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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库恩的“范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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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概念的缘起
库恩的《结构》刚一出版，读者就对“范式”一词的用法充满歧义颇为不满。马斯特曼于1966年写了一篇题为“范式的本质”的文章。对这个词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发现《结构》中对“范式”一词又21种不同的用法。可是马斯特曼的的说法却被库恩所不完全认可，他认为有22种。这是库恩于1974年在“对范式的在思考”所提出的。在这篇文章中，库恩具体区分了“范式”的二种基本用法：一种是“综合的”，一种是“局部的”。关于后者，库恩写道：“当然，正是‘范式’作为标准案例的这一种意义，是促使当初我选择这一词语的本意。”但令库恩感到纠结的是，人们误读了他的这种“综合”与“局部”的区分，并且把他的对范式的“局部”用法，当成了“综合”的在使用，其结果就是“要想重回‘范式’原初的使用，我看来是希望希望渺茫了。”可正是在“局部”意义下理解库恩心目中的“范式”才具有他所谓的“作为标准案例的这种意义”。哈金接着总结到，时隔50年可以回到1962年的本初含义。而且哈金也在他的这篇导读中便是遵循库恩关于“综合”与“局部”的用法进行评述。而且他同时还认为，库恩于1974年写的那篇“对范式的再思考”一文还是正确的。
这里有个细节需要交代一下，在库恩提出“范式”这个语词后，引来众多诟病，让他不得不对面对各种质疑，于是他于1970年写了一篇题为“对批评的答复”的文章，在该文中，他提了个比喻，并在数十年中一直沿用。他说存在二个“库恩”；“库恩甲”和“库恩乙”。“甲”指的是他本人，但他觉得还不得不虚构一个人物，他写了一本叫《科学革命的结构》书，故意说了某些不同于“甲”所说的内容。正是这些不被库恩本人认同的内容让人们抓住了，马斯特曼是一位，她所讨论的果真是“库恩甲”，即库恩本人的著作。同时她又是一位激烈、刻薄又不惧怕偶像的思想家。她自称自己并非哲学家，而是科学家；但又不是物理学家，而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家”。与之等量齐观的另一位批评者就是夏皮尔，库恩同样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库恩说：“马斯特曼和夏皮尔这二位批评者的正确之处，在于他们聚焦在‘范式’这个概念的模糊晦涩。”而后来的评判者多针对的“不可通约性”这个概念。
尽管这二位行家的批评得到了库恩的认同，可是“范式”连同其伴生词组“范式转移”，已经覆水难收。当年库恩提出它时，并没什么人注意它，但很快，这个词就成为时尚。而极具潮流嗅觉和娱乐精神的杂志《纽约客》，曾刊出一组漫画，用以嘲笑“范式”：在曼哈顿的一个鸡尾酒会上，一位体态丰腴，身着喇叭裤的女士对一位自诩时尚的谢顶男士说：“您真是语出惊人呀，格斯顿先生！之前我从没听说过现实生活中用‘范式’这个字眼。”可见在1970年代人们对范式的态度，也难怪库恩对“范式”这个概念有些避之不及的感觉。不过这幅漫画很多年来一直挂在库恩家的壁炉架上。是他喜欢这个概念还是厌恶这个概念，我们则不得而知。《纽约客》在以后还又几期讽刺“范式转移”的漫画。但我还是认为，关于“范式转移”最为刻薄的是美国的一部滑稽剧的台词：“一只雏鸡破壳而出，环顾四周，啾啾叫道：‘哎呀，范式转移了！原来这就是范式转移呀！’”由此可见，“范式”和“范式转移”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了。这也印证了爱因斯坦的话，他说一旦某专业术语超出其专业范畴而进入日常生活之中，就很难再回到其原初的意义了。而发明这个术语的人也必然陷入到无休止的纠缠之中，这些纠缠有些是来自行家的；有些则是来自外行的。那么库恩对“范式”关于“综合”与“局部”解释正是这个原因，把局部的内涵用到综合的外延，必然会产生歧义。这也是库恩始料不及的，或许也是库恩的悲催吧。
