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人、中医、名实

中华中医药学会  李致重

 

提要：中医学的科学定位是决定中医事业发展的根本性的理论课题。为此首先要明确科学、哲学、人的含义和特性。科学就是知识，是确切的、系统的、分门别类的、理论性的知识体系。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是以天然之物运动、变化的状态及其过程为研究对象，关于所有事物共同规律的学问。从方法论讲：有哲学体系之下的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中以事物运动、变化的状态及其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皆属之；有物理学、化学体系之下的科学——自然科学中以物质的形态、结构及其功能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皆属之。人有典型的形上、形下二重性，医学则有中医与西医两大类。中医是以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方法，研究证候及其变化规律而形成的医学体系；西医是以还原性科学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而形成的医学体系。中医学的传承，必须遵循其内在的名实关系。中医的研究对象、方法及其实践过程，是其实；以语词表征的概念、范畴体系，是其名。重名轻实，从语词到语词，从概念到概念的考据，对当代中医学的传承危害甚深，也是影响中医学科学定位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中医学、科学、哲学、人、名实、定义

 

半个世纪以来，社会上关于中医学的解释，大体有四种的提法：中医药学是我国劳动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中医学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中医与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医学科学体系。这些提法，其实都是用溢美之词包装起来的学术性“口号”——因为未能揭示中医学的本质属性和特征，当然不能算做中医学的定义。这种情况在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专门学科领域，几乎找不到第二例。

早在中学、大学阶段时，我们就懂得了不少专门学科的知识。为了有益于本文即将展开的讨论，这里引用大家熟知的10门基础学科的定义如下：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中事物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化学是在分子、原子或离子等层次上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变化以及变化过程中的能量关系的科学；自然地理是研究地球表面环境特征、分布情况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历史学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生物学是研究生物的结构、功能、发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人体解剖学是研究人体形态结构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人体生理学是研究人体各种正常功能活动和变化规律的科学；组织学（亦即显微解剖学），是运用显微镜和切片、染色技术，研究生物体各种器官和组织的细胞形态及其联系的科学；分子生物学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大分子（蛋白和核酸）的结构和功能，从而揭示生命现象规律的科学；生物化学是研究细胞和有机体中存在的各种各样化学分子以及它们所参与的化学反应的一门科学。

以上10门学科的定义，除了组织学、生物化学是以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复合定义之外，其余的8门学科皆是以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和特征来定义的。所以本文讨论中医学的科学定位，即是抓住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这两条学科定义的基本要素，来回答“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这两个根本性的学术问题。为了在学术上彻底告别“口号中医”，本文并以历史、文化的总体视野，围绕与中医直接相关的科学、哲学、人、名实等问题，展开一些必要的说明、厘正和讨论。

“科学”的来历与含义及其一般性分类

“科学”一词是当代使用频律最高的词汇。在高扬科学发展观的今天，需要首先厘清科学一词的来历、含意和基本分类。在中医复兴，讨论中医“科学”还是“不科学”的时候，这一厘清更是首当其冲、尤其必要的。

1.“科学”一词的来历与含义

“科学”这一词，常常被人们引申使用。因为科学的出发点或研究对象是客覌实在，亦即人们能够感知的多种多样的存在，所以科学一词在习惯上便成为客观、理性的同意词。包含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准则，这样两层意思。我们这里讨论的，主要是“科学”一词的本意。

在希腊，“科学”最早的含（义即知识（episteemee）。亚里斯多德在《形而上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便是：“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1）。当代著名哲学家苗力田在翻译亚氏《形而上学》一书的序言中进一步解释说：“科学是目的不是手段”；科学是“关于永恒和必然的认识……知识也就是科学”^（2）。

在中国，《礼·大学》里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3）。“格”，量度、规模之意。《文选·鲍照（芜城赋）》有云：“格高五度”。《辞海》引李善注《仓颉篇》的解释说：“格，量度也”。基于这些解释，“格物”，即对万事万物分门别类地进行比较、鉴别、量度的意思。对于“致知”，朱熹解释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4）。因此可以说，《礼·大学》的表述与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是极其相似的。所以清代末年，当“科学”一词尚未在中国出现之前，对外来的声、光、化、电之学，皆译作“格物致知”，或者“格致之学”。

中文里的“科学”一词，可谓“出口转内销”而来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学术蜂拥东进。日人福泽瑜吉先生从“分科之学”的意思出发，把融入日本文字的科与学二个字组合在一起，于是日文中始有“科学”一词。后来，康有为首先把“科学”一词，引入了中国。1893年在他翻译的日本书目中，让国人第一次见到了“科学”。接着1896年严复在翻译《原富》一书时，将过去译作“格物致知”的地方，全部改为“科学”。所以，“科学”一词源于中国文字，渗透着日本人的智慧，然后回到了中国，成为今天社会上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汇。

