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群贤毕至，学风严谨，团结向上，人才辈出，而师生生活之艰苦超乎人们的想象。华罗庚在西南联大度过了八年艰辛而硕果累累的时光，也留下了不少逸闻轶事。

华先生本人曾有两段回忆文字：

“想到了40年代的前半叶，在昆明城外20里的一个小村庄，全家住在两间小厢房（还没有现在的办公室大）里。食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晚上一灯如豆。所谓灯，乃是一个破香烟罐子，放上一个油盏，摘些破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菜油，芯子捻得小小的。晚上牛擦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马同圈，马误踩猪身，发出尖叫，而我则与之同作息。那时，我的身份是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者清汤之清，而高则未也，高者，高而不危之高也。”

“回到昆明以后，吃不饱，饿不死。那个时候，有句话叫‘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记得有这么个故事：教师在前面走，要饭的在后面跟，跟了一条街，前面那个教授实在没有钱，回头说：‘我是教授！’那个要饭的就跑掉了。因为连他们也知道，教授身上是没有钱的。”

苦也罢了，在战争环境下，西南联大的老师还常有生命之虞。华先生在日机的一次空袭中险些丧身。

当时，昆明是抗战的大后方，美国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总部的志愿官兵就驻扎在这里，从而成了日寇轰炸的一个目标，空袭连绵不断。因此，除了有大型防空洞以外，各家各户自己挖了防空洞，以便随时去躲。洞子不算太高，里面有几个土墩，可以蹲上几个人。华家防空洞与同事闵嗣鹤（曾是华的门生）家的防空洞相距不远。有一回，空袭警报响起后，人们进入防空洞，而日机却久久不来，华罗庚对家人说，他要去闵家的防空洞“做客”，与闵嗣鹤探讨数学问题。谁知，华进了闵家防空洞不久，一批敌机到了上空，一阵狂轰滥炸，顿时掀起大量黄土，把闵家的防空洞掩埋得严严实实。多亏闵家有个人在听到爆炸声后伸手抱住了自己的头，手和头没全给埋住，赶紧把洞内其余人的脑袋扒了出来。闵嗣鹤给刨出来时，所穿长袍的正襟被扯得精光，变成了“裙子”；华罗庚更惨，口鼻里全是泥土，耳朵震出了血，他在眩晕中醒过来时，摸摸自己的脑袋：还好，总算没给活埋掉。

那时的生活真是清苦，华罗庚家孩子多，底子薄，难处更多些，一家人穿着寒酸，华自己终年一袭看不清底色的旧长袍，面有菜色。1945年，第三个儿子降生，穷得进不了医院妇产科，只得请女儿的同学做医生的家长到家里接生。给小儿子起什么名字呢？——叫华光吧，一来盼抗战早日胜利，中华重光；二来家里的钱已花得光光的了！

一向关注华罗庚的长者熊庆来（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看到此景十分心疼，几次拿钱给华的夫人吴筱元，说清是借给他们的，华总是将钱退了回去，并说：“非常谢谢，我还可以维持。”熊庆来请华罗庚到云南大学兼课，挣些“外快”，华罗庚为了集中精力做研究，也没去。熊只得把他最优秀的学生送到华家补课，华才答应了。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含辛茹苦，始终专注于教学和科研。华罗庚更是日夜奋战，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他的最重要的学术专著《堆垒素数论》的初稿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降生的。在困境中形成的书稿也是命运多舛，这是后话。　　

（作者戴世强系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