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13日中学母校知青报告座谈会记录稿

武夷山

    博主按：这场座谈会是面向鲁迅中学（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文革中的名称）教师的，我作为初二学生代表参加了此会。应邀的知青是江苏省盱眙县马坝公社知青农场的知青和领导，尤其是文革前弃考务农、从南京去马坝插队的知青。座谈会由当时校革委会的袁金华老师主持。我找到了当时的记录稿，整理如下。

知青徐美年发言：

    高兴的是我们这条路走对了，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我是从中和小队来到牛庄，现在干教育。实践说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农村确实是“白”，我们这个学校的条件是好得不能说了。一开学，首先师生一起挑垡子，捶泥台台（博主：用泥制作课桌）。每年要重搞，要垫纸。过去是草房，现在是瓦房。这样的条件仍然能培养接班人。

    （这里）适龄儿童入学率才百分之四十几。农民不让小女孩上学，因为是替人家忙，以后嫁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有的家里让大女儿带小弟弟上学，护到些个（听众笑）。（博主：“护到些个”是方言，意思是让大女孩照顾、保护着弟弟，这样她才有机会跟着上学。）

    我当老师四年了。开始没一个女同学，现在四、五年级各一个（女生），三年级四个，一、二年级十个。今年计划（让适龄儿童）全部入学。

    这里女青年差不多全是文盲。我们准备办“五.七民校”（政治夜校）。要挨家挨户动员家长让适龄儿童入学。

    我是复式教学（博主：当时我听不懂，记下的是“服侍教师”），一、二、三年级在一个教室，四、五年级在一个教室。动、静俱备。动，就是老师教；静，就是布置学生自己做些事。

    以前十几个学生，现在100多了。备课任务蛮重。如果不负责任的话，糊糊糊，高中生教小学无所谓。因为我同时教两个（复式教学）班，语文、算术、体育、唱歌、图画都要教，还要种菜地，忙到晚七点钟作业才批完，晚上还要备课。我总觉得我是在培养革命接班人，土生土长的回队发挥作用，力量将是无穷的。

    不但教文化，更重要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孩子。一、要以身作则，要学生做，首先自己做。（孩子闹，）天天“案子”不断，我用毛主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他们，首先要其承认错误。

    我先教四、五年级，后教低年级，因为要从小教他们拼音。有的家长不想叫孩子升学，（他们的目的是让孩子）跑两年，上上规矩。有的孩子上学会哭，会来尿（听众笑）（博主：来尿是方言，念“lái suī”，意思是尿裤子）。

    我在学生中培养小先生。有人说，一、二年级还搞什么小先生？哎，这些小先生就不错呢！四、五年级就需要补课了，因为（学习积极性）不如一、二、三年级了。

    以前我想，农村学生笨。其实呢，家里意思：能叫你上学就对得起你了。学生回到家里（要干农活）就摸不到书。

    目前，一、二年级的老师还不会拼音。学生较刻苦，撵他们回去，他们不回去。一、二年级学费一块钱，三、四、五年级学费一块五，学生自己编篮子卖钱交学费。有一个四年级学生，我让他跟五年级班，搞跳级实验，在五年级班他还是最拔尖的。他哥哥读中学，可以帮帮他。

    老师要多吃一些辛苦。头疼感冒不叫病，非躺下不可才叫病。

    学生请事假的多。无故不来上学的我不给补课。珠算进度慢，但又很实用，耽误了珠算课我给补课。学习丈量土地很方便，出去“步一步”就是了。这里种“撒稻”（没听清），开头不用水，但一亩只能收几十斤。

    这么多年，总要有一点革命精神。靠它，下了乡；靠它，在农村坚持了九年；靠它，把这条革命道路走到底！

    徐咏兰老师：为什么到农村？

知青方玉：因为农村一穷二白，为了不变修。

徐咏兰：那就好像当年进步青年到延安一样。革命先烈献出生命，把牢底坐穿，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我们花的代价毕竟比先烈还要小一些，为什么不能呢？

知青吴镇洲（他是华侨）：我下去时年龄较大，考虑的时间也较长。在高一时，目的只有一个：升学。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学校里大搞忆苦思甜，写家史、村史......我没父亲，从小受苦。我访问过板桥与我身世相同的生产队长，开始思考，要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与工农相结合。毛主席题词......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高三时，全省学习董加耕，通过学习《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我确定了下农村的决心。班主任、党支部组织了开会、辅导。1964年5月4日，宣布了我的申请。

柯绮霞老师：你们怎样对待困难？怎样对待“上调风”？

知青汪惟恭：当招生、招工、招干像潮水涌来的时候，那是1970年。招生、招工、招干本是革命需要，但由于错误路线干扰，那时确实上调成风。农村的干部并不都像黄桂玉（博主：方玉的原名），方方正正，有棱有角。有人为了上调，买手表送干部。三河闸走了一部分民工。赵老师（博主：应指马坝知青农场的赵场长赵鹏秋同志）说，要往前看，欢迎他们走。（我们）写了一封信给盱眙县（表达扎根的决心），为了争一口气。确实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我们都是“土匪”角色，排什么“智”呢？我们反复学习毛主席教导“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当时，九里荒未去成。去年，我们的愿望实现了，把赵老师调来当了场长。农民（我们）管不了，交给党委管。赵老师是党委副书记。（能否遏制“上调风”）主要是领导问题。

闵开仁老师：为什么青年不一样？

赵场长：（对青年人）带得好，带得不好，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固）。

知青陆志凯：当时有个口号“一颗红心，多种准备”。为什么与农民结合？这是从需要出发的。有一部电影《北大荒人》，片中的知青以为（奋斗）是一种乐趣，他们把一个苦地方建设好，再换一个苦地方。我们也有垂头丧气的时候，也有苦巴巴的时候，（但这种情绪）只能带来不利因素。带着怨气就睡不着觉，第二天更累。贫下中农说：“要扎根，先好好过劳动关”。俗话说，三日肩膀七日腿。我们男知青也要求挑东西，若与女社员干同样的活感到耻辱，其实我们干活还不如女社员。以革命乐观主义来对待，很奇怪，疲劳就没有了。如果坚持不下去，就又要来一个“三日肩膀七日腿”。想想先烈，我们虽然吃了苦，但换来的是思想上的锻炼，还有为农村贡献了一砖一瓦。有些知青到目前还挑不起担子，他们虽然活干得少，但没我们愉快。只要有这个精神，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知青徐美年：苦中自有乐。我到牛庄后，他们说：要翻身今年翻，今年不翻就翻不了啦。我们很受鼓舞。我们组织青年学习，晚上学到很晚。（次日）三点钟差不多就要起床，十一、二点钟才睡觉。社员干得比我们好，都是人家喊我们起床。......一年下来，我们小队的棉花、水稻全是大队样板。这时感到乐滋滋的，不可比拟。

钱广益老师：你们以前（接受）的教育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知青唐永坚：这个问题很古怪。好比爬山以后，问怎么爬过来的？其实除了几个关键点，讲不出来什么。（我们以前接受的教育）我总的印象是好的，还是马列主义行时的。以前，以分数为主，并不是从初一起就谈理想，但毕竟使我掌握了文化知识。不能说是以前的教育害了我。当然，社会问题不能忽视。

马笃庆老师：怎样培养人，才符合接班人的标准？

知青唐永坚：许多问题决定于世界观。为什么解放后强调培养普通劳动者，解放前培养的是地主？因为阶级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内因是主要的。知青有很多，近有方玉（优秀的），也有“常驻南京大使”（博主：不在农村劳动，尽往家里跑的知青）。