基于上述，“科学”一词的含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其一，从科学的本意上讲，科学就是知识，知识就是科学。其二，从福泽瑜吉首创科学一词的意思上讲，科学是分门别类之学。其三，按照前面提到的苗力田的说法，“科学是目的不是手段”，是“关于永恒和必然的认识”。这与严复关于“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之说相近。应当说，这是近代中国人对科学最准确的解释，也是对科学与技术这两个词最恰当的界定。其四，这里综合以上意思，再结合英国人罗素关于科学是“确切的知识体系”之说，科学的定义或解释应当是：科学就是确切的、系统的、分门别类的、理论性的知识体系。

2.科学的一般性分类

在上述前提下，关于全部科学的分类，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大而言之，科学涉及自然、社会、生命、思维各个领域；其二，细而言之，世界上有少可定义的研究对象，就可能产生多少种科学^（5）。

在万事万物里，因为有一部分事物（也可以说是“物之事”）人们是没有办法，或者不必要对其进行解剖分析的。因为人们所能见到的，或者需要观察的，只是其运动、变化的状态及其过程。而另有一部分事物（也可以说是“物之质”）人们是可以打破原有的存在形式，对其进行解剖分析的。这时，人们所以见到的则是其内部的结构及其功能。上述观点与人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运动的物质”与“物质的运动”之说，蕴含的意思完全一致——其一者的研究重心是物质的物构，另一者的研究重心是运动的形式。

基于这两种客观实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也可以再分为两大类：其一，以“物之事”的运动、变化的状态及其过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二，以“物之质”的形态、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科学。

前者以哲学的观念与方法为指导，从观察自然界“物之事”运动、变化的现象（亦即状态、信息、物候、证候等）起步；后者以近代物理、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为标准，从认识自然界每一具体“物之质”的形态与结构着手。

这里借用《周易》关于形而上与形而下^（6）的意思，并联系《形而上学》关于“形质论”^（7）的说法：前一类自然科学是研究事物“形上”属性或者“原形”特性的科学；后一类自然科学是研究事物“形下”特点或者“原质”特性的科学。而在形上或原形、形下或原质这两大类自然科学之内，各自又包括了许许多多自成体系的具体科学。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此不赘述。

由此可见，讨论科学的问题，首先必须有清晰的科学分类的概念。

3.科学分类上习以为常的偏見

近代有一种习以为常的偏见，即把科学一词当成了近代研究“物之质”的形态与结构这一类自然科学的专利，或者把科学一词当成“研究事物形下特点或者原质特性的科学”的专利。这是对科学分类的概念不清的缘故——讲到科学时，头脑里好像只有近代物理、化学的观念与方法基础上的科学。这种偏见在当代社会上习以为常，而且表现得十分固执，有时甚至连科学一词的本来的含义也不顾了。这是十分有害，值得当代人们高度的警惕。

弗朗西斯.培根（公元1561-1626年）是近代科学上归纳法的宣倡者。归纳法与演绎法是相互并列的两种逻辑方法。近代物理学、化学的研究方法，基本是归纳法；归纳法，亦即还原性或者分析性方法。19世纪的马克思充分肯定弗朗西斯.培根在近代科学上地位，并把他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今天看来，培根所处的时代，是人类科学发展史上演绎法源远流长，归纳法显现光彩的一个特殊时代。所以培根关于人类科学知识的分类，尤其值得当代的人们重视和回味。那时候，培根将科学知识大体分为三类^（8）：

其一，记忆的科学：历史学、语言学等；

其二，想象的科学：文学（诗歌、小说）、艺术等；

其三，理智的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等。

显而易见，培根并没有像近代人那样，只把归纳法前提下的近代自然科学视之为科学，而是把历史学、语言学、文学（诗歌、小说）、艺术、哲学等，统统包罗在科学范畴之内。这一分类虽然尚待完善，但是在今天看来，培根的分类还是客观、全面的，应当予以肯定。

其实，自古至今的自然科学，并非近代物理、化学的绝对领地。倘若因为近代物理、化学给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物质文明，便一意孤行地将其视为一切学科的至上信条或唯一标准，那就犯了近代科学主义的错误。这一错误在当代医学领域里表现得十分突出，甚至格外猖獗。为此，应当引起中医界的高度重视。

“哲学”的来历、含义需要厘清

在说明科学的来历与含义之后，欲厘清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自然也要从“哲学”一词的来历与含义说起。这也讨论中医学的科学定位时，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1.“哲学”一词的来历与含义

“哲学”一词也是“出口转内销”而来的。

在希腊，哲学（philosophy）最早的含义是“爱智慧”^（9）。必须注意，知识与智慧是有巨大差异的。简单地说，智慧高于知识。所以与苗力田关于“科学就是知识，知识就是科学”之说相比，哲学当然是更高层次的科学了——从求知的愿望上看，哲学则更强烈、更迫切；从知识的层次上看，哲学则更概括、更超越。

