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又到了高考日，6月7日开考。这让我回想起1977年我没参加高考的情况！

按照我这个年纪，理应赶上1977年或1978年的高考的。可是我却无缘参加。1977年我已经成为所谓的“武漂”了。也就是“漂”在湖北武汉。当然，那时还没有“漂”的概念。只能说流落在武汉。在武汉，我是三无人员，无户口、无工作、无居所。可是要参加高考，这些条件是必须的。可在武汉我一项都没有。那我也就无法参加高考了。

所幸的是，改革开放后，有一篇报道，说也可根据自己的水平到高校去考试。其实也没什么正式文件。那时的大学也是比较混乱，那么我就拿着那份《人民日报》，找到了武汉大学。希望他们是否能根据报纸的精神为我单独举行考试。当年武大教务处也没见过还有我这样的人能来找他们，而且又振振有词。他们答应说要和外语系沟通一下，要我等段时间。外语系的老师也没经验。既然有了报纸的精神，又有人找来了。是不是就给我单独组织一场考试呢？我很快得到了回音，说可以为举办一场考试。

武汉大学那时招的也就是工农兵大学生。外语系英语专业的人似乎对教工农兵大学生都习以为常了。认为我大概也不过如此吧。应付一下教务处，把我打发走了也就算完成任务。差不多在1978年的样子（具体什么时间我记不大清了）。武大外语系为我准备了二场单独的考试。这也是特殊待遇了。想想现在，能为一个学生单独举办一场考试？门儿都没有！时代不同，境遇也有差异。那时百废待兴，缺乏人才。于是，武大的老师们也希望能创造出“奇迹”。

第一场考试相对简单，一场笔试，一场口试。结果我觉得都还可以。毕竟他们都是比照着工农兵学员的水平出的试题。我从小就开始学英语，给我的那些题我认为都没问题。尤其是口试，他们一听我的发音，就觉得和工农兵学员的不一样。想想看，能成为工农兵学员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而我呢？虽然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但我却是特殊人家的孩子。我父母当年都是辅仁大学英语系毕业的。我从小就跟随他们学英文，发音自然没问题。尤其是我父亲，当年在北京读的是美国侨民学校。老师都是清一色的美国人。发音自然错不了。武汉大学的老师一听我的发音，就觉得我的情况和工农兵大学生的水平不在一条线上。于是决定为我组织第二场考试。

第二场考试要严格得多。笔试题也难了不少，翻译挺难，我记得。口试的阵仗也和第一次不同。这回来了五位老师做考官。我就坐在他们对面，有一位是主考官，坐在正中间。口试各位老师轮流发问。我也就轮流作答。大概有两个小时的样子，口试结束了。主考官和其他四位商量了一下。没跟我多说什么。考试完了，你可以回去了！我可以回去了？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把我发落了？我想问题未必像我想的那么简单。果然，他们要跟学校教务处回话，把为我举办的考试情况汇报一下。

可我不行呀。我还希望有个结果再继续“往上爬”呢。过了有一个多月的样子，我等不及了。自己的事情自己都不上心，谁还给你上心。找武汉大学去。抽了一天时间，我来到武大教务处询问结果。教务处的人让我稍安勿躁，他们也还在讨论呢。既然如此，我只能继续等下去。那个年头，武汉大学似乎比较开放。而我呢，又钻了一个空子，这才单独给我举行了二场考试。后来我再去找，他们说和外语系的老师仔细讨论了，认为我的英语还是不错的。最后给我开了一纸同等学力的证明。就是靠这张证明，我在武汉干到了1995年。

感谢那个时代，感谢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