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明的科学改革

武夷山

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科学、技术与社会通讯）杂志2022年9月16日在线发表了荷兰马特里希特大学保健、伦理与社会系副教授Bart Penders的文章，Process and Bureaucracy: Scientific Reform as Civilisation（过程与科层：作为文明的科学改革）。原文见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2704676221126388。

    科学改革由多个并行发展的社会运动组成，它们相互交叉、相互作用，带有不同的标签：元科学、可重复性和可再现性运动、开放科学运动、表彰奖励制度的改革，等等。通过这些运动，科学改革将科学界一直很熟悉的一些价值（如诚实、透明、问责）置于重要的地位，还试图将这些价值嵌入变化了的或改进了的科学过程与工具。科学改革要求科学家以不同以往的方式做事：将他们的科学区分于其他形态的科学，将好科学区分于坏科学（或至少是不那么好的科学），将他们的研究进路提升到超越过去的进路和其他进路的水平，使他们显得更为先进。

   科学改革运动似乎正在围绕过程与科层构建一种新的“科学之道德经济”，其间正涌现出一种新的科学规矩（etiquette），它规定改革后的科学应该是文明的、高效的和客观的。在改革运动中产生了一些科层创新，它们试图就一些具体的科研过程做出规定，这些创新包括但不限于预注册和注册报告。这一道德经济是以科层形态涌现出来的，其认知一致性积极地抑制着科学多元性。

本文争辩说，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所说的驱动因素——如独特性、羞耻心和厌恶心——共同发生作用，迫使科学家们采用这个新的规矩。尽管新规矩的外表似乎很新，但其实可以追溯到现存的科学之道德经济及其对效率和客观性的追求。

德裔英国社会学家N. Elias (埃利亚斯，1897-1990)于1978年发表了题为The civilizing process: The history of manners（文明化过程：礼仪史）的专著。从文明的角度来考察科学改革，就需要采用埃利亚斯的视角。他认为，礼仪和道德——即规矩——与政策和组织的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大型进展之构建是紧密相连的。例如，Melanie Imming（博主注：她是开放科学和数字文化遗产方面的咨询专家）和已故的Jon Tennant（博主注：1988-2020，他是开放获取出版方面的无畏斗士，2020年死于公路交通事故）的座右铭是，“开放科学就是做得正确的科学”，这个陈述就把道德性与科学过程以及规定着某些过程版本的政策给曲折地联系在一起了。

   博主：据科学网美捷登博客去年8月发表的一篇博文（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475824-1300018.html）：目前近300家学术期刊引入了一种新的发表模式：注册报告（Registered report），例如：BMC Medicin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BMC Biology.

注册报告是一种创新型的发表形式。允许作者在做实验之前就向期刊提交他们提出的科学问题和实验设计以供同行评议，通过评议的报告就可以被“原则上接受”（Accepted-in-principle），只要这项研究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完全依照预先提交报告中所描述的方法，文章就会在第二轮同行评议后被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