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顾炎武二十余年，深服其人格与学问，也深受其思想的影响。

顾炎武是一位伟大的爱国学者。他所爱的“国”不是朱姓之“国”，而是作为华夏之“国”之本的“天下”，这个“天下”就是作为华夏文化之“道”的“仁”，并且这个“仁”不再是简单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而是把“亲亲”还原为“天下为家”条件下人皆有之的“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常情”，进而把这种“常情”与明清之际市民阶层各求其财货之利的“自为”联系和统一起来，从而把“亲亲”归结为“为其身家”的“有私之情”，在此基础上，把“仁民”理解为“恤私”，由此把“仁”归结为“不耻恶衣恶食，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耻”，进而把“爱物”理解为不是因“耻恶衣恶食”而是因“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而“急于生财”，以达到“财足而化行”的“好仁”。

要之，顾炎武之爱国，就是努力造福于匹夫匹妇。只是顾炎武作为一个学者，他自知不能“救民以事”，只能“救民以言”，因而自觉地孜孜不倦从事于“救民以言”的实学。正是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实学精神，顾炎武才取得了使自己堪称一代学术宗师的巨大成就。所以，顾炎武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学者，其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有一颗“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好仁”之心。

正从顾炎武的生平事行中我领悟到，爱国的实质根本不在于爱自己国家的政府，更不在于爱这个国家的执政者，而是在于爱民——爱这个国家的匹夫匹妇，爱文——爱这个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爱土——爱这个国家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当且仅当这个国家的执政者及其政府有此“三爱”之心与夫“三爱”之行时，其执政者和政府才是值得爱国者爱的。反之，如果其不知造福于本国的匹夫匹妇，只知从他们身上索取财富以饱私囊；不知保护本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只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地利用其文化皮相来赚钱，而实际糟蹋其文化精华；不知爱惜本国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只知道开发而不知道保护地一味利用它们来增加所谓GDP，从而把它们糟蹋得山不青水不秀，草不盛木不繁，如此执政者，如此政府，又岂值爱国者爱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