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金碎玉亦不易——评《补天——科学文化名人访谈录》（2002）

武夷山

（发表于《科技日报》2002年9月9日）

好书有两种。一种，翻开来就觉得满目珠玑；另一种，不是通篇都好,但是,这里那里有零金碎玉在闪亮。本书属于第二种。平心而论,在垃圾图书充斥市场的情况下，零金碎玉已属不易。

读者诸君，下面我要甩给你们一块三明治,第一层是批评话,中间是表扬话,底层还是批评话。

首先，我不喜欢书的副标题中的"名人”二字。内容平平的书也许需要用“名人”大旗来唬人,本书则根本不必。去掉“名”字甚好。再说，什么算名人呢?在大众传媒上亮过几回相就算名人吗?重要的不在于被采访者是不是名人，而是他们说出来的话当中有多少可称为名言。仔细一读,至理名言还真不少,笔者试举数例如下(由此进入三明治的夹心层)。

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原所长胡亚东研究员说:(百名院士写科普书的活动)“完全是计划经济的东西。院士能不能写好科普书，我画一个问号。”(19 页)诚哉斯言。不尊重院士是不行的,但院士不是全能的。

发明家张开逊研究员说,“忧愁最好一人独占,快乐一定要和大家分享。理解科学是人间至高的快乐。每位许身科学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内心冲动,希望和公众分享自己对科学的感悟,在这种分享与交流中加深自己对科学的认识。”(34页)将他这段话中的“每位”改为“许多”,也许更加准确。很多满腔热忱投身于科普事业的人士,比如卡尔·萨根,比如更多的科普界无名英雄,都会服膺张开逊的这番感受。

在科学翻译上倾注了无尽心力的戈革教授说,“我认为翻译的东西有时比自己创作更有意义。”笔者欲举四只手拥护这个观点，本人也至今仍用心于科技翻译事业。翻译的作品往往是经过时间检验的，经过译者精心挑选的,因而“是真正有水平的。自己创作的,国内有些自认为是大学者的人,写的狗屁”。(81页)骂得痛快。当然,半瓶子都不满就率尔操觚的翻译者翻译的东西更加狗屁,这也得承认。

对20世纪中国科学社会史颇有研究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樊洪业研究员认为,“对某些科研机构进行合、分、转,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千万不要轻言‘动大手术’。”(95 页)这也端的是真知灼见。美国国力雄厚,比较经得起折腾,但他们不轻易折腾，或者说广大科技界人士极力反对折腾。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技术情报中心(NTIS)经营得不太好,几年前,商务部长曾提出将它合并到国会图书馆去得了。美国国家图书情报学委员会以及广大科技情报界人士坚决反对这一轻率动作，提出应先好好研究问题所在,拿出几套备择方案,比较不同方案的优劣,最后再下定决心。到目前为止,NTIS 仍然在运行。

其他高论还有许多，如北京大学刘华杰副教授提倡博物学教育(孔夫子不也提倡“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嘛),等等,无法一一枚举。

下面进入三明治的底层，第二方面的批评。 从目录来看,编者将被采访对象分成四大类，似乎是按科技专家、科学元勘(科学史、科学哲学、科技政策等)专家、科学传播人物和科技出版专家等来粗分的。这种分法不太能令人满意。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认为,“科学文化人是一个行走在边缘上的,并且是在公众话语中有一定的表现能力的人”。(116页)我很喜欢这个定义不过，本书收录的被采访对象中并不都符合这个定义。有些人一走在大道的当中，一点都不“缘”。多数人有着多学科的教育背景或多学科的学术兴趣,但不是真正的边缘人。例如,田松博士坦言，“对于科学界我已经不太熟悉了”(169页)。王一方先生则说,他的《敬畏生命》的书,很受人文学者的关注,在非医学圈子里比在医学圈子里反响大(198 页)。我猜,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便是王一方先生已经基本脱离了医学界。考虑到以上情形,如果将被采访对象分为三组，也许更合理些。一是真正跨文化的人物,像张开逊研究员至今仍搞发明,但在科普界又非常活跃。二是职业性的科学传播人物，如卞毓麟先生这样的。三是以科学元勘领域或其他任何专业为研究主业但热心于科学文化事业的其他人士,可以包括像本书主编刘兵在内的许多人。这样分的结果,读者会发现，跨文化人物何其少也，于是，就给大家昭示出了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