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的定义说起

武夷山 （发表于《学习时报》, 2006，3，27）

    水的化学分子式是H₂O，即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的结合体，这是大家熟知的水的自然科学定义。印度学者Imitiaz Ahmed等则给水下过一个社会科学定义：H₂OP₄ ，也就是说，比原来的定义要增加4个P，它们分别代表污染（Pollution）、政治（Politics）、权力（Power）和利润（Profit）。《蓝金：向窃取世界水资源的公司宣战》（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这本书对这四个P的隐含意义都有深刻的阐述。水的不同定义启示我们：在当代的复杂世界，我们切忌简单化地看问题。简单化，就易于不恰当地评价人和事，就不能引领事物向人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倡导的“人类发展指数”由三项指标加权构成，它们分别为预期寿命、受教育水平(识字率和入学率)和经济发展水平（GDP）。以此指数来衡量，印度的喀拉拉（Kerala）邦是全印度发展得最好的，因为该邦居民的识字率高达91％（全印度的平均值是65％），婴儿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73岁（全国平均值为61岁）。但是，如果我们关注另外一些指标，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该邦每年约有900人自杀，是各邦中最高的；每千名人口有306.1桩犯罪案件（全国平均值176.7），也是各邦中最高的；失业率又是全国最高的，该邦农村15至29岁年龄段的人，36％处于失业状态，城市中该年龄段上的人，34％为失业者。另外，该邦虐待女性和酗酒行为的发生率也是全国第一。［1］

    又如，国内外一些学者将知识员工人数占就业人数的比例作为一个国家是否进入知识经济的重要标志。而英国学者Peter Scott教授认为，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过去存在的一些界限都逐渐模糊了，例如，生产性的工作和非生产性的娱乐不大分得清了（比如某些动漫设计者的生活状态），工作场所和住所不大分得清了（比如很多靠网络为生的自由职业者），再延伸一下，工作所决定的角色区分不那么明确了（例如，陈佩斯从1997年起斥资百万承包了北京市延庆县一万亩山场，租用期50年，他除了雇人看护原有树木外，每年植树2000多棵，那么，你说他现在是演员呢？林场主呢？还是什么呢？），性别所决定的身份区分也不那么明确了（例如，法国总理若斯潘2001年在法国家庭问题年会上宣布,妻子生孩子时,丈夫的产假将从原先的3天增至15天,且工资100%照发。目前,欧盟各国普遍实行丈夫带薪产假制度。德国、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均为3天,葡萄牙5天,丹麦2星期,芬兰18天）。因此，如果用高技能知识员工占就业人数的比例来定义知识经济的话，也许会发生误导。［2］

    再如，有些初中学生的考分很高，其他孩子的家长们羡慕得不行。可是，有经验的老师们指出：某某孩子虽然考试成绩很好，但是，这是个特别用功的孩子，每天学习时间很长，而且已经请了家教，说明其潜力已然消耗得差不多了，相反，另外一些孩子没有怎么下功夫，玩玩闹闹就考到了中等水平，这些孩子才是真正有潜力的。老师这番话其实有非常深刻的道理，说者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正如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控制论学者和心理分析专家Gregory Bateson（1904－1980）所说的：如果一直在发生着什么，则什么也不会发生，因为所有的空隙都被填满了。只有当未发生什么特定事情时，才有可能发生任何事情。［3］

    由于人们往往忽视了事物的复杂性，在工作评价中就难免出现偏差。过分重视GDP指标只是评价不当的表现之一。中国现在有大量的防盗门生产厂家和锁具生产商，它们设计的防盗门越来越坚固，设计的锁具也越来越高级。这些厂商的产品很受欢迎，每年创造了大量的GDP。可是，这类产品越受欢迎，恰恰折射出社会秩序越来越糟，百姓没有安全感。因此，这一部分GDP的增加，刚好对应着生活质量的下降。

我们的各级部门、各级领导无论在评价一项工作还是一个人的时候，都应充分考虑事物的复杂性，设计出合理的评估指标，否则，完全可能导致南辕北辙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Imitiaz Ahmed, Introduction, Futures, 2005, 37 (9): 905-924

［2］       Peter Scott, Universities and the knowledge economy, Minerva, 2005, 43 (3): 297-309

［3］       Thomas Hylland Eriksen,  Mind the Gap: flexibility, epistemology and the rhetoric of new work, Cybernetics and Human Knowing, 2005, 12 (1-2): 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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