陈广阳老师：新学校怎样能更好地培养接班人？

知青孙柏文：旧学校当然有些（消极影响），但决定因素在于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下乡？因为我们在校接受教育的主流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时有口号：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时强调考大学，当科学家，学生受到名利、地位的刺激。但关键时刻，这些东西不顶用。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就造成了一种良性舆论，我们就认真思考：下乡还是留城？插场（去农场）还是插队（去公社的生产队）？去苏南还是苏北？在校学的东西还是有用的，关键在于能否急贫下中农之所急。我们还想写科学论文寄到函授大学呢。

晓庄师范的一位学员：为什么弃考务农？

知青方玉：我的功课不能算很好。不能说，上大学就是被资产阶级思想俘虏了。但对我个人来说，上大学，就是追求名利地位。从经济条件来看，我算好的，从思想感情来看，我算差的，下乡后还穿了三年的袜子。我并不认为，学习差的才合下乡，农村又不是垃圾箱，尽放乌七八糟的东西？

王子鹏老师：怎样看过去的学生较好、现在的学生较差这个现象？

知青陆志凯：总的说，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很广，但作为我们来讲，作为广大青年学生、教师来讲，还是接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多，不能完全否定（前十七年）。学生（的成长）跟老师本人很有关系。母校教师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有的深，有的浅。来（我们农场锻炼的）学生，有的与我们感情深，有的天天算时间（盼望早点回家），这跟教师本人的思想很有关系。教师如果能对学生的整个思想过程负责，相当不简单！我与赵老师、潘校长（原三中、现五中）还有七中的一位老师至今通信。树立革命理想，不在于把他放在何处，工厂还是农村，与学生的课堂、课外思想工作怎么抓也有关系。“老插老实，新插调皮”的说法不完全对。调皮，说明思维活跃，如老师能正确引导，一定能上轨道。我们已下乡九年了，跟带我们下去的老师很有关系。68、69届确实比较乱，抓得比我们那时差。（有人认为）80%的毕业生都下去了，就说明我工作做得不错。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好的，而且为数不少。

    为什么过去的学生听话，现在的学生不听话？这是现象。根子是教师、领导敢不敢对学生开展教育？敢不敢领导？

     对学生的宣传，要正确，不能片面。农村的情况，好的要介绍，阴暗面要用正确的态度讲出来，也要介绍。这样学生下去后不至于说：我受了老师的骗。

博主:下面这篇文章，全面介绍了马坝知青的来龙去脉。

【马坝网】南京知青插队马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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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盱眙马坝网 / 公众号：xymbw123456 发布时间：2018-11-10

1964年南京知青插队盱眙马坝经历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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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2月2日，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长篇通讯《一股革命的力量在马坝》。这篇带有鲜明时代政治印记的文章，记载了江苏知青史上一个重大事件：1964年，以“七十二贤”为主，178名南京知青主动放弃高考，到苏北盱眙县马坝公社插队当“新农民”。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插队马坝的南京知识青年们已步入古稀之年，有些人已经故去。他们以青春年华投身的改造自我、改造河山的悲壮实践已成为历史。记述这段历史，既是反思那个年代发生事情的意义与教训，又可作为当今青年提供人生的镜鉴。故本文借用《新华日报》当年报道南京知青通讯的标题，从历史烟尘中寻觅当年插队马坝公社南京知青们的人生轨迹。

一、由董加耕、邢燕子们引发的理想主义革命风暴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中国物质非常贫困的时期。当时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尤其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摧残，农村更为贫穷。中国落后的农业难以养活越来越多的城镇庞大人口。但当时的人们却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热情和改造山河的斗志。毛泽东同志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指示对城市知识青年产生巨大的号召力。在这段时间里，相继出现了江苏盐城的董加耕、天津的邢燕子等主动放弃高考，下乡务农的知青典型，更成为城市中学生效仿的政治偶像。在他们尚未成熟的心灵中，激起阵阵到农村去改造思想，战天斗地的理想主义冲动。这种冲动在党团组织引导下，愈演愈烈，进而形成了一股弃考下乡浪潮。

1964年上半年，南师附中、南京一中、南京二中等南京市有名的中学几十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主动向学校写申请，要求放弃高考，到农村去务农。这些人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不少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家庭生活条件优渥。他们中有的还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考北大和清华都是有相当把握的。从学校来讲，老师希望他们能考大学，从家庭更希望他们能上名牌高校。“下乡务农”和“高考读大学”形成了一个时代观念的冲突，而且还引起一番波及社会各个方面的思想交锋与家庭矛盾。这其中以方玉为代表。方玉原名叫黄桂玉，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名牌大学教授，本人是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当时江苏四所省重点中学之一）的优秀生、共青团员。她考名牌大学可以说有十分把握。方玉的父母和奶奶都希望她能考大学，将来成为科学家。可是她却下决心以邢燕子、侯隽、董加耕为榜样，弃考下乡务农。闻听此事，方玉的家人急坏了，说她是家庭叛徒，反复围攻劝阻，而方玉却坚持自己的志向不变，，一度闹到要与家庭决裂。这件事，引起了党团组织的重视，指示媒体进行报道并发动社会讨论。媒体报道后，轰动了南京城乃至江苏省。这样一个原本普通的家庭对子女前途的争论，被上升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旧观念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革命新观念之间的斗争与交锋。在这场斗争中，受到党团组织支持的方玉是“赢家”。她后来按照自己的意愿，被批准到盱眙县马坝公社插队落户了。为表示自己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下乡以后，方玉还同盱眙的一个农村青年结了婚。

方玉等人的行为也影响了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中许多人。当时就有70多名品学兼优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坚决要求放弃高考报名到农村去务农。最后有72人被批准，就是后来到盱眙县马坝公社插队、人称“七十二贤”的南京知青。

这批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举动，与当时中共江苏省委的意图也不谋而合。盐城市已出了一个知青典型董加耕，轰动全国，为江苏形象加了分。省委正酝酿再树一个“集体董加耕”典型，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省委很快把这批知青下乡作为江苏落实中央反修防修的战略部署，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继承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传统，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举措。当年确定的第一批下乡务农的知青（包括“七十二贤”）共178个人。省委指示把这批知青集中安排到贫穷落后的苏北盱眙县马坝公社插队，集中劳动，培养锻炼，要求江苏省教育厅、省知青办、团省委、南京市教育局来落实。省有关部门组织工作组到马坝跟踪指导培养。据说，当时省委主要领导有个想法，将这批人通过农村实践锻炼后，配备进公社、县和地区领导班子，以加速领导干部知识化（当时高中毕业已经算得上大知识分子了）。这种说法尽管没有正式见诸于文件，但是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提法也是吻合的。（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曾针对知青下乡务农壮举说过这样的话：“知识青年有文化，到农村锻炼一个时期可到县里担任领导工作，还可以到省里和中央嘛！”这本来是中央加强干部队伍知识化的很好设想，可是“文革”中却被错批为“下乡镀金论。”）

