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慧敏秀汇一生，何以向北深宫行？

帝师皇阙何来蜜，蜂归度门宇天晴*。

*和方岳(1199-1262年，宋时祁门今安徽省祁门县人)《春思》韵：

春风多可太忙生，长共花边柳外行；与燕作泥蜂酿蜜，才吹小雨又须晴。

    距武汉三百公里的当阳市，通铁路和公路，城小但名气比它大。除了这里所说的禅北宗创始者神秀的道场玉泉度门寺，还有关羽真身墓关陵(帝王冢称“陵”，明嘉靖15年即公元1536年始名)、三国时期赵子龙大战曹军的长坂坡。关陵去年与荆州关帝庙、山西运城解州关帝庙、河南洛阳关林(圣人墓称“林”) 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驾车去关陵得路过长坂坡。

玉泉度门寺

玉泉度门寺是个合称，实际上是两个寺，皆免费游览。玉泉寺在玉泉山，度门寺在楞伽山，两寺相距仅3公里。这个合称来自古书，其源于度门寺曾经只是玉泉寺的一个别院。

    史书虽然在禅宗五祖弘忍圆寂后神秀离开黄梅东山寺去了当阳这点上，是一致的，但在神秀与玉泉寺、度门寺的关系上，说法不一：

敦煌出土的唐京兆杜朏(fěi，字方明)的《传法宝纪》说：“唐当阳玉泉寺释神秀”；又说武则天于久視年(公元700年)派天冠郎中张昌期“使荆州玉泉寺，请秀禅师”进京做帝师(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唐·净觉的《楞伽师资记》(《禅宗全书》)亦谓：神秀离开黄梅“后居荆州玉泉寺”。

 认为神秀住的是度门寺的有：

《景德传灯录》说，武则天召神秀进京后，为“以旌其德”，“敕于昔住山置度门寺”或“命于旧山置度门寺” (宋·道原著、顾宏义译注,上海书店2009年)。这里的昔住山是指度门寺的楞伽山。

 苏渊雷教授在《五灯会元》(宋·普济著、苏渊雷点校， 中华书局1994年)附录《禅宗史略》中说：神秀在“弘忍灭度后，遂往江陵(荆州)当阳山度门寺弘化”。

 唐诗人元稹有一首四十句诗《度门寺》，第一句称度门寺是“北祖三禅地”。“三禅”是佛教“色界”中的“离喜妙乐地”。

 做过唐中书令和丞相的张説(yuè，667年-730年)在给神秀撰写《大通禅师碑文》(《禅宗全书》)中说，神秀从东山寺到当阳后，住的是楞伽峰的度门寺：“仪凤中（676-678 年唐高宗李治曾用4年年号，神秀此时70-72岁），始隶玉泉，名在僧录，寺东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峰，度门兰若(rě,阿兰若梵名Aranya，原意森林，引申为"寂静处"泛指一般的佛寺)，荫松藉草，吾将老焉”。

 玉泉寺为佛教圣地天台宗祖庭之一，东汉建安年间(196-220年)僧人普净于此庐居，南北朝大通二年(528年)梁武帝敕建“覆船山寺”。隋开皇(开国皇帝杨坚)十二年(592年)智者大师奉诏建寺，隋文帝杨坚赐额“玉泉寺”。唐初，玉泉寺与浙江国清寺、山东灵岩寺、江苏栖霞寺并称“天下四绝”。宋景德、天禧年间(1004—1020年)，宋真宗明肃皇后对玉泉寺加以扩建，并改额为“景德禅寺”，明初，恢复玉泉寺名号。明万历年间，明神宗敕赐“荆楚第一丛林”匾额。

站在寺内天外天山头回眺山门

度门寺原属玉泉寺别院，始建于南朝梁大通二年(528年)，晚于玉泉寺，初名为度门庵(或大通庵），得名于楞伽经中的“无量度门，随类普现”。梁武帝大同六年(540年)重修，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年)改庵为寺。神龙二年(武则天年号，706年）神秀圆寂后谥号“大通禅师”，乃改寺名为大通寺。唐睿宗赐三十万钱扩建，成为北宗道场。后荒废，明万历二十六年（1578年）寺僧无迹正诲禅师修缮，兵部侍郎汪道昆为山门题 “北宗初地”，大学士赵志臬为大殿题“正法眼藏”。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寺僧安相重修并增建，分为度门、大通二寺。抗日战争期间毁损。1967改小学。院内原有 “大通禅师之碑”。碑连额高八尺九寸，宽四尺七寸五分，张说撰文，黄门侍郎卢藏用书写，共有1390字，为唐开元(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713-741年在位)十年(722年）四月立（原碑已毁，照片中的为新补）。寺院后有神秀墓封土堆及无迹禅师墓塔，2007年重建。

