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命力的教育

            汤莉

（汤莉，中学语文教师。1996年考入南师附中高中，3年后为学中文放弃北京大学保送名额，选择南京大学文科强化班，4年后保送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毕业至今任教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转自南京师范大学附中退休语文教师许祖云先生主编的《青春是美丽的》公众号 第508期（2022.9.22.） 

  这个冬天，北京下了十一场雪。已是仲春，雨雪还是让古城难逃寒冷。再次来到何兆武先生的书房，见到蛰居的老人。这是清华园里众多老式楼房中的一间小小居所，从外面看灰扑扑的，而从里面向外张望，也是一片黯淡——后起的高楼早已挡住了视野和阳光。我们就是在这样一间屋子里，围坐在一个小小的取暖器旁聊天。何先生仍是极善意地执意将取暖器挪近我的脚边。

  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年届九十的老人。虽然他的身体的确没有那么康健了，在这样寒冷的冬天，日常起居要非常小心，但是他的精神是如此旺健！去年秋天，当我近乎贸贸然地第一次给他打电话时，我不禁为先生中气十足的嗓音、颇快的语速感到惊异，而在我做了极简单的自我介绍，表示希望登门拜访他时，他非常爽快地表示欢迎：“欢迎你来聊天！”就是这一句话，透着特别真诚的和暖，让因唐突拜访前辈学人而不免感到局促不安的我放松很多。

  我是读了《上学记》的。在此之前，我就对西南联大这座绝对能称其“大”的大学有无限的向往，那真是大师云集、人才辈出，是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史料中确凿的各种成绩，众人回忆录中充满趣味的故事，还有《未央歌》这样的小说家言为它笼上的感伤轻幔，使得这所大学成了民国时期文化、教育的代表，成了岁月怀想中最能拨动人心的一弦。而现在，我居然就真的有了与历史对接的机会，我就站在了何兆武这位西南联大学子的面前。

  恍惚只是一时的，因为很快我就可以沉浸在这种恍惚中，而不以为恍惚了。我就这么坐在先生的对面，随意地谈天说地，如此从秋到冬，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

  先生很愿意跟年轻人谈话，甚至他很真诚地愿意倾听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思考和困扰。听了之后，他会跟你讲起一件往事，这件事可能只与他自己有关，也可能是关于他的老师辈的，也可能是描述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的氛围的，讲着讲着，我的心就渐渐得到了安抚，感受到了力量，坚定了方向，并且觉得美好和幸福。而这时，何先生还是那么微笑地看着你。而你就明白了他的幸福，虽然身居斗室，家居简陋，但就这么坐在满屋书间，看看、想想、写写、谈谈，就已经那么充实富足。

  我给先生讲我的学生，讲现在的学生多么厌学。先生就给我讲他的中学老师。在中央大学实验学校读书的时候，他的国文老师是陈行素先生，不喜欢白话文，就对学生说：“白话有什么可讲的？你们自己去看。”自己专讲古文。古文选篇也是全凭自己的喜好。至今仍令何先生印象深刻的是陈先生选了多尔衮劝降史可法的《致史阁部书》和史可法的《复多尔衮书》。一般选家都不选此二文，更何况中学教学。但陈行素先生就这么选，也就这么教。当时已是抗战前期。无论是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的提倡，还是教育部不断修订的教育大纲，都很是强调白话文的阅读与写作教学。但因为那个年代各种因缘造成的宽松环境，老师教学还是相当自由。这给我很大的启发，虽然我并不认同白话文没什么可讲的观念。

  现在的教育教学很强调尊重学生的个性，这是很重要的观念提升。但也许还不够彻底，如果承认教学是“人”的活动，那教学双方的个性都应该得到尊重。单方面的尊重只能是刻意做出来的而已，不可能是源于意识深处的深彻的自觉。一个要求自己接受甚至享受专制的人是不可能对他人宽容的。应该呼吁整个教育环境对教师教学个性的尊重，允许教师对文本解读有个性发挥、对教学方法有个性设计。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每位教师都在尽心尽力，真诚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在多元的教研环境中，他们自会去研究、去探索、去调整、去发展。而这一切，都建立在教师的工作热情上。是的，教师得有热情，得喜欢自己的这份职业，喜欢文本，喜欢课堂。所以，为什么不能讲《复多尔衮书》呢？如果这篇文章令这位老师热血沸腾、揣摩再三，他自然会在课堂上倾尽感情感染学生，倾尽所学教导学生，倾尽所思启发学生。而有了这一切，学生自会对文本产生亲近感，对教师产生亲近感，进而对语文学科产生亲近感，由此就会有读书的热情。所有的语文老师都知道，学生只是看语文书、听语文课、做语文题，是不会就学好了语文的。他必须得读书、得思考、得观察生活、得勤于练笔，而这些课外的功夫是外人强加不得的，只能源于自己的爱好和热情。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如果孩子根本不想要鱼怎么办？所以，兴趣的培养当是每位老师最首要的工作。而这就需要教师以身为范，以热情唤起热情。

  我很兴奋地讲给何先生听，何先生微笑着，看着我的手舞足蹈。然后，他说：“这就是教育的生命力啊。如果教育没有生命力，不如直接用冷冰冰的电视教学将全国上下的老师一起取而代之。可以请最权威的特级教师，用最‘标准’的教学方法，录一套‘标准课’，每天就让学生们在学校看电视，这样不就能保证全国上下所有学生获得规范统一的知识了么？”“那老师也不能完全清退，还需要他们每天在学校看着学生看电视，然后催作业、改作业。”我补充道。学生每天就像包身工一样，老师就像带工老板，我们一起为那样的“黄金世界”而忍不住笑出声来。

  看着将近九十高龄的老先生每天埋首于书本之间，自得其乐；暮年观道，仍不免要对中西之争提出自己的创见，不免感慨，这就是一位终身以读书、思考为生活方式的老知识分子。当年求学，所逢环境是从军阀混战到八年抗战，为了读书要从北到南一路逃难，就这么断断续续，走一路、学一路，先生的读书也不免有所疏漏。但又何必一定要对学校教学求全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构成，这让他们成为了他们自己。我所感动和难忘的，是先生和他当时的许多同学，躲在贵州的小山洞里，顶着头顶的轰炸机声，为了学数学、物理，同时对读几本外文原版教材，从而建构起自己对数学、物理知识体系的理解，而正是这种自愿做的苦功，使得后来长期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先生，在八九十岁的高龄，仍能清晰地告诉你一个数学定理的推导过程。

  我看到了生命力的长盛不衰。

            2010年3月29日写于清华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