这批知识青年离开南京之前，省委负责同志多次看望他们，鼓励他们要在革命的道路上走到底，做好革命事业接班人。为表示革命忠心和决心，知识青年中的“七十二贤”临行前还专门瞻仰雨花台革命烈士陵园，向着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庄严宣誓：“我们一定不忘血泪史，牢记阶级仇。继承革命传统，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要让美丽的青春，像不凋谢的花朵，，开放在广阔的农村，要把劳动的智慧，像滚滚的扬子江水灌溉在广阔的农村，要把远大的理想像金色的种子，播撒在广阔的农村。当一辈子农民，永不变心！”
这批南京知识青年，思想动机极为单纯，为了下乡务农，实现自己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崇高理想，与旧观念决裂，与家庭不同意见抗争，甚至把自己的身体疾患也不当回事。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们中每个人都有段故事。知青王作霈是邮电职工的儿子。王作霈在高中每个学期、每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考大学把握很大，可是他却坚决要求下乡务农；在毕业之前，他就利用假期到农村参加劳动，为高中毕业后到农村去做了充分准备。肖五妹，是个工人女儿，在高二时，她就立下了当新农民的志愿。高中毕业后便向学校递交了弃考务农申请，日夜盼望下乡的通知，可是她眼睛高度近视，右眼近视1800度，左眼近视800度，学校考虑她到农村去劳动有困难，没有批准。可肖五妹铁心下乡，又反复写信给省教育厅领导，表示只要党批准我到农村去插队，保证能克服一切困难。领导被肖五妹决心打动，批准她去了农村。革命军人的女儿程淑凤高中毕业请求下乡。原来她可到国营农场去。她听说到农村插队比到农场更艰苦，她就坚决要求到农村。临行前老父亲送她两样礼物：一套《毛泽东选集》，一个笔记本。并要求她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革命家谱上写出新的一页。

当然这些从小在省城长大，很少或就没有到过农村的城市知青，还有对农村新鲜环境的向往。当时学校对当时农村状况的宣传，多是山青水秀，稻菽丰茂，一片莺歌燕舞，如同世外桃源，却不说贫穷落后。那年到马坝的南京知青孔平回忆，下乡前，马坝公社的一个姓王的主任在南京给他们做报告介绍：马坝是个好地方，山青水秀，绿树成荫；想吃水果，伸手从树上就可以摘到……想吃鱼，随手从河里可以捞到。然而等我们到了马坝，进入到生产队时，我看到的是弯弯曲曲的土路高低不平，散落破旧的村庄和荒凉的茅草房。农村真实情况和介绍的相差得实在是太远太远。

第一批到马坝公社插队的178位南京知识青年，于1964年9月17日上午乘坐几辆客车从南京下关出发，大家高唱着：“我们青年人有颗火热的心”奔向理想圣地。据当时的知青回忆，南京到盱眙马坝公社的石子公路很不通畅，他们是绕道天长辗转七八个小时才到达马坝的。到达时大家当时虽然是又饿又累，但马坝公社领导和乡亲们的欢迎热情驱散了他们饥饿和疲劳。马坝公社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来接知青的社员们争着帮知青们挑行李。他们不明白知青小小的行李箱子那么沉，原来这些箱子里都装满了书。这里面有唐诗宋词，有普希金、歌德的诗歌，还有马克•吐温的小说，不少知青是带着文学梦来到了农村的。

盱眙县委和马坝公社党委根据省委的要求从便于管理和锻炼出发，把178名南京知青分别安排在交通、石桥、马安、老庄四个大队。当时同来的还有省专门组织的带队教师小组，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和知青同生活，共劳动，以帮助这些知青尽快适应农村生产与生活。知青到马坝后，省有关部门领导也倾心关怀。组织工作组进驻马坝，时任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朱之闻，南京市教育局几位局长。也多次到马坝公社亲切探望和热情鼓励这些知青。盱眙县领导和马坝公社、知青插队的4个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干部也全力以赴帮助南京下来的插队知青。使他们尽快适应这里的环境。

南京知青插队马坝获得了一个新的名称：“新农民”，改变马坝公社落后面貌，这些“新农民”也成了当时媒体热追的重点，中央和省市报纸电台不断派记者对他们的生活、劳动与思想转变进行追踪报道。家长也经常到马坝来看望下乡的子女，体验农村的生活。南京知青到马坝不久，《中国青年》杂志记者就专程从北京到马坝对方玉进行专门采访，写成了《挣脱家庭束缚，做无产阶级好儿女》的长篇报道。这名富有想象力和政治解读力的记者还特地将方玉从原名“黄桂玉”改为“方玉”，说改为“方玉”名字好，有棱有角还有斗争性。这篇报道刊登在1964年第22期《中国青年》上，从此方玉也闻名全国。

1964年秋天，来自南京的178名理想主义的赤子就这样在马坝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安了家。开始了青春理想的起航和时代注定他们的人生一段漫长的艰苦历练。

二、艰苦的“三关”考验与饥饿劳动的磨炼

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交通等原因，城乡很少交流。城里人对农村很少了解。这批南京知青到马坝前可以说是麦苗与韭菜都分不清，对农民生活与农活更是不了解了。这些在城里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的知青，现在要到苏北农村马坝过和农民一样的贫苦日子，“脸朝黄土背朝天”去劳作，争工分，自食其力；落后的条件下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他们却是及其苛刻的考验。他们要过好思想关、生活关、和劳动关。除了这些，还有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的落后。几乎所以的大队都没有学校，没有文化娱乐设施，没有卫生院，吃水连一口干净的土井都没有，更没有通电了。农民贫困，买不起牙膏牙刷，因而也没有刷牙的习惯。知青到了马坝公社，早上在庄子边河沟舀水刷牙，老农和孩子们都围着看稀罕。这些省城长大的青年人如同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荒凉的世界。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马坝公社是个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都很差的地方，土地贫瘠，农作物品种差，耕作方式落后，农田基础设施不足，抗旱抗涝能力极差。庄稼产量很低。正常年景，小麦每亩一、二百斤，水稻能收三、四百斤，要是碰上旱涝，产量更低，甚至失收。社员大都靠返销粮度日，一年到头家家户户三餐稀饭有时还吃不饱。

来到马坝的南京知青按5—10人不等组成“革命之家”分到4个生产大队的27个生产队。没有房子，有的住到打扫干净的牛棚里，有的借住在老农家。为让知青有个安身的“家”，就由生产队长组织社员帮他们盖泥土茅草房。盖房第一步就是挑垡头。所谓垡头就是用锹挖成一块块带有草根的湿泥块，每块垡头有二、三十斤重，这些从未干过农活的知青挑起胆子歪歪倒倒，走在窄窄的田埂上，很多人摔倒，有的肩膀不到半天就磨得红肿。但这些知青咬着牙坚持着，在社员指导下，渐渐学会了挑担子和砸垡头垒墙和架梁椽苫茅草。经过一段时间苦干，每个“革命之家”都有了三五间泥墙茅草新房子。分成了男生、女生宿舍和厨房。虽然简陋，毕竟有了一个“家”。

有了“家”，就要天天做饭，这些刚出校门的知青在南京几乎从未烧过饭，做过家务，现在却要自己做饭，确实是道“难关”。城里烧饭用煤，钢精锅，农村烧饭是土灶台烧柴草，土铁锅；城里用自来水，农村却要自己从很远的土井或沟渠里抬水担水。马坝这里烧饭叫“当锅”，知青不分男女都要轮流“当锅”，很多人刚学“当锅”手慌脚乱，焦头烂额，也做不出像样的饭。幸亏当地社员大妈大姐帮助手把手教，通过一段时间，这些知青才逐渐学会了做饭。

