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一个渴望交流的年代

武夷山

（发表于《科技日报》2008年12月7日）

1985年，我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生毕业,被留在本所国外情报研究部国别研究跟踪组工作,任务是跟踪美国科技发展。为了完成好这个任务,我需要对美国有全面的了解,除科技外还需了解历史、文化、社会等情况。当时国门刚打开不久,了解国外情况的渠道非常有限,我只能充分发挥本所图书馆的优势,大量阅读各种国外杂志。那时,每周都要读十几本杂志。除此之外,国外情报研究部还有一个北京图书馆(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的团体借书证,每个人都能使用。由于对知识和外面世界的渴望,我每个月都要贪婪地借回5本书并如饥似渴地阅读。但团体借书证每个月最多只能借5本书,这就意味着其他人失去了借书的机会。一段时间后,有同事对我提出批评,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虽然从书刊上了解的美国是平面化的，但是还是给了我对美国社会最初的印象。所以当1987年到驻美使馆科技处工作时，面对立体化的美国我也不感到太陌生。

我们对国外的了解不多,同样,因为缺少交流,国外对我们也是一知半解,那时候中国对很多外国人来说是很神秘的字眼。

1991年8月，我去印度班加罗尔出席了第三届国际情报计量学大会。在那里,我发现自己成了大熊猫,走到哪里,都有印度朋友要与我合影留念。班加罗尔的一些朋友对我说，他们见过西方国家的很多人,但从没见过中国人。确实,这次大会从72份来稿中评选出32篇论文，共有来自13个国家的101 名代表出席,但华人学者只有两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只有我一人,另一位华人学者则是从（中国）台湾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在一所美国大学教书。而在这之前,只有一位大陆学者出席过第一届国际情报计量学大会。

会上我的发言是介绍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情况。当时世界各国一些敏锐的学者已经感觉中国科技有迅速崛起之势，我的发言引起了较大兴趣。由于报告超时,主持人只允许两个人向我提问,但在会后的咖啡时间,又有好几位来与我讨论。对我论文感兴趣的代表来自印度、美国、法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最值得高兴的是，国际情报计量学界的大腕人物有七八位参加了此次会议，我与他们结识了，其中有些自此以后就一直与我保持联系与交流。

在会上,我还结识了比利时的科学计量学专家鲁索。几年后,有一次他给我发来电子邮件,核实一些中国专家的英文姓名。原来他一直想写一篇关于中国科技发展的论文,需要引用中国人写的科学计量学论文。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专家发表论文都是使用中文,鲁索看不懂,很着急。直到本所一位学者赴英做访问学者期间,将《情报学报》杂志上他认为较好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并由英国情报科学家协会编成小册子出版。鲁索发现这个小册子,如获至宝,赶紧加以引用。

总之,在那个年代里,中国人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外国人被飞速发展的中国所吸引。双方需要的,是有效沟通的桥梁。

(本报记者 徐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