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2011年11月21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我的文章“创新的三重文化氛围”（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1557-513148.html），约2100字。下面是我的原稿，约3100字。

科技创新需要良好的文化氛围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武夷山

    科学是广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10月份，Harper Perennial出版社推出了一本书，题目就是《科学便是文化：在科学与社会交汇处的对话》。既然科学可以视作文化的一个子集合，那么，整体文化氛围便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科技创新的效率和效果。由于“文化”这个概念的模糊性，“整体文化氛围”自然包含着很多不容易说得清、道得白的内容，本文只试图阐述其中的三个方面。

首先，一个国家的整体文化氛围是否真正重视知识分子，会影响到人们是否愿意选择科技职业。

科技创新是高风险的事业，你投入了很多时间与精力，不一定能达到事先想要达到的目标。另外，科学家与工程师之类的职业在任何国家都不是收入最高的群体，这就意味着，对他们的精神激励要比物质激励更重要。如果一个民族从骨子里崇尚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就必然能够吸引优秀的年轻人投入科学技术职业生涯。众所周知，犹太人自古重视知识，如今的以色列也是一个令人称羡的创新型国家。反之，在“官本位”的文化氛围里，未谋上一官半职的知识分子就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这势必影响下一代人的职业追求和价值取向。

下面，我们来观察一个小小的窗口----钞票上的头像。世界各国的钞票，多半会印上本国重要人物的头像。不能说，没有将杰出知识分子头像印在钞票上的国家，都不重视知识分子；但是，将知识分子的头像印在钞票上的国家，应该是比较尊崇知识分子的。一般来说，国家首脑是最容易走上票面的。比如，有的英镑钞票上印有英国女王头像，美元不同面值钞票上是其历史上威望较高的几位总统，中国百元钞票上是毛泽东主席的头像，也曾经印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四人的头像。相形之下，日本的一万日元钞票上印的是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1000日元钞票上印的是文学家夏目漱石（1867－1916）。在欧元启用之前，德国10马克钞票上印的是大数学家高斯（1777－1855）。这三人不是政治家，而是知识分子。从这一小小的事实，可以映衬出日本和德国确实是非常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这两个国家在“二战”战败后又迅速重新崛起，绝非偶然，与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传统显然有密切关系。

其次，既然科技创新过程充满不确定性，那么，如果一个国家的整体文化氛围是宽容失败的，就会鼓励更多的科技创新人员屡败屡战，逐步逼近目标。

所谓宽容失败，就是要理解在科学技术创新活动中，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胜败乃兵家之常事，更是科学家之常事。因此，不要过分地以短期成败论英雄。对于不同方面，宽容失败有不同的含义。

对于政府而言，“宽容失败”主要不是表现在：在探索性科研项目失败（或未能取得预期成果）后，不要对项目承担机构或项目负责人横加指责；而更应该表现在：尊重科研规律，切忌瞎指挥。政府花了很多钱支持科研活动，因此，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动机与效果是两回事。为了使科研投资产生明显效益或是由于担心科研投资打水漂而过度干预科技创新活动肯定会产生反作用，尤其是在科研选题上。迄今的科学史表明，重大科学突破几乎都是科学家自由探索的结果，而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江崎玲于奈（1925－ ）曾经强调说，“非常重要的是，科学研究不受什么有用或无用的拘束，而是进行自由的研究”。 这是因为，重大科学突破往往离不开直觉与灵感，而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理学教授罗伯特. 鲁特-伯恩斯坦(Robert Root-Bernstein ,1953- )说得好,“科学直觉与灵感来自设身处地的体验，来自感情，来自梦境，来自愿景，或简而言之，来自马克斯.普朗克（他本人的钢琴演奏达到表演水平）所说的具有艺术创造性的想象力”, 而不是来自行政指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19世纪的很多数学选题，“不是为了实用，而纯粹是为了数学游戏之美”。矩阵代数就是属于这种情形。而后来，矩阵代数工具对于海森堡的量子力学体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资助机构（无论是公共资助机构还是民间资助机构）而言，“宽容失败”意味着能清醒地看到科研投资回报的或然性（不是必然性）、长期性和间接性，因而不去制定急功近利的经费资助政策和绩效评估政策。

