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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高考改革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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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中国的高考承担弥合二元社会的重任，既要承继历史，又要面向未来。这样的重压扭曲了高考，带来一系列弊病。在相当程度上，职业教育有可能担当这一重任，从而缓解高考指挥棒，进而对中国教育体系产生影响。
关键词：职业教育；高考；二元社会
目前，发展职业教育的呼声日盛。笔者认为，职业教育不仅关乎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缓解高考指挥棒，进而对中国教育体系产生影响。
一、两难的中国高考
说起当前中国教育，高考指挥棒可以说是大部分症结的主要原因。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一切都围绕这一指挥棒而转。没法量化的素质教育在如此强大的指挥棒前基本上只是一句空话。即使进入大学后，由指挥棒的卡尺量出的标准化的学生，其后劲和创新能力几乎已消耗贻尽。既然如此，为何不取消高考指挥棒？
究其原因，一定程度上在于高考承担了过重的社会功能。从历史上看，传统的科举考试承担从社会底部选拔人才，疏导社会底部的原动力，“给出路”，并将其引向读书和仕途的功能，为社会底部的阶层提供升入上层统治集团的渠道。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超稳定”，科举考试功不可没。
时过境迁。建国后的一系列政策造成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迅速致富，东西部差距拉大，二元之间的分化加剧。1977年恢复的高考拨乱反正，以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取代种种权力的影响，不再需要付出如伤痕文学所描绘的惨痛“代价”，从而赢得国人的普遍拥护。然而曾几何时，在中国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改革开放到达关键时刻，高考却正在成为公众关注和争论的焦点。究其原因，乃是当代中国的高考承担了过多的历史重任和过重的社会功能。
在二元社会里，农民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大致有三个途径：其一，进城做工，慢慢成为城里人。其实，现在城里人的父母辈或祖辈大多都是来自农村。其二，参军。其三就是高考。不知从何时起，第一条途径此路不通。农民进城打工变不了城里人，在“工人”的前面加上了“农民”的限定，终究还得回去，而回乡后，限定词“农民”便复归主角。第二条道路实在狭窄，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还有种种不公平的后门。剩下的就只有眼下涉及面最广，形式上也最公平透明的高考。农村青少年几乎把改变身份的唯一希望寄托于高考。如此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强大动力，当然是再苦再累也心甘了。
心有不甘的是城里人。社会是二元的，而高考却是一元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于是，明明是城里中学，也只好“县中模式”。一些著名的县中甚至堂而皇之将其模式克隆到城里，而城里人进而想方设法到真正的县中去上学。于是，城市向农村看齐。在大谈城市化的今天，这可真是中国特色的又一道风景线。面对这样的风景，面对二元社会的一元高考指挥棒，农村青少年只问“跳多高”，而城里孩子及其父母则怨声载道，能不跳就不跳。
设法跳得低一点的是北京、上海之类真正有实力的城市：自己出卷，当然要比全国卷容易，考生录取的比例也高。这样，这些城里的中小学或许有可能发展素质教育，培育面向21世纪的创新能力。若干大学的自主招生进一步扩大了这种优势。还有一些城市和大学正在竭力加入这一行列。如此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的二元结构，受到相关城市的欢迎；然而与此同时，也将二元结构进一步扩展到教育领域，挡上了农民几乎最后可以为之而一跃的龙门，至少使这一通道变得狭窄，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没有上述待遇的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省份的批评。他们要求名牌大学的招生名额直接按人口或考生比例分配，认为由此方能体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一方面，为提高素质，培育面向21世纪的创新能力，全国统一高考就成为诟病的对象。就是县中的老师也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高考与人性的对立。然而另一方面，这样的高考肩负着如此之重任——弥合50年来所形成的二元社会所产生的裂痕，成为体现当代中国社会公平和公正的“地标”。一方面要面向未来，另一方面是历史的拖累，面向未来的教育被用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一方面是完整和持续的教育功能，另一方面是只不过作为其中一个环节的全国统一高考额外的社会功能。这就是两难的全国统一高考。此外，在高考中还有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介于其中。
