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空间上的中庸，转换到时间上就是停滞不前。李大钊指出，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黑格尔甚至认为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国家。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同样可以追溯到人际关系，传统文化的其他“始基”也对此有所贡献。

首先，人与自然的博弈，因有限规则和重复博弈，人可以从中学习，接受经验教训。人与自然博弈的成果科学技术是非嵌入编码知识，可以共享和交流，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科学起源于几何学和力学并非偶然，因为这两门学科的对象，划分土地和杠杆，是自然界中最简单的部分，简单到都没有量纲。一旦掌握了对方也就是自然界的策略，便可以前进一步，在演进博弈中探索较为复杂的对象，进入电磁学、热学、化学和生物学。市场经济的有限规则和重复博弈积累起信任，在信任的基础上步步向前，由重复博弈到演进博弈。这就是西方文明“主动”的缘由。在传统文化中，人际博弈的无限规则和一次性博弈，致使参与博弈的各方难以在博弈的胜负中积累经验，以及难以为他人共享。重复博弈既不可能，演进博弈更无从谈起。

其次，集体对个人的约束。为维护和加固集体本位需强化凝聚力。在群体中，个人往往克制自己的意愿而与群体的意志和价值观保持一致，群体越大，其对其中个体的约束越强，个体越是淹没于群体之中，群体作为整体改变的动力也就越弱，难度也越大。庞大而又凝聚的整体，再加上悠久的历史，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惯性，造成难以摆脱的路径依赖。

第三，传统文化充斥着难以为他人共享的意会知识和嵌入编码知识。在人与他人的博弈中个人的体悟是意会知识，维系熟人社会的情本位同样难以理喻，只能靠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性善论所依赖的伦理道德也是一种意会知识，或者是嵌入于熟人社会的编码知识。

第四，“大道至简”，抽象到最后只有一个字：“道”。在《原始思维》的作者列维－布留尔看来，中国人笼而统之的思维方式“所具有的抽象的和一般的形式可以容许一种表面上合逻辑的分析与综合的双重过程，而这个永远是空洞的自足的过程可以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i]。这种思维方式的长处是兼容并蓄，包罗万象，乃至在任何情况下立于不败之地，弊病是缺乏批判和怀疑精神，缺乏反省和发展的动力。性善论是向下兼容，弥陀佛是“大肚能容”，对于违规、侵权甚至罪恶，至多一“笑”了之。韦伯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合理地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合理地统治世界”。在利玛窦的眼中，中国男子只有妇道人家的愠怒，不能作战打仗。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传统文化过于柔性，兼容并蓄，然而缺乏深层的自我更新。香港诗人黄灿然说，“桑塔格（20世纪世界著名思想家）在舒适的环境下使自己严厉起来，中国知识分子在严厉的环境下使自己舒适起来。”韦伯认为，儒教，“作为支配性的终极价值体系，始终是传统主义取向的，对于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历史学家汤因比在研究了几十个民族的盛衰发现，民族之盛在于应对挑战，而一个没有挑战的民族将走向衰亡。中华民族面对一次次外族入侵在历史上不乏挑战，为何没有崛起，在相当程度上就在于过于柔性。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与重大的变故，历史未曾发生断裂，文化一脉始终绵延不绝，以老子等人的思想为代表，自然、唯小、处下、守雌、不为大、和其光，同其尘、柔弱胜(任)刚强，以及“后退一步”、韬光养晦，忍辱负重等；在其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说韬光养晦与忍辱负重还另有所图，那么“和其光，同其尘”就是逆来顺受，也可以美其名曰“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华文明正是因此而延续至今，也正因为此而停滞不前。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貌似改朝换代，实则周而复始，五千年如一日。

马云这样看待中国的儒释道，道教是说我怎么样改变自己去和这个环境融为一体，而儒家就是说，我怎么样的去改变自己，和社会取得和谐。而佛教是我怎么样改变自己的行为让我和我的内心融合一致。儒释道的一致之处是“改变自己”。

最后，相对于同龄的西方人，中国的儿童和青年人显得老谋深算，缺乏年轻人的好奇心和朝气，其典型当属数年前的“五道杠”。马克思把人类的祖先区分为正常、早熟和粗野的“儿童”，希腊是“正常的儿童”。一位高贵的埃及祭司曾对来埃及的希腊人说：“你们希腊人总是孩童，你们中没有一位老人”。埃及显然属于马克思所说的“早熟的儿童”。如果中国要对号入座，肯定也归入“早熟”之列。

且不论“粗野”的帽子该戴到哪一个民族的头上，“早熟”与“正常”的背后实际上依然是上述三大关系。上文述及，人的三大关系虽同时存在，但在实际中总有主次之分。就人类整体而言，三大关系呈现出由人与自然的关系，到人际关系，再到人己关系的发展规律。从原始社会直至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主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近代以降到20世纪乃至今日，包括两次大战在内，重在处理人际关系；20世纪至今，随着反思走过的道路，人己关系逐步凸显。由系统发育与个体发育的关系可以发现，三大关系的发展规律，正对应于马斯洛的个人需求层次理论。个人从出生到20多岁，在于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主要涉及人与自然（物，买房买车等）的关系；之后一直到退休，主要处理家庭、同事、上下级，以及朋友等人际关系，得到社会承认，满足归属需求和尊重需求；老了，写回忆录反思一生，做慈善，自我实现。反观中国，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未得到充分发展之时，远在公元之前，就把人际关系作为文化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所说的“早熟”，中国人名至实归。身未壮，心已老。看“五道杠”的照片，十几岁的少年，如此老练，这般城府，令笔者汗颜，更多的则是感到恐惧。

时间不仅停滞不前，而且有倒退的趋势，这一点与叶落归根相一致，与中庸的不对称相一致。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之轴上，“过去”具有优先级。孔子一再强调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以“祖宗的规矩”和死人压活人，形象地表达了这一点。从古至今对传统的一再强调，如国学热、着唐装汉服，以及对血缘的频频回溯，如炎黄子孙、黄皮肤黑头发等等，都把时间指向过去。由后面这一点，可以联想起前文所提及的小农经济与动物世界的直接相关性。不对称的中庸，以及博弈中的无招胜有招，劣币驱逐良币，都加大了传统文化下坠的趋势。

[i]列维－布留尔，丁由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者1981，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