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写的文章《鸿飞无贬季老之意——再读鸿飞<季羡林先生是个庸人>》引起诸多异议，我作了自我答辩，这里汇总如下：

      1、从鸿飞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上看，确实有些问题。仅就其选了这么个时机，发表了这样的文章而言，人们无论持怎样的观点，我是没有异议的。

       2、理是理，情是情，一码归一码。你说情，我说理，两不相害。难道仅仅因为我说了这个理，就与你说这个情水火不相容了么？人家也许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候发表了他个人的看法，我看这虽不甚合适，但也无伤大雅，不必无限上纲，提到一个不适当的高度来看问题。在这里，人家选了一个不恰当的时机发表了他的观点跟你选了一个不恰当的高度（角度）发表了你的看法，这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一个具体的言论或行为之是否恰当与言论者或行为者是否具有长期修养而成的道德品行，这二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否则，任何以偏概全的做法就都是合理的了。这里，我同样是说我的理，至于你是否同意这个理，以及你在不同意这个理的情况下对我持什么看法，我并不在乎，也不应在乎。每个人都有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而鄙视他人的权利，你有这个权利，我也有这权利。

       3、深究起来，一个“庸人”的称号能表示什么？对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冠以“庸人”之名，就一定是对这个人的大不敬？因为专业缘故“中庸”概念在我心中经常反复出现，所以我毫不觉得“庸人”这个词是一个刺耳的词，相反，按照古人“庸”即“常”或“大用”的义释，“庸”根本就不是一个贬义词，所以“庸人”也决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是表示某个人“不杰出”或“没有什么了不起”罢了。季老本人也不自认为他有什么了不起，故用“庸人”来称谓之，也并不违背他老人家的本意。倒是那些“大师迷”一定要把“大师”看作“非常人”或“超人”，谁不认可这一点，谁就是亵渎“超人”，就是不道德，就是缺德！（按：庄子所用“庸”一词是“大用”之意，“大用”就是“用道”或“以道为用”、“以无为用”，是之谓“庸”。所以，无论在“大用”还是在“常”的意义上，“庸”都不是一个贬义词，相反是对一种被认为应当如此的行为的称呼。）

        4、值得不值得写这样的文章，我还没有考虑过。我这里关心和讨论的是知识和事实问题。何况你把某人判断为“一个没有基本人性规范的人”，这只是你的判断，并不代表我的判断，即使是其他所有人的判断，也代表不了我的判断。判断靠的是理性，而不是情绪或情感; 理性判断所应该依据的是知识，包括历史知识和科学知识。把“庸人”当作一个贬义词，既缺乏历史知识的充分根据，也缺乏科学知识的充分根据。在这种情况下，要判断“庸人”是贬义词还是其他什么性质，这要结合本文，离开文本去判断，就是个人臆断。“小姐”一词也是如此，在不同场合、不同本文中其含义相差很大，不可主观地一律从“三陪小姐”意义上去判断一切场合和一切本文中这个词的含义，这是学者应该有的理性的和历史的态度。

       5、这要看“庸人”这个词在具体文本中的具体用法。写文章与平时讲话是有区别的，文章中使用某个词与平时讲话中使用同一个词也有区别。学者写文章使用什么词，常常是从这些词的确切意义上来使用的，与平时使用这些词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在我看来，鸿飞那篇文章的唯一失误，就是他不该书生气地按自己对“庸人”一词的理解去称呼季老，这就象我曾经在海南一家饭店书生气地按自己对“小姐”一词的理解去称呼某个女服务员，结果招来她的一顿臭骂。如此而已！

      6、一篇文章写出来就是供人评判的，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甚至作者自己写出来的文章，一旦公开发表了，就不以他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了，作者自己在不同时候也可能会对自己发表的文章作出不同的解读。这是很正常的。我的文章只是表示我对鸿飞那篇文章的一种解读，我在文中申明了我不是要为他辩解什么，只是说出我自己所看到的事实而已。引起如此评论，这只能说明我自己也犯了鸿飞同样的错误：书生气！只是我不会因为在写文章的事情上犯这样的错误感到有什么后悔，相反还要继续坚持我的书生气，因为在我看来，具有这种书生气，对于维持一个学者不失其为学者的根本属性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