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不是“请客吃饭”
马克思和托克维尔生活在同一时期，关注的是同一问题，写作的时间也相差无几；所不同的只是托克维尔是当事人，马克思是旁观者。
也许真的是“旁观者清”，但不管怎么说，当事者的回忆（托克维尔极其注意对细节、人物性格及自己当时的心情的描写）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相互参照和比对的文本；而且，我们并不太在意对具体事件如何进展的记述，我们更关心的是事件后面的观念（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谈论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时，也应作如是的清理）。事实上，无论是托克维尔还是马克思，在谈到这一时期的历史时，也都如托克维尔自己所要求的那样，做到了“将事件揉进思想，将历史哲学融入历史本身”。
托克维尔的《回忆录》只写到一八四九年六月新内阁诞生（他就任外交部长）后的一些活动，不包括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日的路易·波拿巴政变（但书中已有对这一结果的暗示）；而且，相比较于马克思的论述，托克维尔无疑低调得多，他说这本《回忆录》只能在他死后出版，而且，他要反复说，这本回忆录“记忆之描述仅为我自己”，“它绝不是我为公众创作的一幅画。对此，即便我的密友也将一无所知，因为我要自由地描绘自我和他们……”他想让这本书作为一面镜子，“我乐意在镜子中注视与我同时代的人和我自己。”
更准确一点的说，他就是要在镜子中注视出现于各种事件中的“与我同时代的人和我自己。”
仅就一八四八年后两年而言，发生的事件就太多了，从君主立宪、帝国、复辟王朝、七月王朝到七月王朝的崩溃、二月革命、六月起义、路易·波拿巴上台到各种政治派别间的争斗、共和国的诞生与失败等等，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在托克维尔笔下，揉进了他深思熟虑的思想的一个历史性事件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件平时看起来很平常的事情：请客吃饭；在当时，这被称之为“宴会运动”。
成了“运动”，可见频繁，而且显然具有了政治意味；这意味其实就是针对着当时不准举行公共聚会这一法令而来的。
不准公共聚会，更不能示威游行，那么，请客吃饭总可以吧？于是，所有赞同选举与议会改革的人就开始不断“请客吃饭”，“在看来颇有节日气氛的名流聚会上，主张改革的人士围坐在长长的餐桌旁抒发政见，抨击官方，为共同的改革目标干杯。据统计，至一九四八年二月革命前夕，法国各地共举行过七十次这样的聚会。”（该书中文版导言）
“宴会运动”评价
托克维尔自己并没有参与这种“宴会运动”，尽管他也常常去参加各种盛大舞会，但并不愿意在这种场合“抒发政见，抨击官方，为共同的改革目标干杯”。是害怕吗？显然有危险，但他并不是因为害怕。在一个舞会上，他见到了“宴会运动”组织者之一的奥哈纳（Hauranne），就对他说：“鼓起勇气，我亲爱的朋友，您在玩着一局危险的游戏。”这位朋友的回答是：“请相信，一切都将顺利进行，再说，确实应冒些风险，不经受如此考验就没有自由的政府。”托克维尔说：在我们这个除了人们狂热追求私利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激情的时代里，无私与真诚是两种罕见的优点。
他对此表示敬佩，但依然不会参加。
为什么？
他承认自己的理由有些站不住，而且认为这只是自己个人的独特感受，但他坚持这样认为：“宴会运动在政治上是拙劣导向，政客们的所作所为让我们产生了这种独特的感觉。”
为什么？
托克维尔表达了自己下述的思想：
复辟时期的法国，“在这个如此组成、如此运作的政治世界中，最为缺乏的就是政治生活本身。在后期尤其如此。政治生活不大可能在一个宪法所划定的圈子里诞生，也无法在内维持下去，旧制度下的贵族阶级被征服，人民被排斥。由于一切事务均根据唯一一个阶级的利益，按照它的观点，在它的内部成员之间，人们无法找到各大党派可以相互论战的战场。立场、利益，由此而导致的观点等的异常一致，支配了基佐称之为合法的国家，剥夺了议会辩论的全部的独创性和全部的现世性，从而失去了全部真实的激情。”
这是总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当时的国王路易·菲利普正是利用了对手所犯或不得不犯下的一些“低级错误”（比如举办“宴会运动”），开始在在国家事务中获得了优势。他公开指责说宴会运动的发起人是一些被盲目或敌对激情所煽动的人；于是，他就使得人们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他代表着“秩序”。