对于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基层科技管理者而言，“宽容失败”意味着要充分理解科学劳动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劳动的特征，别过于频繁地从事科研绩效评价，摒弃过于简单化的科研绩效评价，慎用“末位淘汰”式的岗位管理规则，“风物长宜放眼量”。

 再次，既然科技创新过程充满不确定性，那么，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整体文化氛围不是过分强调所谓的“目标管理”，指哪打哪，而是允许“种瓜得豆”，或者是对不听话的、自作主张的研发人员比较包容，则反而可能涌现出较好的科技创新成果。

3M公司是美国著名的创新标兵，拥有不计其数的发明专利，其中很多成果都属于种瓜得豆，“报事贴”只是其中一个例子。3M公司允许其科研人员用15％的时间干自己想干的事，惠普公司也给其科研人员一定的灵活时间。从表面看，让科研人员干自己想干的事，怎么能保证公司目标的实现呢？实际上，让科研人员干自己想干的事，反而更可能诞生优秀的成果，从而最终为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国外有学者估计，在技术型公司中，75％以上的实验室中都发生着“悄悄干”的科研活动，即公司老板不知晓、甚至是不允许的科研活动。

日本东芝公司膝上型电脑的问世是“悄悄干”导致创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1978年，东芝公司的沟口哲也先生开发出了日本第一款个人电脑。公司总部由于在计算机主机领域曾严重受挫，就对个人电脑的商业化丝毫不感兴趣。1983年，公司任命古贺正一为计算机部总经理。他和沟口都坚信，个人电脑应成为本公司的核心业务，就打算开发真正的便携式膝上型电脑，其重量只有6公斤（在当时这是划时代的）。沟口向总部提交了项目建议书，但总部以缺乏经费为由，立刻否决了这项建议。古贺再次提交建议书，说如果总部缺乏经费，他愿意用本部门的经费加以支持，而且计算机部上交的利润额不会减少。总部依然加以否决。于是，开发膝上型电脑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古贺从军用计算机项目那边借过来10名工程师，给了一些经费。两年之后，产品原型开发成功。对于悄悄进行的“地下”科研活动，能取得这么快的进度是非常了不起的。1985年4月，他们向总部展示了膝上型电脑原型，但总部只同意在原始设备生产商市场试销。可是，在计算机主机市场上，便携式电脑只被看作是赶时髦的产品，结果销量不佳，于是公司总部第三次否定这个项目。直到东芝欧洲部副总裁西田厚聰（他后来从2005年起担任东芝公司董事长兼社长）偶然发现这个样机后，就对计算机部说，“你们给我7台样机在欧洲巡回展示，我承诺头一年就卖掉1万台”。计算机部几天之内就造出7台样机，西田便开始了他充满风险与希望的促销之旅。 经过14个月，确实卖掉了1万台。这款电脑在欧美的计算机展上多次获得大奖。此时，古贺想进军美国市场，向总部提出了建议。总部第四次给予否决。此时，又是西田拿出欧洲部留存利润的一大笔，供古贺生产了3000台膝上型电脑发往美国销售，也大获成功。直到此时，公司总部的态度才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最后，膝上型电脑为东芝公司收获了几十亿美元。

请注意，在以上故事中，东芝公司总部虽然前期的决策表现不佳，但至少没有因为底下有人在悄悄从事他们否定了的项目而大发雷霆。若这样的事例发生在中国，很可能有关科研人员和庇护他们的领导都会因对总部的“蔑视”而受到重罚。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说：“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话凝结着高度的智慧。我们如能将这句话落实在创新管理的实践中，中国的科技创新就一定能上一个台阶。

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四两拨千斤”。我认为：文化氛围便是“四两”，科技创新成效便是“千斤”。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参考文献

1、武夷山，备受委屈的科学，收入刘华杰主编的《无用的科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1557-1232467.html

2、白全贵访武夷山，解放思想需要倡导宽容失败的精神，河南日报，2008，7，16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1557-32352.html

3、武夷山，“悄悄干”与创新，《学习时报》2006, 2，27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1557-30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