至对立中相渗互补，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儒中有道，道中有儒，中和中有非中和，非中和中有中和。其实，又何止上述一些例举的对立？美学思想上的许多范畴，如形与神、形似与神似、心与物、师心与师物、情与景等等不也是如此吗？”（《气化》第27页）

中国古人的这种气化观的认识世界方式，与西方科学的认识世界方式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关于“气”、“经络”等知识。在西方科学的视野中，我们看不到、摸不着它们，但它们却存在着，不仅在中医治疗中被运用，而且人们在养生气化的实践中也体验到了，而且为越来越多的人体验到了。于民说：“正是凭借气化论、经络论这块基石，建立起中国古代重内重合的思维体系，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古代特有的哲学、心理学、美学认识，发展起物、心、天、人、有、无、实、虚、形、神、道、气、意、象、韵、味、逸、妙等重要的哲学美学的概念与范畴，形成了中国哲学美学上特有的天人之合的最早认识，进而升华为素朴、道、无的本体认识和‘万物一气’”的宇宙观。”（《气化》第22页）

儒道两家是古代中国哲学、美学思想的主流。于民认为，“气化和谐”是儒道思想的根底。比如，庄子的“坐忘”、“心斋”，也是一种气功境界。具体说就是去掉心之役，抛掉身体外形，“听之于气，随气而行，气之高度运化与神之自由飞翔合一，乘物游心，出入六合，上下古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死生无始终为友”。（《气化》第100页）老庄“恍兮忽兮的道的把握也好，天人之合的泯死生的境界达到也好，至乐的获得也好，哪一桩不与人体生命的活跃——气的高度运化相关？老庄的最大成就之一，就在于他们最早的把吐纳导引中的气化体验、养生之术提到了宇宙观的高度，形成了系统的哲学思想，而极其深刻地制约影响了中国人的认识好几千年”。（《气化》第22、23页）

关于儒家，于民认为，儒家的气化谐和思想偏重伦理道德与人格美方面，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孟子。孟子说过：“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而且，他认为这种“浩然之气”“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还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尽心章句下》）在于民看来，孟子的“养气的过程就是复性美化的过程。在孟子的认识中，道德上的从信到神的内省提高也就是养生上至大至刚之气的形成实践过程”。（《气化》第86页）

儒道思想中的“气化谐和”论表明，儒道两家的思想家对于世界与人的认识，与上古的气化论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这不仅说明气化论思想在古代的深远影响，还说明如果不了解古代气化论，我们也难以全面、深刻理解和把握儒家和道家的思想。

实质上，这种关于宇宙、世界与人生的气化谐和的观念，本身就是一种美学的、艺术的思想。于民说：“这种同宇宙之道、人生之道、养生之道相结合的审美之道的境界，既不等同于一般哲学上的物我同一或物我同一中的我性观照，不等于超功利的直观返照，也有别于后来艺术家创作中的那种‘与物俱化’。后者的物我概念、物我关系，以及同哲学、人生、气化的关系，均发生了一定变化，是前者艺术创作思维影响下的产物。”（《气化》第101页）

显而易见，于民的这些思想与宗白华以易传为中心建构的形上学思想体系，有相通之处。当然，他们的不同是显然的。可以说，这是迄今所见中国现代学者关于中国古典美学的两个体系性理论。

5.

2013年出版的《中西互补与人类思维革命》（文化艺术出版社）是于民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学术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于民先生直接将“气化”问题切入中国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之中，从哲学、科学和文化的视角，对这个问题作了极为艰深而又气象宏大的阐发，意义十分重大、深远。

该书分三编九章，上编“两种科学的产生”，描述了中国和西方两种思维方式的起源，认为存在中西两种科学。西方科学属于实验性知识，对象是日常经验时空中的物，追求确定性、可重复性；中国科学属于体验性知识，主要是关于“气”的认知，涉及日常经验不能达到的“虚”的时空。中编“中西思维文化的对比”，将中西科学、哲学、文化的不同，一一进行对列：西方人重物，中国人重心；西方人尚实，中国人贵虚；西方人重分，中国人重合；西方人重在“子”论，中国人重在“气”论；西方人重智，中国人重德，等等。下编“两种科学两种文化两种世界观的走向互补”，集中表述中西两种文化汇合融通的辉煌前景。