这样一来，议会中的辩论也就只能化作了字面上的纷争，而全体国民又十分厌烦听到他们的声音；上层的颓废、无能、停滞、无聊，与下层政治生活中开始显露的狂热的、不稳定的迹象，把法国划分成了两个完全不等的区域。国家机器均匀而平静地运行着，国王深信只要他不步路易十八的后尘，不把手放在这个美丽的国家机器上面而让它自行循规运行，就可免于一切灾难。“他一心只顾保持它正常运转，按自己的目的使用，相信“革命的激情就会逐渐湮没在对物质享受的贪婪之中”（作者说，这是路易·菲利普亲王毕生的理念）。在国家机器的运转中，他已经完全忘记了支撑这台精巧机器的社会本身；就好像一个只要钥匙还装在口袋，就拒绝相信有人已放火烧他的房子的人。”
社会两大阶层：欲望与斗争
谁在放火烧社会这座“房子”？当然是社会的下层民众，是那些既不会在宴会上高谈阔论，抨击时政，也不可能在议会辩论中说些颓废、无能、停滞、无聊的话的人。
托克维尔是在写完《回忆录》后三年才动手写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但我们相信在《回忆录》中，他就已经对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有了一个确定的认识，这就是大革命之所以会爆发，就是因为社会中的两大集团无法沟通，并分别生活在仇恨与懵懂不知之中。
在他看来，社会已然被划分为上层与下层；上层就应该包容全国的政治生活，通过它们来体现下层的政治诉求和对这种诉求的有效限制（这正是当今西方社会两党制的社会基础）；而下层民众本身呢？托克维尔无奈地说：在法国大革命过去了半个世纪以后，“他们不久前所做的一切足以证明他们不可能也不配自由的生活”，因为“他们依然如故，依然浮躁，依然不动脑筋，依然如他们的父辈一样，面对儆戒无动于衷，在危险面前鲁莽轻率。时代非但丝毫没有改变他们，而且把严肃的大事，如同过去把无关紧要的小事一样，草率地留给了他们。”
在托克维尔的话语系统中，“不可能也不配自由的生活”指的就是“不可能也不配享有政治生活”，他们需要有人代表；事实上，经过了“二月革命”的巨大社会动荡后，无论托克维尔多么厌恶身边的政治家，也无论他已经意识到前面的路多么凶险，他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参加新的选举，并在大约十二万位投票者中获得了十一万七百零四张选票（第129页）。他相信他可以代表他的家乡民众在议会中发出他们（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声音。
他对民众自己的声音一直心存疑虑。
但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与马克思截然相反的理想化了的、精英主义立场；它也告诉我们，所谓的民主、共和，都是精英圈子里的运作，我们只能从他们代表了哪个阶层的利益来作出归属的判断。
在托克维尔看来，社会最可怕的就是当它被切成两块时，一无所有的人因欲望而结成一体；略有资财的人则因恐惧而结为一体（第131页），于是争斗就不是发生在议会中，而是发生在社会上，它也就显现出一切革命即将逼近的迹象。
法国大革命就是因此而爆发的，它取消了一切特权，废除了一切专权，但却让其中的一个残存了下来，这就是所有权。
托克维尔认为正是所有权才为社会筑起了一道围城，包括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都没有人想逾越这一界限；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围城。事实上，当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临近时，深入社会下层民众心灵的学说“都以否认所有权为主要特征，至少，都旨在限制、削弱、废除它的行使。”
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
托克维尔为什么如此看重所有权问题？
这就涉及到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涉及到什么才是一个社会维持稳定的根基。
法国大革命是政治革命，所以并没有逾越所有权这一道围墙；而现在临近的革命则已经把热情从政治转向了社会，开始认识到目前为止人世间的财产划分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所有权得以成立的基础也并不公正，于是革命的目的也就不仅仅是为了推翻一些法律，改变某届内阁，而是针对这个社会本身，是要动摇它目前赖以支撑的基础。
所以，托克维尔说，他之所以不愿意参加“宴会运动”，背后最深层的原因就在于情况已经与当年的法国大革命时完全不同，因为现在所爆发的任何革命都将是针对社会而来，都与所有权的废除有关；而这一点又是所有参与“宴会运动”的人（我们相信这些人都是一些略有资产的人）都无法预料也无法控制的。
当托克维尔参加当地的竞选时，有人就曾厉声质问他为什么会脱离反对党的立场，他说：“我不想参加宴会运动是因为我不愿看到革命，而且我敢说，所有出席宴会的人倘若跟我一样预测到从中即将爆发的事件，他们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出席这些宴会的。因此在你们和我之间，我看到的唯一区别就是，我清楚你们在做什么，而你们自己却茫然不知。”
