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洪业，吴国盛摄于2009年 

悼念樊洪业老师

武夷山

    微信上获知，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樊洪业研究员（1942年生）因病于2020年8月29日上午在北京辞世。我在各种场合见过樊老师很多很多次，交谈过数次，对这位学识渊博的谦谦君子的印象极好。下面叙述我和樊老师的几个小小的“交集”，以此悼念樊老师。

    我在2017年发表的博文“文章改变命运两例”中写道：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年第4期发表了《为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铺路 ——樊洪业研究员访谈录》。樊先生谈到：

       1979年八九月间，（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青岛组织了“生物学未来学术讨论会”，由钱三强主持，国内有关方面的生物学家冯德培、曹天钦等到会．有一位自费参会的年轻人徐克学(1938一)很少讲话．我了解到，此人经历非常坎坷，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本是优秀学生，却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来，他到山西长治市药物检验部门工作，迷上了中草药．当时国际上正在兴起一门名为数量分类学的新学科．因为在北大读的是数学专业，他对这个领域很感兴趣．但他的单位认为他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是不务正业，不可能给予支持．我与他做了多次深谈，回京后，又访谈了对他有较多了解的杨纪珂等人．然后，基于他的个人遭遇，我写了一篇题为《争取科学研究的权利》的文章，认为社会应该给这样具有科学潜质的年轻人提供从事科研的机会．文章发表在《通讯》上，后来受到有关方面的注意．他得以调到中央书记处下设的农村工作研究室从事计算机利用方面的服务工作，过渡了一段时间．很是惜才的杜润生主任不但在住房等问题上给他以特别照顾，还尊重他的志愿，同意他调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为他开绿灯放行．三十余年过去，他已经成国内外很知名的科学家，研究领域也从数量分类学拓展到建立全国植物图形数据库．尽管年近八十，他仍然奔波在边陲山野之中，为探明祖国的植物资源宝库尽力——他说这是他的“中国梦”．

    可见，不仅医生的手术刀可以救人，像樊老师这样宅心仁厚的笔杆子也可以“救人”的。

    2001年1月12日，由《科学时报》社和中国科普研究所共同组织了科学精神高级研讨会。樊老师和我都出席了此会。樊老师从科学史的角度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科学精神的定义和观点，他认为，科学精神就是追求真理的精神。我发言说，科学的内涵在变化和演化，因此，科学精神也在变化。但是，科学精神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为了追求科学真理而奋斗，而顽强不懈地工作，甚至为此而献身的决心和行动”。

       我在发表于2002年9月9日《科技日报》的文章“零金碎玉亦不易 ——评《补天——科学文化名人访谈录》”中，用欣赏的口气引述了《补天》一书中樊老师在接受访谈时说的话：“对某些科研机构进行合、分、转，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千万不要轻言‘动大手术’。”

     2005年1月26日，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和《科学时报》社共同举办的"培育学术生态 净化学术环境"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樊老师和我都参加了座谈会。樊老师发言说：

     科技界应讲究自己的层级，按照人才培育规律形成层级，而不是讲究领导干部的部级、局级和科级。在这个层级中，院士肯定是最高级别。院士曾经取得很高的学术成就，当选后应该在其他方面起主要作用，包括对科技发展方向的研究、项目评审、院士咨询等等。他同时强调，今后国家应该根据科技发展的实际情况，对院士总量进行控制，如果数量上不控制，质量上恐怕会有问题。

    我发言说：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学术和政治一直不分。学术成功的标志是得到同行认可，而政治上成功的标志是得到领导认可。两者评判的标准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一致。如果不经历一个划分的过程，学术界水平就很难提高。

    在刘华杰主编的《科学传播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中，2.5小节是“樊洪业解读‘传统科普’”，2.6节便是我的小文章“武夷山：有效扩大科普的受众面”。　

    在中国知网检索，樊老师有75条论文记录，其中绝大多数是独著。《自然辩证法通讯》1982年第10期发表的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合著的论文“历史上的科学技术结构——试论十七世纪之后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我是在研一期间读到的，对我有振聋发聩之效。

    在国家图书馆文献库检索，樊老师有著作40种，其中最了不起的当数他呕心沥血编辑出的《竺可桢全集》，共24卷！

    樊洪业老师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