于民先生在这本书里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日常经验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所把握的世界（包括人体和心灵），是否是惟一真实、确定的世界。于民先生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我们的日常经验和科学所把握的世界，只是我们对象世界的一个部分。还有另一部分世界，用日常经验和自然科学的方式是无法把握、认识的。而通过中国人的一种特殊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即“气”的体验方法，则是可以弥补这种认识方法的缺陷。全书就是围绕西方自然科学及其方法，与中国传统的“气”的体验方法展开讨论，进而深入思考了中西方这两种不同知识体系及其方法的根本特征，以及相关的文化特质，即中国文化是以重德重和为核心的心性文化，西方则是以重智重分为核心的物质文化。最终，于民认为，必须要将这两种知识体系结合、互补，才能解决世界目前面临的种种灾难，引领人类走出重大困境，到达理想的美好未来。

其实，18世纪的康德哲学，就已经论证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的有效性及其界限。现代的量子力学更是打破了外界事物独立存在的神话，还表明科学认识的有限性。来自科学界的最新消息则把自然科学在认识、把握世界过程的作用进一步明确地揭示出来。旅美著名华裔科学家丁肇中团队，宣布发现了暗物质候选体存在证据。用已有的自然科学方法，不可能认识和把握这种我们已知粒子之外的全新粒子暗物质。据估算，我们所知的常规物质只占宇宙构成的4%，暗物质和暗能量分别占23%和73%。由此可见，在极为浩渺的宇宙和世界之中，现代自然科学所把握到的世界是少得多么可怜！

于民在这里提出的观点和思想，作为一种对于真理的探求，值得我们思考和进一步追问。因为，从日常经验的眼见为实，到渗透在我们全部生活的自然科学，以及浅薄的“唯物主义”，都不允许人们相信还存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东西。举国关于中医的辩论即是最突出的事件。因为，中医的阴阳虚实、经络藏象，用西医的任何手段，包括X光、CT、核磁共振、红外等，都无法发现，于是把中医归结为巫术之类。这里的重大误区，就是把自然科学等同于真理。只要与自然科学的观念、方法不相符合的思想、理论、技术等，一概斥之为邪说。相信科学万能，实质上是把自然科学等同于上帝，变成一种科学宗教了。20世纪西方的哲学家们，像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等，都对于自然科学的局限性进行反思，尤其是对以自然科学观念为主导社会思想，及其影响下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表达了深切的忧虑。在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现代科学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例如能源危机、坏境污染、核扩散及核安全等等问题，尤其是中国的雾霾已经威胁到不管是穷人富人、高官平民的所有人健康时，我们还把自然科学当作上帝一样崇拜，智耶？愚耶？

在20世纪思想们殚精竭虑思考人类未来出路的时候，有些西方哲学家例如海德格尔，曾经把目光转向东方、中国古代的思想，提出了很多值得人们深思的思想、观点。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有理由也有优势，去除科学万能观念的遮蔽，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科学、知识、真理，或许能够为解决人类当下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新的有价值的思想来。从这个角度看于民先生的这部著作，其中应该具有一种“先知”的胆识。

6.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学者更加普遍地运用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以概念和范畴作为手段来研究中国学术。于民的研究观念和方法与此不同，他从“气化谐和”方面切入中国古代思想和艺术的研究思路，钩沉了一些古代中国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不但为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家提供一种至今未有的、接近历史本身的、可能的解释，而且也为我们指引出一条探索中国学术和思想的新的、独特的方法和视域，其意义无疑是重大而深远的。

应该说明的是，于民不仅中国哲学、美学的学养深厚，而且对于气功养生之道有着很深的体验。他具有多年的气功实践，在离休后更为专注。这种气功实践对于他的理论不仅提供了一种经验验证，也影响他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和学术理论的理解，后期成为引导他思考的基础。

纵观于民先生的全部著述，不难看出，于民先生由美学——科学——哲学——文化的路径，对于中国和西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的根本观念，进行了艰辛、孤独的独创性探索，提出并论证了一些极富挑战性和极为深邃的问题，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的形上学体系的意图。这个体系以人体科学为底基，以“气化和谐”思想为核心，以哲学、美学为主干，以艺术、文化为枝叶，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生活和未来。

当然，于民先生青年时就受严重失眠症的困扰，中年以后几乎无法集中整块时间精力写作。因此，在于民的观点和论证中，不乏简略、粗疏之处，有些观点值得商榷。因此，我们对于于民先生的后期著述，需要一种宽容的理解和搜索的眼光，才能发现其中闪光珍贵的思想。我相信，于民先生的“气化谐和”思想理论以及他的全部思考的指向，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宗教、艺术及文化的一个不可忽缺的维度，也是21世纪中国人文科学创造性建构的一个新视野。

2019年7月16日於江城芝山小院，暑气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