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志愿者：一份来自波兰卧底的报告》 [波兰]维托尔德·皮莱茨基著 黄煜文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皮莱茨基在奥斯维辛的罪犯号码为4859——“我的号码是4859。两个13（里面两个数字与外面两个数字相加都是13）令我的同志深信我一定会死，但我却感到雀跃。”
世界上可以被称为地狱的地方屈指可数，奥斯维辛即为其一。1940年9月，波兰军官维托尔德·皮莱茨基自愿前往集中营。三年间，依靠过人的体能、智慧与意志力，依靠坚定的信仰，皮莱茨基在里面成立了秘密组织，援助同胞，并不断向外界传递信息。1943年4月，皮莱茨基死里逃生，开始将自己的经历整理成报告上交。本书是其最完整的一份报告，书内详细记录了他在集中营里经历的世人难以想象的日子。
集中营里勇敢和仁慈的人
1942年开始了，以奥斯维辛来说，这是“最可怕的一年”；以我们组织在集中营里从事的工作来看，却是“最有意思”且成果最丰硕的一年。
1942年初，剩下的布尔什维克战俘全被处死。杀人的速度加快了。集中营似乎有了新的任务。新的噩梦即将降临。
布尔什维克战俘不是在比尔克瑙的建筑工地，就是在挖沟渠时被杀，他们的尸体全被放在货车上推回来参加晚点名。每次点名总会看到好几车堆积如山的尸体。有些战俘是冻死的，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体力工作，因此也不可能让身体保持暖和。
某日，有人在工作时叛乱。布尔什维克战俘攻击监督员与党卫军。叛乱遭到血腥镇压，整个单位都遭到枪毙。点名时，当局为了计算尸体，于是一车接一车把尸体运进来，一共运了好几趟。等到这些战俘全被清理光了（时间是1942年2月），隔开集中营与战俘营的那道栅栏也被迅速拆除。
布尔什维克战俘留下了虱子与可怕的西伯利亚斑疹伤寒，许多囚犯深受其害。斑疹伤寒横扫整个集中营，造成莫大的浩劫。营方只是袖手旁观，静静看着现成的盟友杀死囚犯。于是，我们开始在医院实验室里培养带有伤寒的虱子，然后利用党卫军阅兵和检查营区时偷偷把虱子放到他们的外套里。
第十五区外头挂出一个邮筒，当局宣布这是告密用的信箱。告密者可以把他们听到的消息写下来投到信箱里，告密信可以署名也可以不署名。囚犯若能提供重要情报给当局，将可获得奖赏。当局这么做是为了反制我们组织的工作。匿名情报与告发信件蜂拥而至。于是，在上尉88号的协助下，我们每天在晚上十点帕里奇取信前，就先打开信箱检视报告内容。凡是对组织不利或危险的信件，我们就一一毁掉，如果纠举的是一些素行不良之人，我们就原封不动。一场纸上战争于焉展开。
我先前担心的——因为军官都是以真名进入奥斯维辛，因此我不愿吸收军官加入组织——确实有着坚强根据。如果有人怀疑集中营里另有组织存在，那么营方一定会先找军官开刀。某日，他们带走上校62号，把他关在地牢里。他们每天将他从地牢带到政治部讯问，每次他从政治部出来时，脸色苍白，整个人都站不稳。我开始担心可能会出问题。两个星期后，某天晚上，上校62号过来找我跟同志59号，他说：“恭喜我吧，他们要放我出来了。他们想知道集中营有没有组织存在。”此时上床的锣号响起，他向我道别，并且说道：“别担心，我什么都没说。我明天再告诉你其他的事。”
然而第二天早晨，他们带走上校62号，把他移往拉伊斯科，显然不让他有机会告诉我们任何事情。上校62号是个勇敢的人。
我们的组织持续成长。我与我的朋友59号一起招募了上校23号、中校24号，以及一些新人。
我们的组织仰赖两大部门，这两个部门好比是我们组织的支柱：医院与工作分配处。
如果我们的伙伴有人需要室内的工作，或者有人的身体快“撑不住”，急需调离所属的工作小队，或者我们必须将网络扩充到某个工作小队，那么我们会去找医官2号，对他说：“德吉昂科，某人明天会来找你，你必须留他在医院一段时间。”
如果真的顺利把某个成员送进医院（监督员通常会忘了有这个人，因为被送进医院的人几乎是九死一生，不会再回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去找担任工作分配员的68号，对他说：“给我们一张纸卡，让某某人能到某某工作小队去。”
我们准备借由这种方式协助25号与44号脱逃。这两个人都是一流人才，都因为持有武器而被送进集中营。他们的罪证确凿，因此一定会被枪决。唯一的问题是政治部的格拉伯纳何时会注意到这两人的案子。然而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到现在还活着。
44号为党卫军绘制肖像，因此他的枪决很可能延后执行，然而这种状况不可能永远持续。44号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为高层画肖像，因此得到食物作为报酬，他把这些食物分给别人。
1942年2月，我们使用上述方法把25号送到鱼池旁的哈门斯工作小队。鱼池距离集中营有数千米远，在那里工作的犯人都直接在那儿住下。之后，到了5月，44号同志也被派到该地。他抵达当天就向25号传达我的命令：不用等待，立刻“离营”。于是两人“采取行动”。他们从临时营房的窗户逃出，带着我的报告回到华沙。
