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

去年，12月1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文化杂志《鹦鹉螺》发表了5位科学家的回忆文章，他们分别谈了对自己科学生涯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Alan Lightman（艾伦·莱特曼）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和小说家，《爱因斯坦之梦》是他蜚声国际的名著。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目前任职于北卡大学格林斯堡分校的科学教育教授William Gerace（威廉·格雷斯）。莱特曼当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时，格雷斯是刚拿到博士学位不久的一位地位较低的讲师。格雷斯私自找了几位物理学本科生，自告奋勇当他们的“导师”，在自己本来已经拥挤不堪的办公室里给每位弟子安排了一张书桌。莱特曼回忆说，格雷斯讲课热情洋溢，好比一位12岁的男孩向自己的密友展示自己捕获的一只奇美的蝴蝶时那样一种状态。格雷斯对物理学的挚爱深深影响了莱特曼。还值得一提的是，莱特曼与格雷斯合写的一篇论文完成后，格雷斯主动将莱特曼作为第一作者。

我曾在本报发文介绍一本回忆录——《实验室女孩》，该书的作者Hope Jahren（霍普·雅润）是美国科学家，现为挪威奥斯陆大学生物地球化学教授。对她发生最深刻影响的并非科学家，而是残疾人作家海伦·凯勒。雅润将凯勒的书读了一遍又一遍,决心终生学习凯勒百折不挠的精神。每次阅读时她都告诫自己： 凯勒失去了视觉和听觉，但在其他感官的帮助下，她都创造了学业奇迹，那么，自己在观察研究世界的时候，一定要把所有感官都用上。在《实验室女孩》一书中，她引用了凯勒的一句话：“我触摸感受到的东西越多，我对其名称和用途了解得越多，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亲近感就越是给我带来愉悦和自信。”

Robert Sapolsky（罗伯特·萨波尔斯基）是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神经学和神经外科学教授，有《为什么斑马不会患溃疡症》等多部著作。他心目中的科学英雄是“病理学之父”Rudolf Virchow（魏尔肖，1821—1902）。1865年，Rudolf Virchow指责自己的一位同事撒谎成性（不冤枉那个人），那人恼羞成怒，要与他决斗。按照规则,被挑战者有权决定采用哪种武器进行决斗。若用武器决斗，文弱的魏尔肖必输无疑。于是，他提出了划时代的科学决斗方式：吃香肠。一节香肠注射进一些盐水，另一节香肠塞进大量的含有旋毛形线虫的培养基。若被这种肠道寄生虫感染，人的肌肉、肺部、心脏、脑子都可能肿胀，搞不好一命归西。挑战者先选一节香肠吃下去，应战者吃另一节香肠。这一来，那位同事就灰溜溜地放弃决斗了。看起来这是一段滑稽的插曲，但萨波尔斯基认为此事的意义在于：魏尔肖其实提出了一个观念，即好的科学可以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武器——尽管在那个年代，既没有多少好的科学，也没有多少社会正义。萨波尔斯基说：魏尔肖不仅对我是巨大的鼓舞力量，而且他还留着漂亮的小胡子呢。

Priyamvada Natarajan（纳塔拉赞）是出生于印度的科学家，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系教授，获得过很多奖项。2016年他发表了自己的首部著作Mapping the Heavens（绘制星空图）。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中学英语教师，来自美国的Drew Carter（卡特）先生。卡特表扬纳塔拉赞同学的作文写得不错，鼓励他多读书，于是，他开始阅读惠特曼、迪金森、弗罗斯特等人的诗歌和海明威的小说，还如饥似渴地阅读《科学美国人》杂志上数学科普大师马丁·加德纳的《数学游戏》栏目，以及儒勒·凡尔纳的科幻作品。在文理两类书籍的滋养下，他最终走上了科学道路。

Caleb Scharf（凯莱布·沙夫）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他2015年10月发表了一部著作叫The Copernicus Complex: OurCosmic Significance in a Universe of Planets and Probabilities（《哥白尼情结：人类在行星宇宙和概率宇宙中的宇宙论意义》）。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是科学奇人Michael Storrie-Lombardi（迈克尔·斯多里-隆巴迪），此人是物理学家和天体生物学家，拥有医学博士学位，还办过计算机公司。沙夫是在剑桥大学天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时遇到斯多里-隆巴迪的，发现这位老师对学生有魔力般的影响，比如，早在20世纪90年代，大数据概念尚未出现的时候，斯多里-隆巴迪就开始了利用人工神经网络开展星系分类的尝试。沙夫说，斯多里-隆巴迪像一座灯塔，指引自己奔向无边无际的科学奇迹之乡。