现在让我们回到哈金，他首先回顾了历史。希腊语paradeigma是个很重要的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一部探讨演说者和听众双方之间的实践性论辩的书）中，演说者与听众共同有许多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信念。在英语翻译中，通常认为paradigm一词的前身是例子（example）。可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意味中，该词更接近与范例（examplar）——一种最好的、最具指导性的例子。亚里士多德认为，论证有二种基本类型，一种本质上是演绎的，但带有许多未明言的前提；另一种本质上是类比的。而paradeigma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更类似于类比类型的论证。例如，亚里士多德就举了一个例子，雅典是否应当对其邻邦底比斯（Thebes）开战？从道德上讲是不应该的。可是底比斯攻打其邻邦福基斯（Phocis）的行径是邪恶的，所有雅典的听众都认同这一点。这就是个范例。所争论的内容正是一个类比。如果能对底比斯宣战，那也将是一种邪恶的行径。之所以简化亚里士多德的例子，主要是说明“范式”这个概念的由来。总之，存在某种争论。有人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例子，而听众对其赞同，那么这个例子就是范例。就是说，所争论者与此范例“恰为类同”。
亚里士多德的拉丁语译本中，paradeigma被译为exemplum（例示），exemplum一词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论证理论中一直在使用。在近代欧洲语言中，paradigm一词被保留下来，但主要不是用在修辞学中。其用法极其有限，就是用于描述标准模型，这个标准模型就好比一个模板，从上面下来的东西都要遵照其规格和要求等。范式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动词变位，如拉丁语的amo（我爱）、amas（你爱）、amat（他/她爱）等等。有了这个动词变位的“样板”其余的动词就跟着它的式样进行变位，这就是paradigm的在近代欧洲语言中保留下来的意思。法国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索绪尔曾写过一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书，就用到paradigmatic这个词，在语言学中，该词被译为“纵聚合”，即“词形变化”，刚才提到的动词变位就是这个情况。我想这就是库恩所谓“局部的”的用法，就是让其他的行为根据已确立的样板进行。可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Paradigm除了有词形变化的意思外，还有就是具有隐喻的作用，也就是说，用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语言和文化行为。而paradigm似乎正是在这二种情况下被误读了，这个误读就是库恩所谓的“综合的”的用法。Paradigm作为隐喻，在英语早就存在了，然而该词在德语中更为常见。20世纪30年代欧洲很有影响的哲学团体“维也纳学圈”的成员，在他们的哲学著作中很乐意使用这一德文词。库恩曾说过，维也纳学圈所主张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思想被他“在观念上放弃了。”但是paradigm这个语词却被保留下来。
接下来的10年，也就是《结构》思想逐渐形成的时间，“范式”一词开始受到英语分析哲学家的追捧。原因就在于维特根斯坦在其剑桥大学的讲演中频繁地使用“范式”一词。维特根斯坦在剑桥非常成功，他的“粉丝”深陷其魔咒之中。该词在其《哲学研究》第20小节，首次谈到“语法的范例”，维特根斯坦也是在非常狭窄的意义下使用这个词的。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他又将“范式”和“语言游戏”关联起来，这就使问题复杂起来。“语言游戏”原本也是一个晦涩的德文词，但经过维特根斯坦的使用，已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库恩什么时候读了维特根斯坦的著作没有记载。不过他先后在哈佛后来又在伯克利，库恩曾与卡维尔（Stanley Cavell）交流过多次。卡维尔是创造型的思想家，专注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后来根据卡维尔的回忆，二人都坦承那时的对话对各自生活中的重要性，使他们得以分享彼此的观点和问题，而范式无疑是所谈论的话题之一。
还有一点需要提一下，1957年一些英国哲学家发明了一种所谓“范式-案例论证”。这种论证曾红极一时，但却是短命的。因为它貌似一种新的能对抗各种哲学怀疑的论证。举个例子来说，你不能否认自由意志，因为我们必须从一些例子中来学习如何使用“自由意志”这一表述，而这些例子就是范式。因为我们从范式中学习这一表述，所以这些范式存在，因此自由意志存在。这个简化版的“范式-案例论证”颇有点儿像三段论。不难看出，库恩写作《结构》之时，“范式一词在很大程度上的应用范围还是相当狭窄的，但并非没人使用。