这批知青下乡终身最难忘的记忆是什么，都会不约而同地说：“饥饿”。知青到马坝前9个月，国家供应知青每月32斤粮食和8元生活费。生活费集中使用，“革命之家”留2元作为公共积累，以应付突发情况。实际上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只有6元，生活也比较艰苦，但加上来自南京家庭一些补贴，日子还过得去。到了插队的第二年午季，国家停止了补助，知青得凭力气挣工分得粮食，过和社员一样的日子了。知青们真正尝到“吃不饱”的滋味了。

那时知青插队的生产大队都比较穷，“大集体”劳动，苦累一天还不到两三毛钱，有的干一天工分只值几分钱，所得粮食养活自己都困难。当时插队的交通大队的知青薛宁回忆，天天上工，农活很重，但一年下来，苦工分得到的粮食连自己肚子也填不饱。当时他所在的交通大队茶安生产队属比较好的，一个工可以得三毛钱。知青每天只能苦七分工，一天收入只有两毛一分钱，只能够喝玉米粥，自己的零花钱还要向父母要。那时“革命之家”的知青，一天三顿（有时只有两顿）稀饭，有时稀饭里有点胡萝卜，山芋干就不错了。咸菜大多是自种的青菜，冬天，只有吃泡干胡萝卜缨子。就这有时还吃不上，有时没有咸菜，就抓把盐炒炒下饭，知青戏称这是“雪花菜”，可是两天吃下来，胃就受不了，直吐清水。当时社员过惯了这种日子还勉强，可是对于这些城里下来的知青，就是极其难过的煎熬了。每顿端着稀饭碗，知青们戏称“一吸三条沟，一吹就成浪”。去地里干活，出一身汗，撒两泡尿，肚子就瘪了，经常饿得前心贴后心。大家挖沟泥，总盼望能掏到黄鳝。有一天，一个“革命之家”知青劳动中挖到了一条又粗又长的黄鳝，大家煮成汤，美美地吃了一顿，感觉如同过年。

当时插队在马安大队戚越人回忆，一天，“革命之家”由高度近视的肖五妹“当锅”，她从自挖的土井中拎了小桶水烧中饭。那顿中饭是莴苣叶菜稀饭。吃饭时竟然发现锅里一只死老鼠，虽然大家恶心反胃，但是都舍不得倒掉稀饭，硬着头皮吃了下去。

知青吴怀基是这样回忆他在农村过的“革命化春节”：“大年三十，我吃了点咸肉菜饭，然后在昏暗的油灯下写日记，看农业科技书，晚上十点多进入梦乡。大年初一天不亮就起床了，吃了20多个小实心糯米圆，就背着粪筐沿庄子拾粪。不一会儿就到了街上，冒着“贪图享乐之嫌”买了一条简装大糕，到家已经快12点了。我和一个无父母的苦孩子，一起分食了云片糕，吃了两只邻居送来的菜包子，又去拾粪了。”
虽然稀饭咸菜，但是这些“新农民”却要和社员一样去干繁重的农活。知青张熙祥这样回忆：1966年夏天，久旱之后的大雨来临了。生产队必须要在二十天内将几百亩水田全部插上秧。每天天未亮我们就要下田拔秧。栽秧一天，晚上还要拔晚秧，超负荷的劳动是要补充必要能量的。可那个年代却根本做不到。中午我们扶着断了一样的腰回到家中，不是休息，而是必须将泡好的麦子拿到老乡家中去用磨子将它磨成糊，然后倒在烧开水的锅中。这就是中餐“连麸搅”，晚上回家还是喝那“连麸搅”。高强度的劳动与营养不足，使他们这些知青又黑又瘦，而且长期素食，肠胃对荤腥产生了某种排斥。了秧后回到南京探亲，妈妈心疼地烧了张熙祥平时最爱吃的红烧肉，他竟然吃了一口，马上又吐了出来。

当年插队交通大队女知青刘重熹回忆：“刚到插队生产队时，正逢割稻子，可惨了，我们先弯腰割，后蹲着割，最后跪着割，手上都是泡腰都直不起来。栽秧也是，我本身就有腰疼的毛病，天还下着雨，背上顶着‘乌龟壳’，（挡雨的土雨蓬），田里蚂蟥特别多，直往腿上爬，叮在腿上死命拍才能打下来，伤口直流血。但想到这就是干革命，要脱胎换骨，咬着牙要挺过去。常常是拖着满腿的烂泥收工，回到家连饭都不想吃，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在这种艰苦的生活条件下，铁下心改造自己思想的“新农民”也不允许用自己的钱偶尔偶尔给自己肚子里补充点荤腥。那时，知青们口号是:“政治上向解放军学习，生活上向贫下中农看齐”。“革命之家”订有严格的学习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天天要跟自己灵魂深处“私”字和“贪图享乐”思想过不去，作斗争。平时一些知青家中也偶尔寄点零花钱和粮票来，但“革命之家”规定也不能随便上街买东西吃，否则，五天一次的民主生活会也过不了关。就是别人不知道不提意见，知青也难过自己的心理关，因为已习惯“灵魂深处闹革命。”

1965年春天，公社为了丰富知青生活要组织一场篮球赛。喜爱打球的南京知青戚越人既高兴又担忧。因为平时稀饭和炒盐粒和高强度劳动把自己熬得黄皮寡瘦，又有两三个月没有吃一次荤腥，球场上怎么能跑得动呢？为了增加点体力，戚越人偷偷下了一次馆子。四角五分钱一份的红烧肉把他看馋出了口水，他一下子买了两份，又买了两碗稀饭和半斤粮票的大饼。谁知饥肠辘辘的小戚狼吞虎咽吃了以后，肚子也受不了。到了球场，戚越人发现自己肚子涨得不能跑了。他怕领导知道自己下馆子挨批评，只好捂着肚子佯装肚子疼。这场球赛他也上不了场了。好长时间，戚越人都为下馆子太奢侈浪费而自我责怪。

知青钱学钧永远忘不了花三毛多钱下饭店被做“自我检讨”的往事。钱学钧所在的这个知青点连续两三个月伙食都是稀饭，山芋、咸菜，有时连咸菜也没有，只好“炒盐花”下饭，正值长身体而又天天干苦累农活的钱学钧实在受不了。一天家里寄来五元钱，他趁到街上邮局取钱时花了三毛多钱到一家小饭店买了一盘炒肉丝和一碗米饭吃了下去。回来后，同一“革命之家”的吕惠珍知道钱学钧下馆子，就批评他太奢侈。钱学钧委屈地要淌眼泪，可是他一想，知青每人一天生活费才一角七分钱，而自己一顿就吃了三角多，不是错误是什么？晚上开民主生活会，钱学钧深刻地作了自我检讨。

现在说起这些往事，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会觉得荒诞可笑，可是当时的贫困窘迫的生活和特殊的政治形势政治气候都把这些知青变成这样。而这些怀揣理想的知识青年就是这样自觉进行思想改造，锻炼革命意志的。

最低生活标准，繁重的劳动，这些知青靠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支撑度过一道道难关。在下乡后的第二个春节，马坝知青户大门上都是这样内容的对联：“回顾一年成绩不满足”“展望将来前景劲倍增。”就连土锅灶和锅盖上也写上“苦中自有乐”、“乐在吃苦中”。这就是那个特殊年代南京知青精神的真实写照和思想印记。
艰苦的环境对于有思想抱负的人是磨刀石，南京知青加速向“新农民”蜕变的催化剂。短短几个月，这些知青学会了耕田耙地，学会了栽秧收割，学会了扬场脱粒，在冰天雪地里和社员一样扒河工，挑塘泥。真正成了马坝土地上有史以来有文化的一代“新农民。”