怎就做了“三帝国师”？      

神秀头上最耀眼的光环是唐“三帝国师”。

“三帝”是指武则天、唐中宗和唐睿宗。唐中宗即李显(656—710年)，唐第四位皇帝，高宗李治第七子，武则天第三子,于683-684年、705-710年两度在位。唐睿宗即李旦(662-716年)，唐第五位皇帝，唐高宗第八子，武则天第四子，唐中宗同母弟。唐中宗和唐睿宗都是武则天的儿子，儿子随母信佛。

按《楞伽师资记》，公元700年(久视年，武则天即位皇帝后的第十年)神秀入京，701年(大足元年)神秀 “入东都。随驾往来二京教授。躬为帝师。”神秀此时已95岁高龄。

《大通禅师碑铭》详记：“久视年中，禅师春秋高矣，诏请而来，趺(fū)坐(盘腿坐)觐君，肩舆(轿子)上殿，屈万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传圣道者不北面(不拜帝)，有盛德者(面帝王)无臣礼，遂推为两京(长安和洛阳)法主，三帝国师”。

据杜胐《传法宝纪》所述，武则天最先想召慧能进京，两次召慧能，能托辞不去，才又请慧诜(shēn)禅师，然后再请神秀和玄颐、玄约、慧安禅师进京：

“后时大周立则天即位(690年)。敬重佛法。至长寿元年(692年，武则天年号)，敕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二月二十日敕使天冠郎中张昌期往韶州漕溪请能禅师。能禅师讬病不去。则天后至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武则天年号共计2年)，使往再请能禅师，能禅师既不来，请上代达摩祖师传信袈裟。朕于内道场供养。能禅师依请即擎达摩祖师传信袈裟与敕使，使廻得信袈裟，则天见得传信袈裟来，甚喜悦，于内道场供养。万岁通天二年(697年，神秀91岁)七月，则天敕天冠郎中张昌期往资州(今四川资中县)德纯寺(北宋改名为宁国寺)，请(慧)诜禅师，禅师授请赴京，内道场供养。久视年(700年)，使荆州玉泉寺，请秀禅师、安州(湖北安陆)寿山寺请玄颐禅师、随州(今湖北随州市)大云寺请玄约禅师、洛州嵩山会善寺请老安禅师，则天内道场供养”。

武则天召佛僧做国师，原因有二：一是武则天登帝位，得益于薛怀义等僧人炮制谶(chèn)言(巫师预言)和上呈《大云经》颂扬武则天是弥勒下凡、是《大云经》预言的女王。武则天由此对佛教有了后生的好感，不只是儒道的“君权神授”，佛教在“君权佛授”也上是有宣传力和鼓动力的。二是，武则天虔信佛教，相信佛教有消除精神烦恼求内心清净的功用，她有佛教为其祈福禳灾之需。

“德学双馨”如其名

有事例可充分证明，慧能徒弟法海在其编撰的《六祖坛经》中对神秀“德学”的贬损是不成立的。

一、神秀(606-706年)，是河南开封尉氏县人，俗姓李。少年时就遍读儒家经史，史称其“少亲儒业”、“少览经史”、“博综多闻”。做过中书令和丞相的张説(yuè，667年-730年)在给神秀撰写《大通禅师碑文》(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称誉叹为观止：神秀“心洞九漏(漏-烦恼，由眼、耳、鼻、口及两便、身、意等所造恶业产生的烦恼)，悬解先觉，身长八尺，秀眉大耳，应王伯之象，合圣贤之度。少为诸生，游问江表，老、庄玄旨，《书》、《易》大义，三乘经论，四分律仪，说通训诂，音参吴晋，烂乎如袭孔翠，玲然如振金玉。既而独鉴潜发，多闻旁施，逮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间之世。”