“范式”一词就在那里，有待进一步拓展，而进行拓展的人就是库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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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的《结构》刚一出版，读者就对“范式”一词的用法充满歧义颇为不满。马斯特曼于1966年写了一篇题为“范式的本质”的文章。对这个词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发现《结构》中对“范式”一词又21种不同的用法。可是马斯特曼的的说法却被库恩所不完全认可，他认为有22种。这是库恩于1974年在“对范式的在思考”所提出的。在这篇文章中，库恩具体区分了“范式”的二种基本用法：一种是“综合的”，一种是“局部的”。关于后者，库恩写道：“当然，正是‘范式’作为标准案例的这一种意义，是促使当初我选择这一词语的本意。”但令库恩感到纠结的是，人们误读了他的这种“综合”与“局部”的区分，并且把他的对范式的“局部”用法，当成了“综合”的在使用，其结果就是“要想重回‘范式’原初的使用，我看来是希望希望渺茫了。”可正是在“局部”意义下理解库恩心目中的“范式”才具有他所谓的“作为标准案例的这种意义”。哈金接着总结到，时隔50年可以回到1962年的本初含义。而且哈金也在他的这篇导读中便是遵循库恩关于“综合”与“局部”的用法进行评述。而且他同时还认为，库恩于1974年写的那篇“对范式的再思考”一文还是正确的。
这里有个细节需要交代一下，在库恩提出“范式”这个语词后，引来众多诟病，让他不得不对面对各种质疑，于是他于1970年写了一篇题为“对批评的答复”的文章，在该文中，他提了个比喻，并在数十年中一直沿用。他说存在二个“库恩”；“库恩甲”和“库恩乙”。“甲”指的是他本人，但他觉得还不得不虚构一个人物，他写了一本叫《科学革命的结构》书，故意说了某些不同于“甲”所说的内容。正是这些不被库恩本人认同的内容让人们抓住了，马斯特曼是一位，她所讨论的果真是“库恩甲”，即库恩本人的著作。同时她又是一位激烈、刻薄又不惧怕偶像的思想家。她自称自己并非哲学家，而是科学家；但又不是物理学家，而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家”。与之等量齐观的另一位批评者就是夏皮尔，库恩同样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库恩说：“马斯特曼和夏皮尔这二位批评者的正确之处，在于他们聚焦在‘范式’这个概念的模糊晦涩。”而后来的评判者多针对的“不可通约性”这个概念。
尽管这二位行家的批评得到了库恩的认同，可是“范式”连同其伴生词组“范式转移”，已经覆水难收。当年库恩提出它时，并没什么人注意它，但很快，这个词就成为时尚。而极具潮流嗅觉和娱乐精神的杂志《纽约客》，曾刊出一组漫画，用以嘲笑“范式”：在曼哈顿的一个鸡尾酒会上，一位体态丰腴，身着喇叭裤的女士对一位自诩时尚的谢顶男士说：“您真是语出惊人呀，格斯顿先生！之前我从没听说过现实生活中用‘范式’这个字眼。”可见在1970年代人们对范式的态度，也难怪库恩对“范式”这个概念有些避之不及的感觉。不过这幅漫画很多年来一直挂在库恩家的壁炉架上。是他喜欢这个概念还是厌恶这个概念，我们则不得而知。《纽约客》在以后还又几期讽刺“范式转移”的漫画。但我还是认为，关于“范式转移”最为刻薄的是美国的一部滑稽剧的台词：“一只雏鸡破壳而出，环顾四周，啾啾叫道：‘哎呀，范式转移了！原来这就是范式转移呀！’”由此可见，“范式”和“范式转移”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了。这也印证了爱因斯坦的话，他说一旦某专业术语超出其专业范畴而进入日常生活之中，就很难再回到其原初的意义了。而发明这个术语的人也必然陷入到无休止的纠缠之中，这些纠缠有些是来自行家的；有些则是来自外行的。那么库恩对“范式”关于“综合”与“局部”解释正是这个原因，把局部的内涵用到综合的外延，必然会产生歧义。这也是库恩始料不及的，或许也是库恩的悲催吧。
现在让我们回到哈金，他首先回顾了历史。希腊语paradeigma是个很重要的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一部探讨演说者和听众双方之间的实践性论辩的书）中，演说者与听众共同有许多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信念。在英语翻译中，通常认为paradigm一词的前身是例子（example）。可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意味中，该词更接近与范例（examplar）——一种最好的、最具指导性的例子。亚里士多德认为，论证有二种基本类型，一种本质上是演绎的，但带有许多未明言的前提；另一种本质上是类比的。