三、在农村“三大革命”风浪中成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政治主要内容是“三大革命”，三大革命内容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时过境迁，我们且不评说“三大革命”功过是非，但是历史注定1964年下乡的南京知青必须要用青春、理想和文化知识去在广阔天地去开展“三大革命”去锻炼成长。当年《新华日报》在《一股革命的力量在马坝》一文中清楚写到这样一段话：“南京知识青年在这里革农村一穷二白的命，要在农村三大革命中把自己锻炼成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要使老农民逐步过渡成新式农民”，明白不过地点出了南京知青到马坝的历史使命。

在当时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对马坝知青的报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革命”二字。“为革命种田”是南京知青当时共同的口号，他们把一犁一耙与改变农村的一穷二白面貌挂起钩来。与世界革命挂起钩来。在最繁重、最艰苦的斗争与生活中，锻炼自己的革命坚定性。

南京知青到马坝第二年夏收夏种时，盱眙县碰上几十年不遇的大旱灾。马坝公社是重灾区，全公社地势最高、水源最缺的是老庄大队合兴生产队。这里水田龟裂，秧苗枯黄，点把火都能烧着；旱田里，一瓢水浇下去，冒股烟就没有了，季节到了，秧灾不下去，眼看秋后生活就要发生问题，社员们忧心忡忡。在这个生产队插队的“革命之家”南京知青是詹关泰、唐懋炯、甘东、汪维恭、江慧芳、张丽金、杨悦、叶奕帆等8人。他不畏艰苦，和社员们一起日夜抗旱。望着老天，一些社员沮丧了，对知青说：“老天干旱绝收，日子过不下去，看样子，你们也呆不长了。”可是这8位知青坚定地说：“我们绝不会走，再困难也要和你们在一起。”

秧苗是插不成了，合兴生产队决定扩大山芋种植。山芋秧不够，知青詹关泰主动请缨，外出购买山芋秧。他骑着自行车，带着几名社员去，跋涉近百里去清江市购买山芋秧。时值春末夏初，夜晚寒气侵人。詹关泰出来时只穿了一件汗衫。夜里冷得打哆嗦。离开马坝时，队里给了他5元零花钱，他可以用这钱租被子。可是詹关泰想到，今年队里遭了这么大的灾，每一分钱都不容易，我怎么能随便花？于是他和一起去的社员找了一个通铺，盖着装满山芋秧的麻袋睡了一夜。第三天，当他带回满满两麻袋山芋秧回到马坝时，社员们都伸出拇指夸赞抗旱就是要这种新农民精神。

山芋秧买回来，又要抗旱栽苗保苗，这8个“新农民”又挺身而出，带动社员，挑水栽山芋苗。一天又一天，还是干旱无雨，本生产队的塘、河、井都见底了，他们又到外队去挑水。他们肩膀磨破了，不皱一下眉头；腰酸痛了，不讲一声累。当时，队里规定每瓢水浇两棵山芋秧，为了保证山芋苗的成活率，“新农民”一瓢水只浇一棵秧。社员没有浇透的，他们就补浇。他们说：“只要能多产一斤粮，我们甘愿使上万分精力”。在这艰苦的日子里，他们白天劳动，喝着稀饭，就着咸菜。晚上照常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新农民和社员们一起，战胜了严重的旱灾。合兴生产队当年挑水抢种的55亩山芋，收了三万多斤。全年粮食产量超过了去年。社员们抬着分到的山芋回家时，都说：“今年应该给新农民记头功。”

这些来自南京的新农民，不甘心“第二故乡”贫困落后，他们要通过办农场树一个“科学种田”丰收富裕的样板。1970年陆自凯等4名知青大胆提议创办九里荒农场。“九里荒”在马坝公社东北约九里地，有一块荒草丛生的“湖心地”，几天不下雨，旱得地裂缝，一场大雨又是满地水汪汪。是个只长草难长粮食地方。可是这帮知青却下决心要把“九里荒”变成马坝的大粮仓。那时正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时候，学校停课，工厂停产闹革命，县和公社干部也不时被造反派批斗、打倒和“靠边站”，干部都没有心思干工作了。对于办九里荒农场，当时县和公社领导班子也意见不一。知青陆自凯等人到县城专门见县革委会汪良主任，力陈热切愿望和壮志豪情。汪良深为这些知青精神感动。他顶住压力，力排众议。指示盱眙县“知青办”和马坝公社党委支持知青创办农场。为全县插队知青树一面旗帜（当时，盱眙其他公社也陆续来了不少南京插队知青）。在县财政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汪良主任决定拨出7万元专款支持马坝知青创办“九里荒农场”。就这样由从马坝一些生产队先期抽调的13名知青领头，将九里荒农场大旗竖了起来。13名马坝知青在九里荒1000多亩土地上，开始了新的一轮艰苦创业。知青们不畏天寒地冻和酷暑烈日，用板车拉，用肩膀扛，一根根电杆竖起来了；用木犁翻，用铁锹挖，他们把科学知识用在种田中。短短三年时间，九里荒农场的水稻，三麦单产在马坝公社名列前茅。九里荒农场还养出了马坝公社第一批“约克夏”猪，第一群“白洛克”鸡，办起了马坝第一个村办工厂，人均收入也在全县名列第一。在马坝公社其他生产大队社员一个工日只能挣几分、一毛钱的时候，九里荒农场一个工日可以挣到一元钱以上。这些“新农民”吃上自己生产的大米、白面，隔三差五还吃上猪肉和鸡鱼鸭肉。“九里荒”成了知青理想实现之地。马坝九里荒知青农场经《新华日报》等报刊和广播电台报道，成为知青创业的典型，在全省拥有很高的知名度。

直到现在，当年的马坝当地老社员提起南京知青科学种田都翘起大拇指。上世纪六十年代，马坝公社在田地耕作方法上只是“耕耕撒撒，收收打打”，不懂良种选育，科学施肥。南京的新农民下决心用科学知识改变“第二故乡”落后的农业模式。从到马坝公社开始，大部分知青都参加“江苏函授大学”农业方面专业学习，边学边用，将现代农业科技知识逐步灌输给农民。

在石桥大队西庄小队插队的樊正中，楼茂豫等11名南京知青，就充当了科学种田的先锋。1964年秋天，稻子割下来了，要选种，西庄小队农民怕麻烦，就不选了，可是这11位“新农民”认为必须选，不选种子不纯，下一年就不会高产。在“新农民”坚持和带领下，西庄选出了好稻种，纯度高，抗病抗虫力强，结果1965年邻队稻子由于品种差，受到病虫害，造成减产，而西庄生产队稻子却抵御了病虫害，获得了高产。西庄生产队的南京知青还搞起试验田，他们把苏南的水稻种植管理经验学来指导社员。当地社员看到“新农民”试验田里稻子都比生产队里大田好，都跟着学。科学种田立竿见影，1965年，在马坝公社遇到先旱后涝的严重灾情下，新农民试验田里的稻子当时亩产量竟达到了九百斤，创造了丰产奇迹。社员们看到科学种田好处了，表示今后种田就跟着“新农民”学着干。

