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美国W. W.诺顿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石溪大学哲学系教授、科学史家Robert P. Crease（罗伯特P.克里斯）的著作，The Workshop and the World: What Ten Thinkers Can Teach Us About Science and Authority（本文作者译为“研习班与世界：十位思想家对科学与权威的认识”）。

在伽利略所处的时代，权威性只有两个源头：教会与国家。伽利略在1623年写道，“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其隐含意义是，能够解读自然之书的学者说的话，就如同神职人员的话一样具有权威性。也就是说，科学是第三种权威。到了17世纪末，欧洲各国政府终于逐渐承认了科学的权威，开始资助学术机构、研习班和科学家。21世纪的今天，科学权威再度受到挑战。某些政界领袖信心满满地拒斥科学主张。

罗伯特P.克里斯教授花了五年时间探究与思考：为什么科学权威的地位会出现这样的反复？我们该怎么办？他认为，回顾一下科学权威的早期捍卫者面对强悍的对手是如何行动的，对我们今天该采取什么对策应该很有启示，于是便产生了这部著作。

他发现，有些人觉得，科学权威是不言而喻的，好比一艘结结实实的船被风浪冲得倾斜了，还会自己正过来。可惜，科学就像Facebook一样，其优点恰恰带来了它的弱点。Facebook在帮助人们更便捷地相互联系与分享信息的同时，也带来了滥用的机会。与此类似，科学是技术性的，可证伪的，是在共同体内开展的，是能够影响人们的价值观的。也正是科学的这些特征使得某些人能找到拒斥科学权威性的理由。

科学的技术性，指的是需要阐释数据，需要专门知识，但这也使科学抽象，不好接近。那么，政客们就可以借此摒弃科学。例如，2014年间，有一次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肯塔基州选出的共和党参议员Mitch McConnell被问到“气候变化是不是个真实问题”，他回答说，“我不是科学家，我关心的是保护肯塔基州的经济”。

科学是一种集体实践，科学发现需要经过广泛的同行审议与核查。有人就会攻击说，科学成果其实是精英的产品，是为了变相维护某种利益的产物。科学会对价值观产生影响，那么，觉得被科学影响到的价值观是不允许动摇的价值观的人就会拒斥科学。例如，2009年联合国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主调是，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要消除气候变化的影响，人类必须积极行动起来。美国阿拉斯加前州长Sarah Palin女士对此主张嘲讽道，“只有狂妄无知的人才会说，人类能够掌控自然”。

克里斯考察了历史上的科学家是如何抗衡对科学权威的质疑的。他认为，伽利略在这方面堪称一流。例如，伽利略的敌人利用神学来反对科学，伽利略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机智地说：“《圣经》给我们指出了抵达天堂之路（the way to go to heaven），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宇宙是如何运转的（the way the heavens go）。”现而今，神学的地位远没有伽利略所处时代那么显赫，如今的科学家就无法像伽利略那样用《圣经》来反驳对方了。但伽利略的套路是可以学的。克里斯说，假如伽利略活在今天，有人若问他美国国会对于科学有什么责任，伽利略也许会说，“开国之父们让我们制定法律（create legislation），而不是使神创论合法化（legislate creation）”。

克里斯认为，考察一下非西方国家引进西方科学的历程尤为重要，因为引进科学者必须使怀疑者相信，引进科学不会摧毁其原来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他以奥斯曼帝国为例。奥斯曼帝国曾经很强大，后来渐次衰落。帝国领袖们认为，缺乏西方式的科学可能是衰落主因之一。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1823—1861）执政后，帝国内开展了大辩论：引进西方科学后，老百姓是否仍能保持为虔诚的穆斯林和爱国的公民？辩论从政府层次波及到民间，采用了小说、戏剧、漫画等各种媒介。辩论论题涉及：奥斯曼人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大辩论尘埃落定，已经是1924年，土耳其开国之父凯末尔宣称，“最真实的导引是知识与科学”。人们认识到，科学的权威性依赖于人，而不是工具、方法、图表、数据。

克里斯还十分欣赏地介绍了女哲学家阿伦特的权威观。阿伦特认为，权威不是天生的，不是自动产生的，只拥有事实并不能带来权威。只有创造了公共空间的制度才能导致良性的权威。如果没有公共空间，并无个人建树的人、用陈词滥调说教的人、把局势推向极端的人以及在媒体上大唱高调的人都有可能获得权力和影响力。对于社会来说，那将是极其可悲的。

可以想见，十位思想家关于科学与权威的思考，是多么丰盛的精神大餐啊。

《中国科学报》 (2019-04-12 第7版 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