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51年1月11日，趁着给洪秀全做寿，金田起义爆发。一万多人云集在金田村，举行拜旗仪式，倒在地上的太平天国大旗奇迹般地“自动”竖起，迎风飘扬。当然，这也是起义策划者们精心导演的。

拜旗仪式过后，群情激昂，在洪秀全的带领下，教众们前往犀牛潭，这里储存着隐藏好的武器。神秘的宗教力量再次发挥了作用，当许多人还没有掂量清楚大刀与锄头的区别时，大部队已经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起初，一些人还是有悔意的，这在后来李秀成的自述中有明确记载。但队伍开拔后绕了几百里，许多人找不到返家的路，只好死心塌地地跟着走了。

自此之后，太平天国可谓势如破竹。陷安庆、攻武昌、克长沙，短短两年时间便打入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而后他们又大举北伐、西征，先后两次攻破清军封锁线，江南大营，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很快便落入太平军手中。长期以来，清军将领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太平军战斗力这么强？原来，洪秀全给每一个太平天国的将士都描绘了一幅所谓“小天堂”的目标，即：将来造反成功，你一定会享受荣华富贵，过天国一般的生活。用这样的精神鸦片来吸引他们，自然有不少人愿意放弃一切，全力追随，毕竟，对乌托邦的幻想存在于每一个国人的内心深处，从来就不曾消失过。然而，天堂并不属于每一个人，那些喊着解放农民的动听口号的领袖们在坐上了龙椅后，迅速成为了等级分明的官老爷。就这样，一个具有摧枯拉朽之势的政权，就在它如日中天的时候陡转直下，迅速地衰落瓦解了。

举义时，眼睛雪亮，永往直前；入京后，尘埃蒙眼，生活糜烂。唯一和历代农民起义不同的是，这一次起义军“与时俱进”地嫁接了一些西洋的舶来词，包装出一个天国的幻想，但其实质却并没有丝毫改变，用钱穆的话来说便是：“他们只知援用西方基督教的粗迹来牢笼愚民，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

……

当身在德意志的马克思得知大清国的南方省份发生了“革命”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博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一版第七卷所载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的原话是这样的：“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REPUBLIQUE CHINOISE   LIBERTE EGALITE FRATERNITE  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谓“社会变革”是泛指当时他们所预见的可能在中国发生的社会变革，并非指太平天国革命，因为马、恩的这篇文章是写于1850年1月31日至2月，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当时金田起义尚未发生。］

然而仅仅过了12年，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还未灭亡），马克思就在《中国纪事》一文中，笔锋一变，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从兴高采烈到恶毒诅咒，反映了马克思对东方古国那个正在长大的邪恶怪胎具有客观而敏锐的准确判断。

——摘自《马克思评太平军：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

http://history.huanqiu.com/miwen/2011-05/1669597_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