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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王馆长”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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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馆长”外传 |
▲中国科技馆新馆一景
王渝生在漠河
王渝生自画像
见过王渝生的人都会说他童心未泯，亲切地叫他“老顽童”。他喜欢这样的自己，因为“童心未泯就是人心未泯，人心未泯就是人性未泯”。
■本报记者 郝俊
毫无例外，无论王渝生的名字出现在何时何地，人们在介绍他时，都不会忘记附上那个标志性的身份——中国科技馆原馆长，有时还会特意强调一下那个“原”字。
往来多年的同事和朋友，则依然对他一口一个“王馆长”这样叫着。不难感觉到，他们亲切而自然的语气中，有一种不露痕迹的默契，似乎不这么叫，反而会显得生分。
作为馆长，王渝生为公众所熟识。他那幽默风趣、博闻广记、热情活泼的“科普老顽童”形象，曾频繁出现在千家万户的电视荧屏里，深入人心。
与中国科技馆相伴6年后，“王馆长”以63岁的年龄于2006年初夏卸任。如今年近七旬的他毫不讳言，当馆长的那些年，是他“最为辉煌的一段时光”。
因为辉煌，王渝生的馆长生涯书写下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至今鲜有人知，在“王馆长”的身前身后，还有许多传奇般的故事，在他的人生旅途中依次上演。
35岁的春天，考研去
在全中国，王渝生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我国第一位科学史专业的博士。创造这一历史纪录背后的故事，则可追溯至35年前那个“科学的春天”。
1978年3月，重庆市长寿区。正肩扛锄头在农村参加劳动的王渝生，从挂在电线柱子上的大喇叭里听到一个熟悉的四川口音在讲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广播的那一端，是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喇叭下的王渝生，是“文革”中下放劳动的重庆求精中学数学老师。四川老乡邓小平说的上面一席话，让王渝生眼眶湿润。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35年后的这个春天，记者身边的王渝生端坐在沙发上，双眼微闭，挥舞双拳，一口气背出了当年那个喇叭里最后传来的另一位四川老乡、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精彩闭幕词。
热流在胸中翻涌，王渝生当即撂下手中锄头，买了一张返回重庆的船票。“科学的春天来了，我应该去深造。”当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35岁的王渝生毅然报考。
第一志愿，四川大学数学系；第二志愿，云南大学数学系；第三志愿，内蒙古大学数学系。王渝生精心设计好报考“战术”：“为了考上研究生，我愿意到内蒙古兜个底儿。”怕夫人不同意，他决定“先斩后奏”，悄悄把志愿表放进了抽屉里。
不曾料想，王渝生的志愿表最终还是被夫人看到，跟他赌气说：“你要是真考到内蒙古，我只有跟你离婚。”
王渝生一边安抚妻子的情绪，一边解释：“我在‘文革’中耽误了10年，也都已经35岁了，还能考上比如说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的研究生吗？不可能。”
听他这么一说，王渝生夫人心里的气儿消了，还鼓励道：“你要是能考到中科院，我就跟你去北京。你可以先‘跳一跳’，看能摘到什么果子。”
回头一查，中科院研究生院招生目录里，一个新鲜的专业进入王渝生的视线——数学教育与数学史，考试科目除了高等数学，还要考哲学、古文、中国通史。平时爱好广泛、文理兼优的王渝生如获至宝，顺利过关，如愿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硕士毕业后，王渝生留所，师从当时自然科学史所唯一的博士生导师严敦杰攻读博士学位。1987年获理学博士学位，成为我国第一个科学史博士之时，王渝生已过不惑之年。
闯会场的副所长
很多年来，王渝生更喜欢用“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这样的身份介绍自己。的确，从他1978年走进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算起，他在那里总共度过了22个春秋，而有一半的时光都是在不停地学习深造。
1991年，王渝生完成了在德国慕尼黑大学东方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回国后两年，他就出任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一职，同时成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说起这一经历，王渝生笑言自己是“一步登天”。
然而让王渝生没有想到的是，自然科学史所连同科学技术史这个专业一起，会迎来一场 “性命攸关”的考验。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学科、专业目录调整。长久以来，被视为“退休科学家业余爱好”的物理学史、数学史、医学史等科学技术史相关专业，分别作为二级学科零星分散在物理学、数学、医学等门类之下。
学科调整中，这些并不受人重视的专业面临极为尴尬的局面。在历史上任何版本的国家专业目录中，并未出现过“科学技术史”的学科名称，而曾经的“自然科学史”与“技术科学史”两个一级学科均被建议撤销。几经讨论，最终的官方意见是，将相关科学史专业并入科学技术哲学。
调整方案引起了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钱临照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关注，自然科学史所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联合呈文，坚持将自然科学史与技术科学史分别设置为理学类和工学类的一级学科。
然而，科技史学界的呼声并未得到任何答复。“毕竟，这个学科专业在当时非常不起眼。”王渝生回忆，有关领导甚至大笔一挥，将整个科学技术史专业删除。
