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自新老师讲的“科技与社会发展概论”（二）

武夷山

（授课时间：1982年2月）

4. 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针

         国外有人说：60年代科学自由发展，“政策为了科学”；70年代改变了看法，“科学服务于政策”，即必须很好地管理科学技术，使之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罗马俱乐部主席写过一本书叫《关于未来的100页》，该组织是最早研究未来的。他列出了当前世界十大问题，其一是科技发展自由化。我国是计划经济，更要注意这个问题。

研究科技发展方针，要关注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国内尤其要考虑我们自己当前的发展水平。

英国人自己质问：科学是不是技术之母？按人口平均，英国的诺贝尔奖世界最多，但英国的技术相对不行，经济更糟。

持“科学技术应有新的转折点”观点的人认为，关于健康、食品的研究未受到足够重视，人们却重视军备。

我国过去的科技发展方针只有口号式的，或片段的，现在第一次提出了较完整的方针。1956年我国召开了全国科技发展规划会议，这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来华工作的苏联专家说，他们还没开过类似主题的会议。这次会议提出的科技发展方针是“集中力量，迎头赶上”，后四字是毛主席从鲁迅的一篇文章中借来的说法。1956年的一次国务会议上，毛主席说：我们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赶上和接近世界先进水平。遗憾的是，1958年，“接近”变成了“超过”，搞大跃进了。好像是陈伯达说过：只有超，才能赶。这是极左的、不科学的说法。总之，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的指导思想是赶超。

那时，我们希望赶上所有的名牌产品，在宇宙起源、基本粒子、生命起源三大前沿都要领先。因此，你搞受控核聚变反应，搞磁流体，我们也搞。

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1979年8、9月中央下发了关于推动科技发展的一个通知，通知草稿上本来写着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邓小平提出了不同意见，改成：在少数领域赶上、多数领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是因为1978年搞洋冒进，吃了亏，所以重视这个问题，认为“赶超”提法不适当了。

我认为，我们对自己科技水平的估计过于乐观。我在文革之前就反对这样的比较方式：西方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用了多少年，中国才用了多少年……人家走在前面，你吸取了人家的经验教训，少用了几年有什么可夸耀的？

尤其是，技术水平要与生产水平联系起来考虑。现在看，逐年追赶下来，差距越来越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过高估计自己的水平。

过去，总觉得自己工业落后。方毅副总理说：看了人家的农业展览，中国相对先进一点的技术只有两种，其余都是人家先进。日本专家森谷正规却认为：中国科技力量具有一定的水平，生产技术是惊人地落后。生产技术指大量、普遍应用的技术。例如，我们的热处理工艺很落后。

为了制定好科技发展方针，还要研究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是外部关系。邓小平提出：经济、技术、社会要三位一体地考虑。他这么说是针对过去的经济规划存在的问题：就经济论经济，不谈科学技术，不谈改进人民福利的措施，如电影院、图书馆建设。

总之，在处理科技发展的外部关系方面，一是不能照抄别人的经验，二是要结合近期的发展目标去考虑。

科技发展的内部关系，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的关系，即前二者的成果如何与技术发展相结合的问题。

基础研究，与通常说的“科学”基本重叠；应用研究，指基础研究产生的知识实现潜在应用的能力。在工业界，还要加上“革新”。

国内对于“什么是基础研究，什么是应用研究”一直有争论。

一些华裔科学家提的建议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加强开发研究。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的投资比例，国外一般是1:2:5。中国的基础研究投资比例肯定偏低。

我们编的《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论文集》上有一篇匈牙利科学院院长的发言，说经济发展主要靠利用现有成果，而不是靠创新。

另外，我们还要研究科技基础结构（或曰支持结构）问题，如科技图书、科技器材等。

（本系列第一部分见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6193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