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期西方语言学界经历了一场革新运动，并迅速波及到各个领域。传统的观念因此被打破，人们以新的观念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相关领域中的诸多问题。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从1907年开始，隔年讲一次，一共讲了三次（1907、1908—09、1910—1911）讲普通语言学。直到1913年索绪尔去世。由于只是讲课，他没有留下讲义，后来他的学生将其生前的三次讲学笔记收集起来，于1916年，出版了《普通语言学教程》，标志着结构主义首先在语言学领域诞生，20世纪30年代，在他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几个结构主义学派，即布拉格的雅各布森（Roman Jackson, 1896—1982）的结构-功能语言学派、丹麦的语符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等。因为布拉格学派出现最早且最重要，与我的研究又有直接关联，所以我重点关照此学派。

 

雅各布森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十月革命后，他移居捷克。并成为布拉格结构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历史语言学派不同，它继承了索绪尔以来的传统发展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使布拉格大学成为当时欧洲普通语言学的重要阵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雅各布森流亡美国。自此，布拉格学会的活动在欧洲便告一段落。该学会存续时间虽短，但影响极却其深远。

 

列维-施特劳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下，于1940年9月流亡美国。后经俄罗斯科学史学家科瓦雷（Alexander Koyre，1892—1964）的引荐，他结识了语言学家雅各布森。

那时雅各布森46岁。列维-斯特劳斯34岁，与列维-斯特劳斯同住纽约格林威治村11街同一楼的香农则22岁。他于1938年读硕士，写出著名论文“继电器与开关电路的符号分析”，就是在这篇论文中，他把布尔代数用于电路设计，证明二进制电路可以执行逻辑操作，为日后的计算机科学和信息论奠定了基础。他的这篇论文后来提交MIT，并于1940年获得硕士学位，翌年进入贝尔实验室工作。于1948年又发表“通信的数学理论”。正是这二篇文章开启了数字时代，这三位年龄不同的学者相互影响，成为一段佳话。

香农（布列松摄）

 

雅各布森除了教书，还积极参加维纳的控制论讨论之中，期间又结识了和香农。维纳的《控制论》的最后一章与语言、信息和通讯有关。1943年底，梅西基金会（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开始在纽约提供赞助，相继召开了10次的控制论研讨会。参加者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有生物学家，数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以及哲学家等，从各自角度对信息反馈问题发表意见。陆续举行的讨论会，对控制论的产生起了推动作用。

 

控制论是一门横断学科，想让它的方法和思想为各领域所接受，必须有一套统一的词汇。因为各门学科之间存在着孤立性和分散性，它首先是由具体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所引起的，这种孤立性和分散性表现在各门学科所用的不同方法和术语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各门学科之间人为的障碍。“……提及和说明一些‘新的语言'，'有关术语使用的问题'，以及'翻译'其它群体的行话的必要性。以及"建立所谓的“通用语言”的迫切性。

 

维纳和冯·诺意曼等人在1943-1944的普林斯顿会议后就深有体会。这些共同参与和发言的会议使得众人意识到，“在不同领域的工作者之间的确存在一个实在的共同的思想基础，每一个集体中的人都可以运用已经由别人发展得更为成熟的概念，必须采取一些步骤来获得共同的辞典。”维纳将语言的重要性与控制论的目的紧密联系起来，在《人当作人来使用》中他谈到∶“控制论的目的在于创造一种语言和技术，使我们能有效地研究一般的控制和通讯问题……”于是便搞出一份基本的“词典”，能把控制论的原理进行处理，以便其他学科所用：

 

雅克布森与香农和维纳都有紧密的联系。他特别关注控制论与信息论的进展。在1949年致维纳的信中，雅克布森称《控制论》一书是“划时代”的著作，并强调现代语言分析和维纳在书中关注的种种问题是特别类似的。'他已开始谈论"听和说之间的反馈过程"。

 

通过融合控制论和传统语言学的术语，雅克布森建立起自己的特有词典。他用“代码”（code）和“消息”（message）替代索绪尔反对的“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用“子代码”（subcodes）替代原有的术语“文体”（style）；用“冗余特征”（redundant feature）替代“语境变体”（contextual variation）；用“编码”（encoding）和“解码”替代“产物”（production）和“理解”（comprehension）；用“编码者”（encoder）和“解码者”（decoder）替代“言者”（speaker）和“听者”（listener）。

 

雅克布森借鉴申农的信息论，彻底消除人机间的差别，他将“信息源”（information source）和“传输者”transmitter合并为“发信人”（addresser），类似把接受者（reciever）和目的地（destination）合并为"收信人"（addressee）。他用“代码”建立起消息及其意义间的联系，而不是像申农用以表示消息和信号间的联系。他采用“联系”（contact）这一概念表示心理学上的通讯或交流。最终将“信息”（information）替代以消息的含义，或“语境”（context），这样，他运用“发信人”、“收信人”、“代码”、“联系”、“语境”、“消息”构造了语言学中沟通的新模型。

雅克布森不仅将语言学理论翻译成为控制论语言，而且运用控制论的概念创建了新的语言学模型。维纳称雅克布森为“有控制论头脑的语言学家”，他后来应用雅克布森的工作来说明控制论观念何以适用于语言学。在《人当作人来使用》一书中，他用雅克布森和数学家曼德博的观点描述人际沟通好比是“讲的人和听的人联合起来为反对混乱力量的一场博弈。”

 

正如韦弗所言，信息论的应用范围及其广泛。它可以体现为交谈、文字传达、影视节目、物品交换等各种形式，最终形成人与人之间一种相互的共识。美国学者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1939—2021）将传播界定为“借助信息而进行的社会互动”。他把传播学研究分为了两个主要学派。

 

第一大学派是过程学派（Process School），以香农-韦弗的传播模式为代表。将传播看做是信息的传递，关注信息的发出者和接受者如何编码和解码，信息传递者如何使用传播渠道和媒介，还关注如传播效率和传播精准性等问题；过程学派的代表是香农和韦弗的传播基础数学模型。它展现了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在他们看来，传播的重点在于使人们了解如何改进传播的准确性和效率。这个模型强调的是科学属性，尽管香农也知道，传播必然有意义的赋值，可是他的数学模型将意义舍弃。

 

另一个学派是符号学派（Semiotic School），即雅各布森的人际口头传播模型，将传播看作是意义的生产与交换，关心的是信息如何与人发生互动从而产生意义。雅各布森1960年提出了一个超越上述模型的人际口头传播模型。这个模型的特点在于，收信者并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状态，而是被放置到能为接受者把握的语境（使用情境，设计接受者的心理、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与一个发信者和收信者都能理解的符码（符号系统，主要是指设计接受者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背景）。

 

这个模型可以进一步抽象为：

从此信息论则从一个科学的理论通过雅各布森的语言学结构主义拓展开来，在人文社科领域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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