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中学生数理化(初中版初一使用)》2004年第5期

本刊记者  张红梅

春天的北京，阳光明媚，漫天的杨花像雪花一样在空中飞舞着。

4月11日，记者约好与武夷山先生中午1点半在中央电视台西门口见面，因为武先生的单位就在对面。当记者达到时，武先生已经等在那里了。

武先生边走边给记者介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过去叫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我们的工作是科技信息的搜集、加工、利用、传播，也就是把那些比较零散的、表面的信息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过程，把真正有用的东西提取出来、凝炼出来，作为领导决策的参考。我们把这种凝炼的，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得到的东西称为情报。这里说的领导可以是国家领导，也可以是公司老总……

武先生1982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在叫东南大学）电子工程系，1985年获得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情报学理学硕士学位，并留所工作。他告诉记者，自己之所以能走上科学的道路，部分原因要归结于《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丛书。

武先生的父亲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和文学理论家，父亲的书很多，满书架全是文科的书。而小时候家里惟一的科普书是妈妈买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这套书使他对科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非常熟练地告诉记者，丛书第一册是物理，第二册是化学，第三册是天文，第四册是植物，第五册是人体，第六册是地质，第七册是动物，第八册是数学……正是这套书引导他走上了科学之路。

上高中的时候，他买了一本科普书《运筹学》，书中有一些开放性的题目。比如，怎么样使一个工程总进度最短？这是典型的运筹学问题。要完成一项工程会涉及很多环节，有些是前一个环节做完了才能进行下一个环节；有些是几个环节可以平行进行。这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合理安排施工人员与施工时间，又要考虑工作性质特点，从而使总工期时间最短。书上教了一些运筹学的方法，并举了一个例子。本书作者说，对于这个例子，书上给出的结果不一定是最佳的方案，读者完全有可能找到更好的方案。武先生就花很长时间去设计总工期比书上的答案还要短的更佳方案，终于求出一个结果，欣喜若狂，他把这个方案贴在书里面了。他说这属于典型的探究式学习，而只有在那个课业压力不重的年代，才可能有探究的广阔空间。他很高兴地告诉记者，他现在还保存着那本《运筹学》和自己设计的方案。

在武先生打印材料的时候，发现他办公室门的背后贴满了纸条，记者很是奇怪。武先生笑着说，小条上留的是我要去的地方，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要让别人知道我去哪儿了。我不喜欢用手机，觉得手机干扰太大。

武先生在中国驻美使馆科技处做了两届的科技外交官。驻美期间，他经常会收到很多小孩子写给使馆的信，信的内容可能是这样的：我要做一个项目，研究中国文化，你们能不能寄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书或者明信片给我。原来，美国的学生从上小学开始，老师就要布置研究项目类的作业，要完成项目需查大量的资料。他们或者自己去想办法找资料（给各国驻美使馆写信索取资料就是一条路），或者在家长的陪同下到图书馆去查。然后他们自己摘录，综合，最后写出研究报告。武先生说，美国小孩学的东西比中国孩子少多了，但是长大后，发明创造却不少。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值得深思。

记者问武先生，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怎么去面对的呢？武先生说，耕耘了却没收获，对于一般人来说是挫折。但只要抱着“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那我就不会太看重收获，会十分坦然地面对困难和挫折。而当你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时，会惊奇地发现，凡是你耕耘的几乎全部都收获了！

大学读电子工程的武先生，后来读情报学了，改行了，专业的东西丢了。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些知识后来也居然用上了。第二次驻美的时候，由于他本科是读电子的，所以科技处就把与信息技术、电子、通信等有关的事务让他来分管，他到IBM公司、贝尔实验室等单位参观，对方讲的什么东西他也能听得懂。

20世纪90年代初，有位院士要出版超导机理研究的英文专著。尽管是留学英国的院士，但出版社非常认真，要技术编辑和英文编辑共同完成编辑。技术编辑找到了，而英文编辑很难找，出版社从国防科工委情报所，找到清华大学科技英语系，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后来有人推荐了武先生。当时，他只是中级职称。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审读书稿第一章后做了些文字修改润色送给老先生看，老先生看后认可了。武先生非常高兴，倒不是说院士写的东西他能改，而是他大学本科的知识居然派上了用场！如果他本科阶段没有学过固体物理学，就看不懂对超导机理的论述，也就当不了此书的英文编辑。

 采访结束了，武先生那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一直萦绕在记者的脑海里。武先生还将继续他的耕耘，他将会一路耕耘一路收获。

武夷山  1958年生，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科学计量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常务理事，科普专业委员会主任。科技部研究员职务评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