但反过来看，“在宴会中集会的权利，又是我们最不容置疑、最必不可少的权利之一；如果否认这种权利，那就是践踏自由，就是蹂躏宪章”；所以当国王禁止再举行这样的宴会时，革命就爆发了。
就发生在政治革命领域里的革命而言，托克维尔说他的目标非常明确：“除了自由和人类尊严之外，我并无其他立场要捍卫。借助共和原则能够给予新政府的力量来保护社会种种旧法律，反对革新者发扬光大法国人民那显而易见的意愿，遏制巴黎工人的激情与欲望，因而以民主战胜愚民政策，这就是我唯一的目标。”
相对于这一目标而言，他说，个人的正义感与荣誉感不但远远高于“保住部长之位的需要”，而且也高于何种政体最好的所有争论。在他心目中只有一个温和的共和政体才能满足他对于自由、尊严、正义感和荣誉感的希求。
对于马克思来说，，革命、红旗、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就是历史的目的或必然，因为他已经在“二月革命”为什么会发展为“六月起义”中看到了这一必然性。
“胜利者”的命运写照
相对而然，托克维尔要悲观些。这种悲观可以划分为好几个层次。
首先，就是他所理解的“共和政府，就是经选举产生的行政权”，由于国民的素质或其他原因，选举又总会与权力的不稳定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一向认为，共和国是一个无在野力量的政府，它总是承诺给予更多的自由，但实际上在这方面尚不及君主立宪制。”但他现在只有选择共和制，因为大多数国民的激情都表现在“对旧制度的憎恨以及对旧特权阶级的戒心”上。
其次，“所有历史事件都依存于种种被一根宿命的链条相互串联在一起的重大的首要原因”，大家都以为只要解决了这一“首要原因”（也就是攫取了最高权力）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包括贫穷问题；托克维尔说，这在历史哲学上导致了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就是一切重大历史事件只能用环境的偶然性来加以解释，而一切偶发事件又都归咎于“首要原因”；当“首要原因”没有解决时，人们就只能生活在对偶发事件的恐惧之中。
最后，他发现“六月起义”的失败，使得法国人民的民族性格业已发生了某种改变，即“对自由政体的恐惧或者对它的厌恶行将取代对独立的热爱。自由既已滥用，矫枉必然过正。”他说，只有当人们对一八四八年的独特记忆渐渐远去、淡忘时，时代的普遍精神才可能重新树立起来。这里所谓“时代的普遍精神”，指的是作者所信仰的自由、独立、正义感、荣誉感，而它又恰恰只有通过对其的限制才能获得实现。所以，当他临危授命就任新一届内阁的部长后。一旦我们恢复了秩序，我们就变得无用且碍手碍脚。”
其次，这就是他们这些“胜利者”在路易·波拿巴上台后的命运。
路易·波拿巴是全国选民于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日直接投票选举的总统。两年多后，他便又通过全民投票选举，实现了他的“雾月十八日”；到一八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再经过全民投票，七百八十一万人赞成帝制，六万人弃权，二十五万人反对。这样，“第二共和”就完全合法地变成了“第二帝国”。
至于托克维尔，作为路易·波拿巴麾下的一位内阁成员，他上任不久就意识到，一切困难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处理与这位民选总统的关系：“必须给他一个‘合法’的未来，以免他去寻找一个不合法的未来；因为，别指望他会甘于一个暂时的总统职位，想都不要这样想”，但又能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城府之深足以比得上一个一生都在罗织阴谋中度过的人”，他面部僵化，不露声色，双眼呆滞、浑浊，头脑里充满着各种伟大而不协调的思想。“总之，可以说是他的疯狂而不是他的理智，在时势的推动下造就了他的成功与力量：因为世界就是一个奇特的舞台，在上面表演的最拙劣的家伙往往最获成功。”
这句话，不由让人想起了林毓生先生回忆殷海光先生时所讲过的一段话：某日课后，殷先生和五六个学生在台湾大学文学院大门口的草地上，大家的谈话开始涉及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种种失误。林毓先生脱口发表自己的见解：“中国近几十年来，凡是发生大影响的人，无一不是糊涂虫！”殷先生听后很激动，站起来严肃地对我说：‘毓生，我可以为你这句话写二十万字的注解！”
这里的“糊涂虫”与马克思所说的“衣冠楚楚的骗子”，与托克维尔所说的双眼呆滞、浑浊，“头脑里充满着各种伟大而不协调的思想”都应该具有着某种特殊的意味。
文/陈家琪 来源：中国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