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篇文章：中日韩“情报”概念认知比较

武夷山

《情报杂志》（开放获取期刊）2018年第4期发表北大信息管理系王延飞教授（通信作者）与四位本科生（其中一位是韩国人）合写的文章，《中日韩“情报”概念认知比较》，文章对情报概念的梳理比较清楚。文章指出：

直至 1921 年，新版《大英和辞典》首次将“information”和“情报”这个词联系起来。 有观点认为，从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情报已正式成为“information”的译名。至此时,“情报”一词在日本就有了双重的英文含义对应，从而也就出现了学者对“情报”这一术语确切意义的关注和讨论。……

1987 年在日本出版的《趣味情报学》一书对“情报”概念予以多方面探讨，反映出了当时日本学界对“情报” 概念理解的这种特点。书中对“情报”的“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进行了含义辨析，认为二者都能在一定范围内对应“情报”的含义。“information”含义较广，通常可译为“可传递的情报”；而“intelligence”所对应含义较窄，一般译为“可接受的情报”。如果说“information”是未经加工的“自然情报”，那么“intelligence”就可以说是经过加工的“人工情报”。 二者的这些区别是从实际使用的语境中体现出来的。 这种更具包容性或灵活性的观点强调概念的实践性，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指出两个英文词在表达“情报”的含义上并非完全互斥，它们可以被看作“情报”实践过程中的两个方面。……

“情报”概念在韩语语言体系中的运用方式与日语“情报”术语概念使用范式较为类似，人们未对“信息”(information)与“情报”(intelligence)两词加以严格区分并作分别表达，而均以“XX”（博主注：韩文，我不会录入）指代。

我特别赞赏本文的“结语”：

结语

对“情报”术语进行严格细致的概念界定固然重要，但是纠缠于专门领域的概念理解无益于情报事业整体健康发展。 立足情报工作实践，从信息数据素材入手，围绕情报工作的宗旨使命，重视发挥解决决策过程信息不完备问题的情报研究专业特色，以工作内涵诠释术语，以概念理解去指导实践，必将收获情报学术和情报实践的新成果。

我想补充的是，即使在英语语境中，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也并非从来就是截然对立的。我在评论《信息简史》的文章“一切皆信息”（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753249.html

）中写道：

在中国的情报学界，对于information science究竟译为“情报学”还是“信息科学”为好，一直存在着激烈争论。本书告诉我们，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在16世纪写道：“现在intelligence作为一个文雅的说法，用来表示通过相互交换信件或口信达成协议或约定。”到了20世纪前期，一些工程师，尤其是贝尔实验室的工程师，开始使用information一词。后来，“信息论之父”克劳德·香农也采用这个词。也就是说，intelligence（情报）与information（信息）是前后承继的，不是相互对立的。这一史实对于中国情报学界是有教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