南京来的“新农民”还使马坝公社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从柬埔寨回国的归国华侨青年吴镇洲1964年从南京一中高中毕业后，主动放弃高考，成为到马坝公社插队的“七十二贤”之一。1966年初，江苏省决定在全省搞20个人民公社机械化试点。马坝是其中之一。马坝公社党委和省驻马坝工作组经认真研究，决定选调吴镇洲来当马坝农技站站长。吴镇洲深知，省里之所以选择在马坝公社搞试点，是因为有他们这一批有文化的“新农民”，他下决心运用自己文化知识，减轻乡亲们繁重的田间劳作，干好马坝农机事业。吴镇洲采取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培养人才。请三河农场老师傅来授课，还派肯钻研、能吃苦的知青到县拖拉机站学习农机具知识，他了解到一位在黄埔军校毕业的机械专家老余师傅是个农机专家，就冒着政治风险，专程请来当指导老师。短短几个月，就收到明显的效果，农机在马坝当年抗洪排涝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后来吴镇洲又担任了马坝农机具修造厂厂长。他又组织技术革新，生产出工农700型脱粒机100多台，后又生产出砸石机、新型耙等机械。马坝农机修造厂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单位”。1971年县里召开三级干部会，县领导在大会上专门表扬了吴镇洲这个聪明能干的“小华侨”，吴镇洲也入了党并被选为公社党委委员，后又被保送到清华大学深造。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南京知青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民，改变农民的思想与观念。在每天艰苦劳作回到家里，知青们自觉学习《毛选》，写日记解剖自己，把自己改造成为又红又专革命接班人，同时他们力图通过自己的影响，使农民群众摆脱因袭的旧思想，成为社会主义新式农民。

在石桥大队西湖生产队落户的王基江、吴石祥、王善耕等7名知青在劳动中与贫下中农建立了感情，得到了群众的信任，但是他们也觉察到了队里存在的问题，政治挂帅不够，社会主义新风气没有树立好。李明华等三名知青被选为队委后，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1965年夏季，这个队有个干部组织10名社员和2名知青挑粮食。当时活儿很重，就拿了集体的12斤小麦，做了12个饼分给大家吃。可是参加挑粮的两个南京知青没有要饼，并且严肃地提出这种做法违反制度。大家已经按劳记了工分，就不应再吃队里的粮食。队干部和吃饼的农民都觉得新农民讲得对，都向队里还了粮食。群众都说：“新农民办事认真，大公无私。”

在“新农民”带领下，西湖生产队建立了学习和民主生活会制度，队委逢七开会，先学习，后交流思想，最后谈生产。队委分工包干，抓群众思想政治工作，使生产队面貌焕然一新，西湖生产队也由后进队变为先进队。西湖生产队抓政治经验也在其他生产队推广，马坝公社社员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在知青影响和带动下，地方风气得到净化，集体经济也不断增强。

今天的马坝镇已经成为富庶文明的江苏名镇。从历史的链条来看，从1964年来的那批南京知青起乃至后到一直至1977年为止插队马坝的南京知青盱眙知青对马坝的发展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64年178名南京知青到马坝后，马坝公社就充分利用这批知识青年扫盲和发展农村教育。马坝各个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都办起了由南京知青担任教师的耕读小学。每个“革命之家”都推荐1—2名知青担任耕小教师，利用晚上和农闲时间，教儿童读书识字，教成年农民脱盲。交通大队茶安小队女知青刘重熹就当了较长时间耕读小学教师。茶安耕读小学成立之初有二十几个学生，“革命之家”堂屋做课堂。用泥巴搭课桌，学生从家里自带凳子。刘重熹自己动手用泥巴、竹子做成活动计数器，进行数学运算；她还做了双筒手摇语文单词机，形象地将语文书上的单词，动态地展示给学生，这让从没有见过世面又不识字的农村娃感到很新鲜，引起了他们很大学习兴趣。取得很好教学成果。由于茶安耕读小学办得很有特色，1964年底，马坝公社推选刘重熹参加县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并作重要发言，1965年《江苏教育》第七期还刊登了刘重熹题为《把知识交给人民》的文章，新华日报记者还对她作了专访。

南京知青不仅成为马坝农民学文化的老师，还成了马坝农村卫生和农村文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许多知青当了“赤脚医生”，大队第一次办起了医务室，过去生病靠忍靠抗的农民可以到家门口大队医务室知青赤脚医生处看病了。世世代代不懂生理保护，经期下冷水，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妇女也懂得了妇女保健知识。知青们利用农闲还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将农村的新人新事编成快板，大鼓词等节目演出，既活跃了农民的生活，又促进了移风易俗新风尚形成。

南京来的“新农民”，为贫穷落后的马坝带来了新气象。为马坝未来的发展，增添了新动力，这些知青，不愧为农村“三大革命”的闯将。

四、马坝大地产生的知青英模

在插队马坝开展“三大革命”酸甜苦辣中，南京知青们养成了坚韧耐劳、不怕苦、不怕死的品格和意志。他们中也出现了一些英模人物，理所当然成为一个时代精神的代表。

在马坝烈士陵园，有一座知青英雄的坟墓。里面长眠着“七十二贤”之一的南京知青吕惠珍。1966年，她为了抢救落水的同伴献出了年仅22岁的生命。吕惠珍是南京二中1964届高中毕业生。是个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高中毕业，她放弃高考、带着一套《毛泽东选集》和几十块雨花石来到了马坝公社插队。她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不怕吃苦，很快学会割稻、脱粒、扬场等农活；她坚信：“好钢要在烈火中熔炼”，她挑担子、衣服磨破了，腰酸腿疼，从不叫一声苦，从只能挑三、四十斤，到能挑上百斤；从不会换肩到能站着换肩；从挑几步歇一歇，到一口气能挑五六里远。由于过度劳累，1965年5月，吕惠珍胃病发作了，大口大口吐血，伙伴们劝她休息，她总说：“没关系”。后来，组织上作了决定，她才不得不回到上海父亲处治病。可是没等病完全好，吕惠珍又主动回到马坝。

1966年7月24日上午，吕惠珍放鹅来到九里荒河边，一起下乡到马坝插队的南京知青方衍华约她下河学游泳。吕惠珍因胃病发作没有下去。方衍华刚游到河中心，人就开始下沉。吕惠珍见状，急忙跟同来的一个知青说：“我先下去抢救，我游泳技术不行，可能救不上来，你赶快回去喊人！”说完就强忍胃痛，毫不犹豫地下了水。吕惠珍游泳技术差，平时只能游个六、七米远。明知自己难以救出方衍华，可吕惠珍还是劈水游去。她手里拿着一根放鹅的竹竿，叫喊让方衍华抓住竹竿。可是竹竿短了，方衍华根本抓不到。这时，吕惠珍毅然把竹竿一丢，扑向方衍华，因用力过猛，游过了头，她又奋力游了过来，抓住方衍华，拼命往河边推。但因吕惠珍身体瘦弱，力气不足，两个人一起沉了下去。一会儿功夫，只见吕惠珍的头发在水面上浮了一下又沉了下去……

闻讯赶来的知青和附近的干部、村民纷纷跳下去救人。这时，方衍华还在河水中浮浮沉沉，很快被人救了上来。但不幸的是吕慧珍沉入河底，不见了踪影。后又经过一个多小时才将吕惠珍打捞上来。经医生全力抢救，因溺水时间过长，吕惠珍光荣地牺牲了。

吕惠珍牺牲后，马坝公社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公社党委根据吕惠珍父亲的请求，将吕惠珍的遗体安葬在马坝公社烈士墓园。

1966年，根据吕惠珍生前遗愿，中共江苏省委授予吕惠珍“雷锋、王杰式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中共盱眙县委决定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共青团江苏省委决定追认吕惠珍为模范共青团员，江苏省总工会、省贫协筹委会、团省委和省妇联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向吕惠珍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吕惠珍，成为知青们心中长存的英雄。