随即，在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路甬祥的建议和委托下，王渝生邀请到卢嘉锡、周光召、吴阶平、柯俊、席泽宗等对科学技术史抱有感情同时担任要职的老科学家，联名致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陈述将科学技术史设为一级学科之必要性。
直至1997年6月，就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讨论确定最终的学科、专业目录设置的前一天晚上，联名信中的诉求依然没有回音。科学技术史这一专业，也未进入讨论目录之列。
“第二天上午，本人，闯会场！”那是王渝生永生难忘的一个早晨，时隔十多年后的今天，他在说这句话时仍抑制不住地激动，狠狠拍了两下胸脯。
那天一早，王渝生带着材料和老科学家们的亲笔签名信赶往会场。在场外焦灼等待、酝酿许久，他终于鼓足勇气，一把推开会场虚掩的大门。
“我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副所长、学位委员会主任王渝生……”
“这里正在开会，你怎么能闯进来？赶紧……”
“我有一个重大问题要反映，这牵涉到我们科学技术史学科的生死存亡……”王渝生的话音如滚豆子一般噼里啪啦响起，而眼泪几乎就要夺眶而出。
“我们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五千年前，中华文明占据四分之一天下；两千多年前，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衰亡下去，中华文明还在持续发展，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随后崛起，我们与之平分秋色；至于一千多年前，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中华文明则在世界上一枝独秀……我们中华文明，除了文史哲之外，不要忘了还有数理化天地生。”
会场上的人多多少少被这一幕震住了，瞬时间，那里变成了王渝生的演讲现场。
“对于中华科技文明，弗朗西斯·培根，甚至马克思，都曾给予高度评价。但是，现在我们一提起科学，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西欧，根本没有把我们自己的祖先放在眼里。倒是英国有个李约瑟，写出了一套《中国科学技术史》，要‘还中国以公道’！要是我们自己不研究，那就愧对祖先了……”
也许正是这番慷慨陈词，最终打动了会场上的学位委员们，领导指示王渝生：“你把材料留在这儿吧，请到外面等着。”
“那是一场战斗。”王渝生回忆，走出会场时，他觉得整个人都要虚脱了。
最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采纳了科学史界的意见，将科学技术史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进行设置，将其纳入理学门类。
科学技术史学科的发展壮大，为此后我国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及相关科研机构的战略定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已成为一门重要显学。
学界同行评价，对于科学技术史这门一级学科的建立，王渝生曾作出划时代的贡献，尽管它至今仍是一门处于边缘的综合性交叉学科。
恰如其分的“四家”
做了7年的自然科学史所副所长，王渝生的人生之旅在新千年伊始再度迎来转折。
2000年初春的一天，王渝生接到老领导周光召打来的电话，问他是否愿意考虑去中国科技馆工作，出任馆长一职。中国科技馆隶属中国科协，彼时，周光召已卸任中科院院长，担任中国科协主席。
“我一开始还真没看重这个馆长职务。”王渝生坦言，他当时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中科院下属研究所的副所长，但好歹也算“居庙堂之高”，到那个闹哄哄的科技馆去做什么？
周光召告诉他，千万不要小看科技馆，放眼全世界，很多发达国家的著名科技馆馆长都是极富资历的科学家和大人物，甚至由国家领导人兼任。
“中国科技馆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到现在为止只有两任馆长，你知不知道首任是谁？”周光召告诉王渝生，那人正是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院士。
周光召动之以情，更是晓之以理：“我选馆长有四个条件，选来选去，目前只看到你同时满足这些条件。”
“哪四个条件？”
“第一，一定要是个科学家。”
“哎呀，我哪里能算什么科学家？”
“你是数学史家，至少能算作科技专家。”周光召接着说：“第二，这个专家还要一专多能，得是个杂家，不仅懂数理化，还要懂社会科学，你满足条件；第三，馆长须能说会道，你还会写，你是科普作家，自然够格；第四，科技馆的工作与研究所不同，不是关起门来搞研究，而是要面向社会面向公众做科普工作，所以得是一个社会活动家。”
“周主席，你这个要求太高了，我怎么算得上社会活动家？”王渝生心里还是有些打鼓。
“你不要以为社会活动家就是国务活动家，就是国家领导人，不是这样理解。我认为社会活动家要着眼于社会，能够处理好上下左右各种关系。你以往的工作中，各方面事情都能拿得下来。不要客气了，你就是‘四家’，专家、杂家、科普作家，也是社会活动家。”
周光召对“四家”的解释精到而恰如其分，选用馆长的条件竟能如此周全而具体。王渝生深感敬佩，欣然应允。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渝生的才干在中国科技馆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展现，也的确成就了一番堪称辉煌的事业。
任职6年间，王渝生调动起各种科普资源，与媒体深入配合宣传科学。随着他频频出镜，中国科技馆也由此声望日隆，甚至跻身为国内外旅行团的推荐游览项目。
卸任中国科技馆馆长之后，王渝生一如既往履行着科学普及的使命。在各种科普活动现场，他的身影依然活跃在孩子们中间。他觉得每一个孩子都是天生的科学家，对自然奇观满怀好奇和敬畏。
见过王渝生的人都会说他童心未泯，亲切地叫他“老顽童”。他喜欢这样的自己，因为“童心未泯就是人心未泯，人心未泯就是人性未泯”。
《中国科学报》 (2013-03-15 第5版 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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