与党卫军斗智斗勇
我们已经接管所有的工作小队，但还有一个我们未能渗透。终于，（1942年）2月，我结束工作之后，很晚才回到集中营。抵达营区时，我从61号口中得知，68号已经打探好了，党卫军驻守部队的无线电站需要两名制图人员，已经决定找他，也就是61号，以及我们的前指挥官113号担任。
过了一两天，我们发现113号的手不停地抖动，于是我们把他转到党卫军的马铃薯工作小队，确保他的饮食能获得改善，由我代替他前往无线电站。我与61号在无线电站工作了几个星期，对那里的状况作了评估。我们平日除了在党卫军无线电站工作，还得额外进行训练课程。在77号的协助下，我偷到了无线电站的一些料件，几个月来我们一直想偷这些东西，但没成功。我们用的是囚犯能接触到的备料。
就这样，七个月后，我们终于组装了自己的发报机。少尉4号特别选在党卫军最不想涉足的地方组装这台机器。直到1942年秋，成员中有人走漏了消息，这才迫使我们不得不拆掉机器。
我们对外发送了各项详细信息，而这些信息又由其他发报站发送出去。我们提到新来者的数量与集中营的死亡人数，以及囚犯的实际状况。
当局简直要发疯了，他们到处搜寻，拆掉了一号工业仓库工厂与库房地板。我们不是经常发送消息，而且时间也不固定，要发现我们并不容易。
我们收到从自由世界送来的医药与治疗斑疹伤寒的药剂；一方面，我们有医官2号治疗我们，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仰赖59号。我的朋友59号是个有趣的人，他不管做什么事，脸上总“带着微笑”，而他经手过的事，也总是顺利过关。希姆莱到集中营视察时，59号是第六区（旧分区）的区长，他受命向人人望之生畏的希姆莱进行报告。当重要的日子来临，希姆莱走进营舍，59号站在他前面……不发一语……然后微笑，希姆莱也笑了。当天他能够保住性命，可能是因为希姆莱旁边还跟着两个有头有脸的平民绅士。或许希姆莱温和对待囚犯是为了做宣传样板。
有时候，集中营当局会试图让告密者渗透进来。一名德裔人假冒波兰人，他同意与格拉伯纳合作，企图打探我们私底下的活动。但我们有成员从党卫军那里得到消息，他人还没到就被揭穿了。我们让这个人喝下几滴我们从医院取得的巴豆油，他不久便感到肚子疼，于是马上冲到医院看病。我们在医院的成员早就知道这个混蛋要过去看病（他的囚犯编号已经被我们记下来），因此他拿到一些不伤身的药但照样混了几滴巴豆油。这家伙连拉了几天肚子，身体虚弱的他又回到医院。于是我们为他打针，我们注射的东西并不会伤害他，问题在于针头是生锈的。
另外，有两个例子算是带点趣味的。
第一个例子，某个与格拉伯纳合作的家伙人在医院，他照了胸部X光，“显示”他得了结核病（其实那张X光片是别人的）。第二天，克莱尔巡房时，我们向他指明此人是结核病患者。这么说就够了，克莱尔马上把他的号码登记下来。这家伙对此毫不知情，然而等到他被送去“注射”时，他开始发狂大叫，还提到格拉伯纳的名字。克莱尔听到格拉伯纳的名字吃了一惊，他也发火了。他马上朝那人的脸揍了一拳，很快就把这个人“处理”掉。他不许反抗者随随便便抬出格拉伯纳的名字。
第二个例子与第一个例子几乎相同，不同的是当事人是个新来者。他懵懵懂懂地被送去注射毒剂，连格拉伯纳的名字也没提。最后他满脸讶异地被“处理”掉了。
格拉伯纳因为这些人一直没向他汇报，于是开始寻找这些人。不久，他发现这些人已经在火葬场化为“一道轻烟”。不仅如此，他们还是死在自己的部下克莱尔手中。格拉伯纳因此恼火不已，他开始追究医院为什么这么快就把这两个人处理掉。此后，克莱尔在用针之前，一定会先送一份名单给格拉伯纳，让他仔细检查有没有他的人列在上面。
斑疹伤寒造成我们很大的伤亡。每个人都生病了，只有少数几个老伙伴还能勉强活下来。凡是因为斑疹伤寒而住院治疗的人，很少能够出院返回营舍。
不过，“我们”培养的虱子确实发挥了功效，斑疹伤寒也开始在党卫军军营里蔓延开来，造成严重的疫情。医生对于如何医治西伯利亚斑疹伤寒感到棘手，党卫军的尸体也同样令他们头疼。党卫军死者甚众。他们被送到卡托维兹的医院治疗，然而几乎很少有人存活。
比尔克瑙完成两座电炉火葬场之后，开始兴建第三与第四座火葬场。后续火葬场持续兴建的同时，前两座火葬场火力全开地焚烧尸体。
囚犯也被一批批络绎不绝地运到。有些人被带来主营区，在这里，囚犯必须进行编组，每个犯人都有编号，现在编号已经超过了四万号。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人是被直接运到拉伊斯科的比尔克瑙，他们在那里不需要做什么编组，而是一下子就被烧成了烟与灰。
1942年最后一次释放犯人是在3月，管弦乐团里有些人获释。我之前提过，司令官喜爱音乐，他说服柏林高层同意，每年释放几名乐团成员离营。3月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获释。因为当局不希望太多曾经目睹奥斯维辛现状的人返回现实世界，特别是那些目睹1942年开始在奥斯维辛发生的事情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