在插队马坝这个南京知青群体中，还产生了厅级干部方玉。作为知识青年下乡与工农相结合的典型，方玉是真心诚意想“脱胎换骨”把自己从高级知识分子女儿变成一个纯粹的农民，而且还嫁给了当地农民的儿子，立志世世代代当农民。方玉成了知青典型，一代青年的偶像。从公社到北京、一次次上台做报告，讲自己如何与家庭决裂，到农村当农民的实践。方玉成了城市知识青年的偶像。方玉也成为全国知青典型，虽然她想当一辈子农民，时代需要她登上政治舞台，后来，方玉一路升官，最终当上了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成了厅级高官。

当然，在马坝知青中，也还有人虽未当上高官，但也因在插队务农中表现突出，成为先进，而享受了一时政治荣耀的。比如知青王作霈，1966年作为马坝知识青年代表，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观礼。王作霈当时既作为马坝知青代表，又作为淮阴地区农民代表，可谓风光无限。时隔43年后，进入老年的王作霈这样回忆：他们携带全体江苏人民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从南京下关火车站出发了。第二天下午才到北京，住进了西苑宾馆。当天下午，周总理接见了观礼代表。周总理在西苑宾馆广场上对王作霈他们说：“你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我要接你们住进中南海，为你们服务，为你们站岗。总理还说，代表们有事可以直接找他，也可以写条子。其中一句话王作霈说他一生都难以忘怀。总理说：“我的办公室二十四小时都办公，你们随时都可以找我。”这是周总理一生工作忙碌的写照，感人至深也无法言表。王作霈记得他的观礼台位置是西六台（0785号），各个代表团轮流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看一个多小时的各界人士庆祝国庆游行，江苏代表团是首批上天安门城楼的。王作霈上了天安门，在下午1:35分时在不远处看到了毛主席，他十分激动。可是有纪律规定，不能主动与毛主席握手，但是这时的无限幸福感已像电流一样，传遍王作霈全身，他不由自主地留下了幸福的热泪，也留下了他终身难忘的记忆。

多年以后，王作霈这样说：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里。在当前青年几乎都全部选择上大学这条出路时，“马坝知青集体”也早已成了记忆中的名词。但我仍然觉得，当年马坝知青的精神却是不能消失与丢弃的，那就是：为了报效祖国而甘愿牺牲自己一生利益的爱国热情，不畏艰苦、勇挑重担的创业精神，团结友爱，关爱集体的品质与意识。这些我要作为精神财富保持与发扬下去，以报答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培养。

这恐怕也是马坝知青那个特殊年代铸造出的特殊群体的集体意识。但抛弃特殊时代政治因素，他们经历对于当今青年成长是多么地有参考价值。

五、青春只能无悔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一场大事件，不完全统计，截止1977年，全国有近2000万知青从城市来到农村。“马坝知青”只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大军中的一支小小的队伍。从1964年起直至1977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共有500余名来自南京和盱眙本地的知青到马坝的生产队和“九里荒农场”插队落户。而在这个时间段，南京又有几千名知青到盱眙其他公社插队落户。

“知青上山下乡”是是非非，几十年来评说不一，但这一切只能交给历史去评说。1964年，当年南京到马坝的知识青年，均已年过古稀，有些人因种种原因离开了这个世界。笔者多次见到这些知青在他们聚会中、言谈中仍洋溢着理想主义的豪情。“青春无悔”仍是他们自我定义人生的主基调。1964年插队马坝的知青有一种并不偏狭的自豪。他们始终认为，他们与后来城市组织的大规模知青下乡插队不同，他们是自愿下乡的，他们有一种“自觉的”自豪理由和一种高尚的自我评价标准，他们不为自己人生的第一次选择而后悔！

其实，人的选择都是由时代决定的；人生许多选择是主动的也是无奈的。人生不能重头再来，，青春只能无悔！当年，南京二中马坝知青带队老师汪庆云在《永远难忘的感动与教育》一文中写道：“非常遗憾的是，后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无情地冲击了对南京插队知青锻炼培养计划，使他们遭受到极大的痛苦与磨难。虽然‘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对他们进行了一定的照顾和安排，主要还是经过他们的艰苦奋斗，对国家作了一定贡献。但是绝非原来的设想了。人们常说：是金子，放在哪儿都会发光的。可是我想补充一句：如果把金子放在更恰当的地方，还会光芒四射呢！”作为爱生如子的老师，作为培养祖国栋梁的园丁，这段话中弦外之音可谓再明白不过了。

其实，1964年到马坝插队的南京知青，他们的出生并不都是纯粹拥有天然革命基因的工人和革命干部的子女，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当时也是划在工人阶级对立面的），资本家、右派、国民党军官、地主或按当时政治标准家庭出身是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随着他们长大和文化知识的增长，他们已感到自己与生俱来的“原罪”。他们幼稚的想法，祈望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中“赎罪”并改变自己的政治基因，使自己也成为能被时代与社会承认的无产阶级接班人。当年到马坝公社交通大队插队的姚晓刚就是个右派的儿子，反右那年，姚晓刚还不到12岁，而父亲被送去“劳教”后，他竟然长达24年没有见到。1964年，19岁的姚晓刚是在入不了团、参不了军，从上山下乡中看到改变“黑色宿命”希望中而放弃高考报名下乡的。他想在农村艰苦的改造中，把自己彻头彻尾从家庭中剥离出来，变成工农一分子，可是，这只能是一厢情愿，在“阶级斗争”年代，出身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对立面家庭的知识青年，虽有方玉这样个别的幸运者，但总体上是不能实现姚晓刚们幼稚的愿望的。在后来的南京插队马坝知青推荐上学、招工进城等机会面前，姚晓刚们依然是受歧视的一族。

在下乡后几年清苦的生活和劳累中，这批知青产生了迷惘。在文化大革命混乱的漩涡中，他们更看不到出路。随着“男婚女嫁”的年龄到来，他们中一些人无可奈何地进行城乡极不对称的婚配。南京的“金枝玉叶”嫁给农村男青年，南京的“白马王子”无可奈何地娶了农村“小芳”。一切皆为生存，为了在看不到希望的苦闷中生存与完成传宗接代的自然使命。虽然后来他们中大部分通过招工、考学进了盱眙县城，回了南京，还有极少部分到外地有了不错的工作，但已不是那个“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年龄了。时代的抛物线使他们中一些人永远留在历史的谷底。人生的辛酸也常留在他们心底。

肖五妹是南京燕子矶中学的高中毕业生。高度近视，带个瓶底厚的眼镜，连走路都困难。可还是到农村务农了。肖五妹与仲新夏、张笑波、戚越人、吴怀基四位同学一起，组成了墩塘生产队的“革命之家”。多亏几位同学的关照，肖五妹能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下来，后来，她嫁给马坝农村青年，她从耕读小学教师经过努力有幸成了农村中学教师，但她永远不能回南京了。2008年，肖五妹患癌症去世了。去世前，往昔“革命之家”的“新农民”去看她。肖五妹弥留之际向一同下乡插队的戚越人说：她这一辈子没有过什么舒心日子。现在她的坟墓已经做好，就在她下乡务农那个生产队的南边……

