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中国的传统文化呈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

实用主义发端于现代美国，然而其典型却早已存在于传承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在现代美国，实用主义只是众多哲学流派之一，在本体论有对事实和规律的尊重，在认识论有理性主义的均衡，在价值观有知识至上、宗教情怀和对美的追求，以及最终，有法律提供的不可逾越的“负面清单”。平心而论，自古到今，世界各民族或多或少都有实用主义倾向。但中国这样浓烈和典型者可以说绝无仅有。

实用主义并不是传统文化的始基，或者说，不是传统文化在原初时期就已经打上的烙印，而是在此后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日积月累，终于由点点滴滴汇成浩荡之洪流，从倾向成为主义，成为中华民族，以及成为当代中国人文化基因的一部分。中国，没有理性主义的均衡，没有对事实和规律的追求和尊重；没有宗教情怀，临时抱佛脚；美，大致就等同于出世，以及没有底线，重要的是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小农经济同样是实用主义的经济基础。农业畜牧业所经营之动植物较之丈量土地和杠杆复杂千万倍，原始的天人合一，物我不分，人与物没有形成对象性的关系，不能客观地研究对象。庄稼收成好，家畜膘肥体壮即可，对自然界的了解停留在经验层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现象即本质，知其然亦即知其所以然。小农经济没有或很少交换，意味着那些经验没有或很少交流，并不在意背后是否还有必然和普遍的道理。性本善也是实用主义的一个源泉。在实用主义看来，达到目的就是善。善，在真善美三者的关系中既居于首位，又具有终极价值。善居首，“真”便退避三舍。熟人社会的情本位也遮蔽了理性。学以致用，重要的不在于说清道理，而在于办成事情。这也就是中国古代科学落后而技术发达的原因之一。实用主义的第三个源泉是中国特色的人际关系。人际博弈中的无限规则让人无所适从，只能变换招数，极端则是“无招”，不择手段。只要战而胜之，哪怕水淹七军，还是火烧连营。实用主义的口号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以成败论英雄。

实用主义，在国家层面是“实干兴邦”，四个字把实用及其目的说得清清楚楚。实用主义在个人层面的典型是“流氓”，朱大可对此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i]。此处的“流氓”并不是当下语境中之流氓，而是上文中形形色色的“变通者”。在冠冕堂皇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的桌面之下，存在着生活方式与之大相径庭的一群人，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所以才需要儒家正统，才需要伦理道德。实际上，人非圣贤，在那些正人君子的内心深处，或多或少同样有着被压抑被禁锢的“恶”的一面，一旦束缚解除，便会出来兴风作浪。活着，是流氓最低也是最高的生存哲学，前者是忍辱负重，后者可以蛮不讲理，在两极之间则是虚伪和狡谲。流氓，是对性本善的嘲讽，是无底线和实用主义的结合。性本善和求同存异，为流氓和流氓意识提供了宽松的存在空间；周而复始的超稳定结构，为流氓和流氓意识的长期存在并得以上升到半官方乃至官方地位提供了载体。灾乱中最强者即最凶蛮、最狡猾者掠夺的生存资源最多，因此就是天子。无论承认与否，悠久的中华文明的DNA中，镌刻有历代祖先中的流氓基因，会在各种环境中顽强地生存，并在时机适合的时候以种种方式表现自己。

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是，“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此处不涉及“实践哲学”的本来含义，不过显而易见，莱布尼茨说的是中国哲学，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虽不知晓莱布尼兹的本意，所谓“略胜一筹”，应该指在处置类似事务中取得更好的效果。中国的“实践哲学”之所以较之西方“略胜一筹”，其一，就对象而言，不在意所涉及事务的本质和规律，审时度势，灵活处理；其二，就主体而言，浸润了中国特色“无法无天”的实用主义；其三，在于其中蕴含中国特色的理性。通常认为中国人没有理性或非理性，实际上中国人缺少的只是科学理性，中国人擅长，确切的说，因此而更加擅长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理性”。

所谓技术理性（也称“工具理性”），对于特定主体（集体或个人）来说，首先是所采取的行动有效，达到预期目的，以及在行动的过程中可控。其次，在生产方是投入产出比，在使用方是功能价格比，以及这两个“比”之间的博弈。重要的是，投入、产出和价格，基本上都有一样的衡量标准，功能虽因人而异各有所需，也看得见摸得着，可以放在桌面上比较，因此简单而透明。有必要指出，在投入产出比和功能价格比的背后，还有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那就是自然界。自然界的参与，为各方的竞争提供了一致的平台，制定了统一公平的规则，为求得更高的效能、更高的效率，以及更大的“比”，有关的主体都需要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由重复博弈而演进博弈，换言之，在技术理性的背后必须有科学理性的支撑。由此可见，在技术理性的引导下，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关系自然导向生产力的发展。

可以说，技术理性就是物理学中的“最小作用量原理”，或者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以最小成本/代价/风险获得最大收益，在技术领域，以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表现。中国特色的“技术理性”，在于并非如技术理性的原意那样，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特定的用于人际关系。前者的投入是知识、资源、劳动力和时间等，产出是利润、品牌和社会影响，至于价格主要就是钱，功能是效益和效率。技术理性受到来自自然界的事实和规律的制约，需要以科学理性作为基础；而中国特色的技术理性，投入的是人情、资金等，产出则或是投桃报李，升官发财，礼尚往来和面子，知恩图报，而且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提倡以德报怨，不能冤冤相报，更不能以怨报德。在人情往来中，生人可以混熟，熟人社会则得到维系和强化，个人在其中的地位也得到巩固和提升。中国特色的“技术理性”在官场中得到集中体现。一方面，最大的恩德来自皇上，皇恩浩荡，泽被天下。皇上应用其恩威把大臣玩弄于股掌之间，另一方面，臣民则应谢主隆恩，进而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以求得到晋升。由此，中国的皇权得以巩固，官本位得到强化。在人情与恩德的背后，是个人对人性和人际关系的精确测度和掌控，从而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中国特色的“技术理性”，与技术无关，与工具无关，与科学理性无关，实际上是无规状态下的“人际理性”；所谓“人际理性”，却又与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规律无关，只是在权力的淫威之下个人无底线的生存法则。

顺便说，实用主义还与全面谈到的道德优位有关。实用主义重结果，道德优位重出发点，共同点是不考虑程序公正以及是否可行。一句话，心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就豁免了由此产生的所有罪责，譬如大跃进，甚至文革。时至今日，多少家长以“为你好”之名，干预成年子女的私人领域。

[i]朱大可，流氓的盛宴，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