二、神秀最终还是选择了学佛，“俄舍爱出家，寻师访道”、“既而奋志出尘，剃染受法”， 19岁时(公元625年，唐武德即唐高祖李渊8年)在洛阳天宫寺出家受戒。他去黄梅东山寺拜弘忍为师时已是50岁了(655年即永徽6年-唐高宗李治年号)。弘忍并没像四祖道信对待其父那样因年老拒绝神秀，他与神秀师徒互敬。神秀见弘忍“以坐禅为务，乃叹伏曰：‘此真吾师也。’决心苦节，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弘忍也器重他，“秀既事忍，忍默识之，深加器重，谓人曰：‘吾度人多矣，至于悬解圆照，无先汝者’”(《景德传灯录译注》《五灯会元》)。张説的《碑铭》谓神秀：“服勤六年，不舍昼夜，大师叹曰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并坐”。净觉的《楞伽师资记》记弘忍时亦云：“时荆州神秀禅师。伏膺高轨。亲受付嘱。……蒙示楞伽义云。此经唯心证了知。非文疏能解。……后传吾道者。只可十耳。我与神秀。论楞伽经。玄理通快。必多利益。”

三、弘忍以竞偈方式选择衣钵承继人时，神秀已是55岁了(龙朔元年,李治年号即661年)，神秀虽然输给慧能，但仍然从法于弘忍，直至675年弘忍圆寂后他才去当阳弘法。可见神秀不仅有释者的气量，也承袭了儒者的忠孝之心，并不计较法衣的承继与否。

四、神秀进京并未利用传教介入政治，也未对大众讲法，只是在两京宫内道场向皇帝讲法，在京城向公众传教是其徒弟的事情：“神秀，禅门之杰，虽有禅行，得帝王重之，而未尝(不曾)聚徒开堂传法。始于弟子普寂，始于都城传教，二十余年，人皆仰之”(蓝吉富主编《中国佛教史料初编·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弥勒出版社，台北1983年)。劝政要向心求己不向外，是他在皇宫内道场传法的要旨。当张説向他尝问法要时，他说：“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将心外求，舎父逃走”(若向外求则如同遇危难弃父而自己逃跑一样可耻(《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神秀并不想在皇宫内住下去，他一直盼望回到度门寺那清凉之地：“长怀虚壑，累乞还山”(《大通禅师碑铭》)，只是皇帝不肯：“禅师昨欲归本州者。不须。幸副翘仰之怀。勿滞枌榆之恋”(《楞伽师资记》)。

作帝师，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生向往的事业，尤其是主张入世的儒家学者的最大志向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然更是喜欢议政、参政、干政和主政，哪怕沾染政治污点也在所不惜。神秀虽然被皇帝请进京城传法，但没有政治污点，他充其量只是皇帝的个人心理抚慰师，这一点保证了他在人格上的清净无污。

五、当武则天没能将慧能召进京城时，神秀还主动请皇帝追请，并亲自写信请慧能进京：“初，秀同学能禅师与之德行相埒(liè等同)，互得发扬无私于道也。尝奏天后请追能赴都，能恳而固辞。秀又自作尺牍，序帝意征之，终不能起(宋·赞宁《宋高僧传·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

正因神秀的品德高尚，皇帝才会下敕于当阳楞伽峰重修度门寺，在神秀故乡尉氏县修报恩寺，在其于洛阳天宫寺死后仅一个月，就颁令赐予他“大通禅师”的谥(shì)号。相较之下，菩提达摩直到大历（公元766-779 年）中才被赐谥“圆觉禅师”。慧能故去百年之后才于816年被赐谥“大鉴禅师”。

话说回来，渐顿只是认识方法的两极，中间有许多过渡阶段，每个人在对事物进行认识的时候，根本不可能绝对地全都是瞬时间明了的，或全都是渐明了的。顿悟也是渐悟积累的结果，渐悟中也有小的顿悟发生。渐顿共生才是正常的。慧能的弟子神会(684-758年)把禅悟的“渐”“顿”两法看得很绝对，认为顿悟高于渐悟；法海则从学问牵扯到为人，扬慧能贬神秀。可我们从神秀对待慧能的行为来看，他不是这样一个走极端的人。

玉泉度门寺的禅景

“三楚名山”

    三楚指先秦时期楚国的疆域，秦汉时期分为西楚、东楚、南楚。《史记·货殖列传》以淮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

《汉书·高帝纪》注引孟康《音义》称旧名江陵(即南郡)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西楚约当今淮水以北，泗、沂水以西;南楚北起淮、汉，南包江南;东楚跨江逾淮，东至于海。

      道场

度门寺

2020年10月3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