插队老庄的女知青张时元下乡患上严重的风湿病回城治疗稍微缓解就回马庄。朱之闻厅长知道后说：“如果身体不行，就回南京，不要硬撑。”可是张时元用姜汁浸棉花缝在内衣上，自制布袋套一个盐水瓶，背在身上热敷，也没有办病退回城。因为“出身不好”的她始终想：“我要和家庭划清界限，不考大学下农村说明意志坚决，生病回南京岂不就成了逃兵了吗？”在1964年插队马坝的南京知青中，虽然有方玉这样的高官，但大多数还是进入企业从事简单的技术工作或管理工作，甚至有些人一直到退休做的只是临时工。诚然，在他们回城就业的年代，我们国家工业还不发达，就业岗位有限，可是当年的“七十二贤”以及一起下乡的178名高中毕业生，他们不仅是“一股革命的力量”，而是那个时代的“大知识分子”啊！而且已经过马坝插队十余年的艰辛验证，社会难道不应从建设和人尽其才出发为他们提供一个合适岗位吗？

让人感动的是这些经过长期艰苦磨炼的知青始终有一颗赤诚报国的心和永不言败的意志。有一些人通过艰苦自学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许庆华，从南京到马坝的“新农民”。他当过工人，企业厂长与老总。中学阶段扎实的知识和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他对各个岗位上都干得很好。他从企业退休后，潜心钻研凹土产业，成为一个全国闻名的发明家。目前许庆华拥有国家授予的发明专利120多项。部分专利已转化为市场产品。被授予省市“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特殊的环境对这批知青的人生信念进行了纯度很高的提练，他们把“奋斗”和“清白”放在很高位置。“自力更生”“不谋私利”成为他们引为自豪的财富。在他们中有高官，有的人也曾在企事业单位有过大大小小的权力。但都能把握住自己，没有一个人犯过经济错误。这也是1964年知青数十年来引以为豪的“集体荣誉资本”。

艰苦的农村生活磨砺了知青的意志，他们也形成了不攀附权贵，靠自己本事奋斗的可贵品质。知青吴怀基的一个近亲曾是国家领导人。在吴怀基还当工人时，这位亲戚就是国家一个重要部门部长。可吴怀基从未向当地领导提起过自己的亲戚，更没去找亲戚为自己工作提升打个招呼。吴怀基凭自己能力默默工作，直到退休，他也只是一个副科级干部。

农村大熔炉，把这批知青精神境界炼得纯而又纯，对照当今社会现实，究竟是耶？非耶？

六、他们为何深爱这块土地

当年，这群十八、九岁的南京知青来到马坝。在这里，他们与马坝父老乡亲一起度过了那个艰难的年代。在几年、十几年的宝贵青春年华中，饥饿与繁重劳作使他们体味了农村的艰辛；也感受到当地干部社员父母般的关爱。他们已与马坝乡情在情感上血脉相连。几十年来，把曾经领导过他们，像父母兄长一样关心他们的原盱眙县马坝公社老领导刘锦章、曹善读，赵鹏秋以及大队、小队干部，房东们当作自己的亲人。1964年南京插队马坝知青下乡30年、40年、45年都在马坝聚会，悼念长眠在马坝的战友吕惠珍，与老领导和插队乡亲们共话当年。

1964年任马坝公社党委书记的曹善读，被南京知青亲切地称为“曹大哥”，从第一天见到南京插队知青起，曹善读就把他们当着“弟弟”、“妹妹”一样关心。在那个缺吃少穿、劳动繁重的年代，他千方百计针对南京知青特点组织活动。让知青们在丰富的精神生活中坚定扎根农村信心。

知识分子出身的赵鹏秋当时任马坝公社党委副书记分管知青工作（后曾任盱眙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他千方百计关心知青，发挥他们的特长与才能。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时候，他想方设法组织南京插队知青60人民工团去参加三河闸加固工程。在劳动之余，发挥知青特长，排演一出整场的革命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他们克服了无数困难，经过一年的排练，知青宣传队排演的京剧《智取威虎山》上演了。首演安排在县政府大礼堂，演出圆满成功。县主要领导和各部委办局领导上台与演员握手表示祝贺与鼓励。后又进行一年县内附近地区巡演，好评如潮。在知青的《智取威虎山》剧组中，一部分人加入了重组后的盱眙县黄梅戏剧团，并成为了骨干和领导，把演戏当作了终身职业。

1970年第一批南京到马坝插队知青进县城工厂就业。有一部分“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们仍然留在马坝。他们这些人很苦闷，无奈之中，想通过试制“5406”细菌肥料为农村作贡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时任马坝公社党委书记刘锦章很同情与关心他们，他鼓励这些知青放下家庭出生包袱，大胆试验；还叫公社农技站给这几位知青每人每月发4元补助费。这些“雪中送炭”的举动让知青们感到党的关怀和人间的温暖，也树立了他们人生奋斗的信心。更加卖力地为“第二故乡”贡献聪明才智。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马坝乡亲们把这些远离父母的南京知青都当作了自己的孩子疼爱，手把手教他们做家务、干农活。插队马安村的杜微至今记得一个情形：知青断了上面补贴成为社员，口粮紧张，一天三顿稀溜溜的小麦糊，玉米面粥，一点干的都没有，不抵饿。这对正在长身体的知青们真是难忍的煎熬。当地老百姓很纯朴，吃饭有互串门的习惯，杜微他们“革命之家”隔壁是一个姓陈的农民；陈家姑娘有几次吃饭时端着有很多山芋干的玉米面粥，非要把山芋干捡一起放在知青碗里。虽然是几块山芋干，可当时陈姑娘家也吃不饱肚子啊！这种友情让杜微与她的“革命之家”伙伴们铭记终身。

插队马坝公社马安大队的郁宁庄在1965年午收前生了一场大病。病后体弱被安排在家“当锅”，有一天累了一身汗的郁宁庄喝了一大瓢凉水突然心慌，眼一黑晕了过去。闻讯赶到的知青忙着掐人中急救，郁宁庄慢慢醒过来了，只听耳边不时传来一个老年妇女的声音，“郁宁庄回来吧……”不知谁说了一句：“大妈在给你叫魂呢。”只见邻居大妈蹲在院子里，面前放着两只碗，一只碗上盖了一张黄草纸，另一只碗里盛了半碗水，大妈不停地用一只筷子蘸水往草纸上滴，一边不停地为郁宁庄“叫魂”。当时马安农村还相当愚昧落后，遇到孩子发高烧或受到惊吓，他们的父母就是这样为他们“叫魂”的。这位老大妈是把这些知青当作她的孩子呢！这是一种多么质朴的感情啊！大妈的真诚让郁宁庄和马坝知青感动了几十年。

多年来，1964年及以后到马坝插队的许多知青，把当年插队乡亲们当作亲戚走，嫁女娶媳，都把当年马坝乡亲当作至亲请到家中坐在上席。有些知青虽然已年迈古稀，有很多人仍然比较清贫，可是他们常常带着礼品去看望关心当年的老领导。原盱眙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汪良对马坝知青关怀备至，知青都把他当作至亲长辈，他后调任江苏省外办主任。汪良2005年逝世后葬在南京普觉寺公墓。每年清明节都有四位60多岁的老人到他的墓前祭拜，这四人就是1964年到马坝插队、在汪良主任关怀下，创办九里荒农场的骨干陆志凯、汪维恭、时衡、吴怀基。

今天的马坝已变成富庶之地，但当年南京知青插队马坝的梦想和热血，他们奋斗的功绩已成为马坝的一笔财富。盱眙人民不能忘记，马坝人民不能忘记，50多年前“有一股革命的力量在马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