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殖正义角度看避孕技术史

■武夷山

（发表于2020年10月15日《中国科学报》）

2020年4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的女学者Donna J.Drucker（唐娜·J.德鲁克）的Contraception：A Concise History（本文作者译为“避孕简史”）。该书是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基本知识丛书”中的一种，丛书旨在对当代一些重要议题进行概述，从而促进“对世界的原理性理解”。德鲁克过去已经出版了两部著作，一是《性之分类：阿尔弗雷德·金西和知识组织》，一是《性研究机器：技术与认同政治学，1945—1985》。

在本书中，德鲁克采用生殖正义的框架进行分析。本书采用的“生殖正义”概念，取自女性问题专家及女权活动家Loretta J.Ross 和历史学家及女权活动家 Ricki Sollinger合著的著作《生殖正义》（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17），其含义是：女性有权利决定要孩子，或是不要孩子，有权利决定在安全健康的环境里抚养孩子。

本书描述的从古到今五花八门的避孕手段：1882年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节育诊所采用的子宫帽；蓄奴时代加勒比海地区用普列薄荷制作的、用以调节月经的草药茶；上世纪70年代古巴“避孕派对”上发放的鱼线制作的宫内节育器；避孕套；杀精子软膏；安全期避孕法；21世纪的加拿大和德国大都市中出现的机器人妓院，等等。

作者德鲁克的意图，是从生殖正义的角度来重新审视避孕技术史。于是，产生了一部对避孕技术史进行生动概括的著作，该书将权力关系置于避孕技术之开发、使用和拒用的中心。德鲁克写道，“避孕从来就不是一种中性的技术”，有很多社会政治因素调节着人们的避孕方式。

比如，荷兰女权主义者、医生Aletta Jacobs（阿莱塔·雅各布斯）于1882年率先在阿姆斯特丹开设节育诊所的举动，就深受新马尔萨斯主义运动的影响，该运动主张采用避孕器件来控制人口增长。

德鲁克写道，避孕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该技术使女性获得了免除怀孕的自由，增强了她们的性快感和满足；另一方面，某些政治势力基于其种族主义立场和阶级立场，又可以利用避孕技术来限制某些群体的生殖自由权利。

德鲁克较细致地叙述了雅各布斯的早期贡献，也是为了打破传统的避孕技术史叙事中美国和玛格丽特·桑格（1879—1966，妇女节育运动的先驱之一）等美国人物处于中心支配地位的格局。德鲁克写道，当年，桑格去阿姆斯特丹向雅各布斯求教时，雅各布斯冷淡地让桑格吃了闭门羹，因为她觉得桑格不是医生，没有资格搞节育。

后来，桑格学习荷兰的做法，在美国女性人群中大规模安放和分配子宫帽，搞得风生水起。那时，美国国会1873年通过的“科姆斯托克法”仍然有效（直到1972年，该法的不合理规定才被终止），该法禁止传播避孕信息和物品，连医生都不允许，因为该法将避孕视作淫秽活动。因此，桑格的努力实属不易。

通过这类叙述，读者对影响着避孕手段之利用的复杂的权力关系就心中有数了。另外，女权运动的兴起与某些避孕器件的应用之间并无直接的线性关联。德鲁克说，一方面，现代避孕技术改变了两性关系，另一方面，它也是扎根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学环境和医学标准化过程的。

避孕技术史上的分水岭是上世纪60年代口服避孕药的问世。德鲁克对口服避孕药推广史的研究表明，避孕药的推广并不必然地会催生“性解放”（这是一种通行的看法），甚至都不一定与“性解放”过程相重合。事实上，避孕药产生的影响因地而异。比如在美国堪萨斯州的劳伦斯，医院诊所只给已婚妇女提供避孕药，这种做法持续了十几年。后来，当地的女性健康活动家组织了静坐示威，提出未婚女性亦可使用避孕药的强烈吁求后，情况才逐渐改变。

书的最后，德鲁克还展望了避孕的未来：现有避孕方法将进一步改善；将会出现新的避孕药具分发方法；支持人们方便地获得避孕药具的种种努力将持续下去。

《中国科学报》 (2020-10-15 第7版 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