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记忆中，“文革”最热闹的时候是我上小学时，特别是二年级到四年级间（1966/09—1969/07）。当时全国的学制可能不完全统一。那时，我们宜兴属于镇江地区，至少在这个区域范围内，学校的学制是统一的。我们小学共读了六年半，其中四年级读了两年半，其中有一年是为响应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号召而留在原年级复读的，还有半年是因改夏季招生为春节招生而多读的（到初中二年级时又改回到夏季招生，所以初二又多读了半年，中学共读了四年半）。

       虽然是到了1969年才“复课闹革命”，但我印象里小学从来都没有不上课，尽管有些同学经常要缺课倒是事实。数学（算术）、语文课都一直是照上的。我还记得三年级算术课本上有一道计算题是以《高玉宝》中的周扒皮剥削长工为例的，并且从此班上姓周的同学都得了个“周扒皮”的绰号，当时我感觉很不光彩（当然比我们姓周的更不光彩的还要数姓刘的和姓邓的，因为当时刘、邓都被打倒，而且是全国第一号和第二号“走资派”，所以他们的名字也成为我们班上姓刘的和姓邓的同学的绰号）。

       除了算术、语文课，当时还有手工课（主要学习剪纸）、音乐课、体育课、政治课等。语文、政治课都是由我们班主任任课的，她很“凶”，同学们都怕她，所以语文、政治课都很守纪律。这位班主任从二年级起到小学毕业一直都跟我们的班，所以我们班在整个班联中一向是班风最好的。大概到四年级时，政治课（偶尔语文）上，她都要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这种教育有时是请工人或贫下中农到学校课堂上来现身说法，有时也走出校门到农村或工厂去接受这种教育。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她给我们转述西藏巴桑的“忆苦思甜”的报告，她边讲边流泪，结果弄得全班泣声一片。这种经常性的“忆苦思甜”教育，让我们这些小学生觉得旧中国的工人和贫下中农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下，都过着牛马一般甚至牛马都不如的生活，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才使工人、贫下中农过上了天堂般的日子，而且当时除了新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外，包括台湾在内的世界上的工农大众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从小立就要志于解放全人类，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忆苦思甜”的教育有时也会出意外的情况，例如有一次，我们到农村去听一位贫下中农所做的“忆苦思甜”报告，他讲着讲着，我们发现他竟然没有搞清楚60年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因为他所忆的苦，全是60年的事情，而且他还讲到他当年做长工的时候（实为解放前），农忙时地主还给他肉吃什么的。当然，他的这个“忆苦思甜”报告并没有讲完就因故提前结束了。正是这次报告，使我产生了一个疑问：解放前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带着这个问题，有一次夏天晚上乘凉的时候，我就问毗邻我们家的一位贫下中农解放前生活苦不苦，他说，最苦的时候是60年，现在和解放前相比差不多，但比解放前要稍苦一些，我问为什么？他当时回答我说，是因为现在种双季稻，两季的收成还不及解放前的一季，而且双季稻的稻把子短，谷子打下来以后，剩下的稻草根本不经烧，所以现在连柴火都很紧张，经常要烧牛屎干。当时柴火紧张，在农村是一个普遍问题，我五个舅舅都在农村，每次跟着母亲到舅舅家走亲戚，都明显感觉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家从不专门烧开水，只是每次在烧饭时在饭锅里蒸一碗水。我问母亲为什么他们不烧开水？她说，哪来这么多柴火呢！农村缺柴的情况一直到我下乡做知青的时候，也没有改变。但我们知青点附近的大队，因为靠着山，当时农民的柴火好象不是很紧张，但他们用柴都非常节约，说明其柴火也比较紧张。 

        大概从三年级开始，我们每到夏收和秋收时都要放忙假。所谓忙假，并不是农忙期间让学生都各自回家务农，而是由学校组织学生到农村去支农，帮农民做割麦子、割稻了、撒猪粪、拾麦穗、拾稻穗之类的农活。小学生在忙假中，主要是干撒猪粪、拾麦穗、拾稻穗之类的事，中学生则割麦子、割稻子，高中时还插秧。我因三个兄长都是插队知青，很多次忙假，我都是到兄长那儿去帮他们烧饭，因为当时都是集体劳动，农忙期间十分紧张，吃饭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老农民家一般都留妇女或老人在家烧饭，知青光棍一条，都要自己烧饭，所以一个小时里很紧张，我去帮他们烧饭，也算是帮了他们不小的忙。这种经历，使我对农村的情况以及插队知青的生活情况都有了比较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插队知青比插场知青要苦得多，我高中毕业后是做了插场知青，是在一个总共有七十多个知青、一百多个老农的茶林场上劳动，有专门烧饭的人，我自己也曾做过三个月的烧饭师傅，能做80斤米一锅的大锅饭。

       到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又开了写字课，学写毛笔字。我印象很深的一次写字课是，当时学校工宣队的一位大领导到我们班上来视察，他还手把手地教我写了几个毛笔字呢，当时学校工宣队的领导就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了，我因此有受宠若惊之感，所以这次经历也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中苏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我们的体育课就成了备战课。尤其是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之后，因为形势特别紧张，体育课上就专门练习假想中的苏联扔到中国的原子弹爆炸之后如何保护自己的一些技巧。当时给我的感觉是，马上就要发生中苏大战了。那个时候，“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毛主席语录，随处可见。

       到我上初中的时候，邓小平复出。我记得我父亲也是在这个时候“被解放”的。初中一、二年级的学习情况和现在没有多大差异，晚上都要上夜自修课，而且班主任都亲自到班上监督学生自修，如果缺席的话，是要被班主任严厉批评的。每次考试后全班同学的成绩都要公布，学期考试的成绩更要张榜公布，并有成绩名次排名。但到快要上高中的时候，这种情况开始有些变化，高一时，上课是正常的，但不再有夜自修，考试成绩也不公布了。高二的时候，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上课就不再正常了，而是到乡下去“开门办学”了。

       高中的时候，虽然上课不象初中时那样正规，但是文章写得比较多，语文课、政治课经常要写一些时政性的文章，“开门办学”时，则要写反映农业大寨情况的通讯报道。初、高中学雷锋的活动开展得比较多，高中时我曾组织过一个泥木工小组，在总务主任指导下，修理学校里破损的墙壁、课桌之类。因为总务主任是我父亲的同乡，所以他特别关心我，总是鼓励我多做好人好事，并且尽量给予实际帮助。

      课外的学雷锋活动和“开门办学”，实际上给予我们多方面的锻炼，包括写作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动手能力以及吃苦耐劳精神、公益劳动意识的培养。我现在的感觉是，当时课本知识是远不如现的中学生学得多，但社会这本书却远比现在的中学生要读得多，尤其是在读社会这本书的过程中，实际生活能力有多方面的锻炼。

附注：

        诚如我本系列文章开头所说，以我这年龄来谈论“文革”是年龄稍嫌小些，所以我只是如实谈我的记忆，有些时间概念我有些模糊，也不想去详加考证，因为一考证，就是历史论文了，不是回忆性文章了。我是想把这系列文章作为一种回忆性文章（所以我把它们归入“散文.随笔”类里）存入自己博客的，无意于要使它们成为研究“文革”的系列论文。回忆性文章和研究性论文各有其价值。文中或有所闻之事本身就含有些“水份”，但并非出于我故意的“充水”，我只是如实转述之。本系列文章还会继续，但最近暂停，过些日子再陆续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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