而paradeigma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更类似于类比类型的论证。例如，亚里士多德就举了一个例子，雅典是否应当对其邻邦底比斯（Thebes）开战？从道德上讲是不应该的。可是底比斯攻打其邻邦福基斯（Phocis）的行径是邪恶的，所有雅典的听众都认同这一点。这就是个范例。所争论的内容正是一个类比。如果能对底比斯宣战，那也将是一种邪恶的行径。之所以简化亚里士多德的例子，主要是说明“范式”这个概念的由来。总之，存在某种争论。有人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例子，而听众对其赞同，那么这个例子就是范例。就是说，所争论者与此范例“恰为类同”。
亚里士多德的拉丁语译本中，paradeigma被译为exemplum（例示），exemplum一词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论证理论中一直在使用。在近代欧洲语言中，paradigm一词被保留下来，但主要不是用在修辞学中。其用法极其有限，就是用于描述标准模型，这个标准模型就好比一个模板，从上面下来的东西都要遵照其规格和要求等。范式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动词变位，如拉丁语的amo（我爱）、amas（你爱）、amat（他/她爱）等等。有了这个动词变位的“样板”其余的动词就跟着它的式样进行变位，这就是paradigm的在近代欧洲语言中保留下来的意思。法国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索绪尔曾写过一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书，就用到paradigmatic这个词，在语言学中，该词被译为“纵聚合”，即“词形变化”，刚才提到的动词变位就是这个情况。我想这就是库恩所谓“局部的”的用法，就是让其他的行为根据已确立的样板进行。可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Paradigm除了有词形变化的意思外，还有就是具有隐喻的作用，也就是说，用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语言和文化行为。而paradigm似乎正是在这二种情况下被误读了，这个误读就是库恩所谓的“综合的”的用法。Paradigm作为隐喻，在英语早就存在了，然而该词在德语中更为常见。20世纪30年代欧洲很有影响的哲学团体“维也纳学圈”的成员，在他们的哲学著作中很乐意使用这一德文词。库恩曾说过，维也纳学圈所主张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思想被他“在观念上放弃了。”但是paradigm这个语词却被保留下来。
接下来的10年，也就是《结构》思想逐渐形成的时间，“范式”一词开始受到英语分析哲学家的追捧。原因就在于维特根斯坦在其剑桥大学的讲演中频繁地使用“范式”一词。维特根斯坦在剑桥非常成功，他的“粉丝”深陷其魔咒之中。该词在其《哲学研究》第20小节，首次谈到“语法的范例”，维特根斯坦也是在非常狭窄的意义下使用这个词的。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他又将“范式”和“语言游戏”关联起来，这就使问题复杂起来。“语言游戏”原本也是一个晦涩的德文词，但经过维特根斯坦的使用，已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库恩什么时候读了维特根斯坦的著作没有记载。不过他先后在哈佛后来又在伯克利，库恩曾与卡维尔（Stanley Cavell）交流过多次。卡维尔是创造型的思想家，专注于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后来根据卡维尔的回忆，二人都坦承那时的对话对各自生活中的重要性，使他们得以分享彼此的观点和问题，而范式无疑是所谈论的话题之一。
还有一点需要提一下，1957年一些英国哲学家发明了一种所谓“范式-案例论证”。这种论证曾红极一时，但却是短命的。因为它貌似一种新的能对抗各种哲学怀疑的论证。举个例子来说，你不能否认自由意志，因为我们必须从一些例子中来学习如何使用“自由意志”这一表述，而这些例子就是范式。因为我们从范式中学习这一表述，所以这些范式存在，因此自由意志存在。这个简化版的“范式-案例论证”颇有点儿像三段论。不难看出，库恩写作《结构》之时，“范式一词在很大程度上的应用范围还是相当狭窄的，但并非没人使用。
“范式”一词就在那里，有待进一步拓展，而进行拓展的人就是库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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