亲爱的读者，谁对你走上和坚持科学之路产生了最大影响呢？

（http://blog.sciencenet.cn/u/Wuyishan）

《中国科学报》 (2017-01-13 第2版 博客)

博主后记：《科技日报》前天发表以下报道，可见，吸引年轻人投身科学生涯如今是巨大的挑战了。

前不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24.5%的均值。

记者随机以“长大后想做什么”调查身边的8个孩子。除了1个从小学习乐高课程的一年级孩子表示愿意当工程师外，其他的则希望成为明星、企业家、设计师、咖啡师等。

“上世纪80年代，当科学家是许多孩子的梦想，这也是之后我国科技人才队伍迅速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今，科学技术职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孙云晓研究员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不无遗憾。

对此，孙云晓忧心忡忡：“这是一个关乎国家发展的严重问题。如不尽早重视并着手解决，不久我们就将感受到科技人才荒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巨大损失。”

孩子年龄越大，想当科学家的占比越少

愿意从事科学、工程技术相关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少是不争的事实。

孙云晓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3年底对全国5696名中小学生的调查发现，只有不到三分之一（32.3%）的高中生将来想从事科学相关工作，比美国和韩国少17和12个百分点，这两个国家的数字分别是49.3%和44.6%。纵向看，中国小学生将来想从事科学相关工作的有52.5%，初中生有47.5%，可见，孩子年龄越大，想当科学家的占比越少。

求学期间的意愿直接决定了毕业后的求职。智联招聘等机构几年前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3%的女性希望“成为技术专家”，男性选择指数稍高，但也只有7%。需要指出的是，调查中“90后”选择“成为技术专家”的占比更低。

中科院一位研究员前些年对北京市10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更能说明问题：在9个未来希望从事的职业中，选择“科学家”的人数居倒数第三，只比工人和农民排名靠前。

“当科学家”缘何失去吸引力

一个人的职业选择主要受到内心的召唤、社会引导和社会评价等几个主要方面的影响。很多人可能会因为社会评价而放弃了内心，比如，以名利来衡量的话，当明星可能比当科学家更光鲜。

孙云晓认为，学业和职业选择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一项调查显示，高中生未来选择职业的标准，首先是适合自己，其次是收入、稳定性、能力发挥、工作环境等。按照这些标准，科学技术职业的吸引力不如那些与经济相关的职业，比如企业管理人员，也不如那些时尚的职业，比如设计师。

“价值观的变化可能是一个更深层的影响因素。”孙云晓分析，一些青少年不愿意从事工作负担重或需要做出牺牲的职业，而学习科学专业或从事科学技术职业恰恰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还有一些青少年越来越倾向于优先考虑金钱，科学技术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回报率足够高的职业。另外，为了适应不确定性越来越高的未来社会，许多青少年可能会认为掌握更多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知识要比科学更加重要。

别让“教育”把科学兴趣“教”没了

是否还有其他地方出了问题？

研究表明，儿童早期对科学的兴趣，对后续学习以及是否从事科学领域工作有预测作用，而大部分人的科学兴趣是在14岁前建立的。

知名创客教师、北京景山学校吴俊杰表示，每个孩子都有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对科学的兴趣，老师要做的是如何激发和引导他们的好奇心，带他们走进科学之门。

然而，事情不尽如人意。

每三年进行一次的PISA测试，主要针对全球15岁学生进行数学、阅读和科学方面的评估。“情境化”是PISA的特色，每道题都是一个蕴含多种科学知识的社会情境。我国此次位居总分榜第十，拿到高分的学生比例不高，一个重要原因是运用知识解决情境中“真问题”的能力不足。

吴俊杰说，在我国，科学教育向来以“教”为主，只有小部分科学老师会给学生一些自主探究的空间。“科学教育的目的当然不是要把每个孩子都培养成科学家，而是要让他们学会像科学家一样思考探究，像工程师一样动手实践，具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依据证据得出结论。同时，让他们对自然中更多的事情感兴趣。”吴俊杰说，“千万不能在‘教’的过程中把他们的科学兴趣弄没了。”

中国教育学会科学分会秘书长蔡矛表示，让孩子爱上科学，需要从中小学课堂做起。全社会科学素养的提高，应该从中小学科学课抓起。

（科技日报北京1月1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