历史不能割断，社会公正也必须得到伸张。但不能把宝都押在高考上。这样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反倒从根本上毁掉了中国的教育，毁掉了中国的未来。历史和社会问题由解决农民工进城、城市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户籍改革等途径来疏导，以还高考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的本来面貌和地位。
二、职业教育缓解高考指挥棒
目前，发展职业教育的呼吁日盛，大多就职业教育本身而论。若将其置于整个教育之中，就会发现，职业教育的兴起有可能为缓解甚至从根本上改革高考制度提供契机。
职业教育的起点低，一般初中毕业即可，18岁左右即可就业；而上大学要培养到高中毕业，就业则要到22岁或更迟，无疑加重了家庭负担。现有的职业教育遍布全国各地，特别是中小城市甚至县城，因而贴近广大农村，相应的费用也较低，学生可以与家庭保持联系，帮助家务；而大学一般集中在大中城市，费用高昂，也不易与家庭沟通。本土的职业教育大多与当地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特别在专业设置和招生人数上经过较充分的市场调研，因而毕业生的就业基本得到保障；而大学与市场相对较远，毕业生不对口甚至一时找不到工作近来已越发严重。职业教育的课程相对简单，对理论要求较低，强调操作和动手能力，主要是掌握规则后的应用，一般情况下并不在意规则背后的规律，学生较容易学会，这就降低了对生源的要求和学习的难度；大学则要学习较多的理论，注重规律及其推导，要求较高的抽象思维能力，学习有相当难度，对生源的要求也高。凡上种种都表明，在当前条件下，职业教育更适合于广大农村，为农村青少年就业并成为工人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一旦占青少年大多数的农村青少年有了如此广阔的大道，不再去挤高考的独木桥；一旦高考卸下社会层际流动的重任，还其被遮蔽的本来的教育职能，素质教育和培养创新人才也就指日可待。
以上观点并非意味农村青少年只能接受职业教育，而城市青少年上大学。
首先，大学的门依然敞开，不仅对城市，而且也对农村，依然体现公平、公开；同样，职业教育也面向城市。不同之处就在于，在狭窄的高考之门外向全体青少年开辟了宽阔的职业教育之路。
其次，中国社会如此复杂，人员素质高低不等甚至相距甚遥，指望以高考一步提高和拉齐素质是不可能的。各色人等只能在其相应的基础上提高素质，不同层次的学校培育相应的素质。大学对素质的要求更高，同时也培养高素质人才，职业教育相应就较低。这不是鄙视职业教育，而是教育对复杂社会的适应，以及符合教育本身的多样化，是职业教育在当代中国教育中的正确定位。正是这样的定位，方可脚踏实地的提高农村青少年进而整个农民的素质。如此，则职业教育有可能架起中国社会“二元”之间的桥梁。
实际上，一步拉平的高考貌似公正，其对量化指标即分数的膜拜实则对城市青少年不公正，在本质上等同于50年代对农民的不公正。同样，以高考分去衡量广大农村青少年而不考虑其基础和学习条件，难道不同样是对他们的不公正！
再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的二元社会形成已有时日，若干大城市的单独命题是将二元扩展到高等教育，此路不通。而指望以高考在一夜之间解决层际流动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倒拖累了高考及跟着其指挥棒转的整个基础教育，中国面向未来的创新人才也可能因此而夭折。教育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国情是制定教育战略的出发点。今日已不可能退回到50年代。在如此的二元社会，职校、大专纷纷升级，进而都来办世界一流大学显然背离国情。大力发展贴近农村的职业教育无疑符合国情。符合国情并非固定历史，相反，只有认可并从历史出发方可改变历史，舍此别无他途。再者，职业教育并非终点。有了适当的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其中的部分人完全可以进入大学或更高层次的教育。如此，则职业教育有可能构建中国由历史通往未来的大道。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以职业教育的视角重新审视乃至构建中国教育体系。长期以来，职业教育中国教育体系中都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其作用无足轻重。一旦意识到目前职业教育在当前的特殊重要性，就可能反过来对中国的教育体系有新的认识。
具体而言，首先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只有将这扇门开大、开足，方可能从根本上，至少较大幅度缓解高考压力，使高考发挥正常的教育功能。于是，培养创新人才也就指日可待。取消至少弱化了高考指挥棒，面对更开阔的出路，更多样化的选择，以及更宽松的环境，中小学的素质教育也就蓬勃地开展起来。
其次，纠正近年来各类学校纷纷升级的热潮。升级的动机不外乎两个，其一，在官本位的大环境中，一旦学校升级，即意味着学校领导的行政级别官升一级。其二，学校升级，当地高级别的学校越多，那么地方领导的政绩自然显赫，升迁的机会也越多。然而升级后的学校却是日渐疏离经济主战场，疏离所在区域的经济和产业，疏离广大农村，一句话，疏离中国国情和发展战略。为了发展职业教育，中国的教育眼下需要的不是向大学升级，而是降级。不仅升上去的要降级，原有的也要降。当然未必真的把“级别”降下来，可以是向下兼容。相应地，高校也要变“扩招”为限招。不止不行。只有压缩不正常的高考，方能发展职业教育；压缩后的高考和大学也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大学和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也才能在社会上找到各自的位置，各得其所。
以上探讨了职业教育与高考的关系。显然，职业教育本身并非万能，从根本上说，在于教育与行政脱钩，以及进一步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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