古之《书.皋陶谟》里，有“知人则哲”之说。所以在中国，哲人通常指那些才能见识超越寻常、为人共仰的那些高人。在日本的明治天皇六年，日人西周取意于哲人之学，在翻译由西方传来的爱智慧之学时，第一次将其翻译为“哲學”^（10）。从自在日本，哲学一词便成为英文中philosophy一词对应的词汇。不过，直到我国的民国初年，耶苏会会士马相伯先生翻译西方哲学到中国时，仍然将“哲學”译为“格致之学”^（11）。

从马相伯先生的翻译中，令人感觉到一种饶有趣味的启示。所谓“饶有趣味”，即20世纪初期在中国人的眼里，哲学与科学，都是同一个格致之学。所以，只要承认“知识就是科学”，哲学则理所当然地属于科学之列。倘若把哲学排除于科学之外，那就等于否定了比“分门别类之学”更概括、更超越的科学。假如一意孤行地囿于此见，岂不是愚昧的武断，武断的愚昧了吗？

哲学一词在中国落地生根，是民国初期的事情。按当时教育部的大学教程，中国的高等教育首次开设了哲学一课^（11）。这标志着哲学一词正式从日本“内销”到中国，成为中国当代通用的一个新名词。

当代人们对科学与哲学的界定是：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一般规律的总概括。这是符合科学与哲学的本意的。“一般”，即普遍的意思；“一般规律”，即是对各种事物共同规律的高度概括。所以哲学与人们习惯上理解的“分门别类”的科学，二者之间的区别是：其一，哲学是研究一切事物共同规律的学问；其二，科学是研究某一具体事物的知识体系。

基于上述：就“知识就是科学”而言，哲学同样属于科学；就“分门别类”而言，哲学不同于概括某一具体事物的分科之学；就知识的概括层次而言，哲学高于“分门别类”科学。在这三点上，当代的哲学家们最为清醒。台北哲学家邬昆如用“定位宇宙、安排人生”^（12）八个字来形容哲学的价值。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有一本哲学专著，书名就叫《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13）。台北哲学家李震援引托玛斯.阿奎那的观点，把知识分为由低到高的五个等级：感观知识、经验知识、技术知识、科学知识和形上学^（14）。这里的形上学，指的是整个哲学的核心部分。所以，哲学理所当然地位居“由低到高”五个知识等级的最高层次。人们常说，“哲学是科学的科学”。这一说法与以上三位哲学家所讲的，其精神完全一致。

2.形上学是哲学的核心

方朝晖先生在其《思辨之神》一书的开头，对哲的含义是这样概括的：“哲学这个词有这样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指哲学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使用时的含义，另一种是指哲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理论学科的含义”^（15）。它的意思是，就哲学的实用性而言，成功的哲学结晶，蕴含着千古不易、取之不尽的智慧，启示着人们对世界、对人生的理解与认识。就知识论而言，哲学对于人类思辨能力（注：同“辩”）的训练，是哲学更重要的价值之一。所以，方先生还把思辨称之为“理性土壤里的自由之花”。

苗力田是我国学贯中西的当代哲学大师。关于哲学与思辨，他讲得更明确。他认为：思辨即理论思维，哲学在本质上就是思辨的科学。在他看来，古希腊哲学的精髓在于“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他为《〈尼各马可伦理学〉札记》起的题目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思辨是最大的幸福”。这是他在一生的哲学研究中，对哲学在训练人的思辨，即提升人的理论思维能力上的意义，引人深醒的体会。邬昆如在谈到哲学的内容时是这样讲的：知识论是哲学的入门，形上学是哲学的体，伦理学是哲学的用^（12）。他还进一步强调：形上学可称之为哲学的核心，哲学中的皇冠。所以提到哲学，我们便不能疏忽提升人的理论思维能力的形上学。

从亚里斯多德那时起，形上学包括和讨论的主要内容有：其一，万有（天地间自然而然存在的万事万物）的先在性、单一性；其二，界定万有的第一原理（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其三，万有的真、善、美原理（名实相符之谓真，物之所欲之谓善，物之自然悦目之谓美）；其四，万有的现实与潜能原理；其五，万有生成、变动的因果律等。基于形上学讨论的这些内容，可見中国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也认为：形上学是哲学的哲学，思想的思想，逻辑的逻辑，理性思维的法律。所以训练一个人的理论思维能力，形上学是不可不读的。

所以，台北哲学家曾仰如在其《形上学》一书强调：“形上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学问的巩固性、普遍有效性、合理性及确实性全基于形上学。是以形上学一被忽略、藐视，学术的进步及真理的揭发就无形中大受阻碍，人类的推理能力也普遍地趋于薄弱，知识界也将变成混乱不堪。各学科所研究的对象、范围也认识不清，因而在学术界里常有越俎代庖之事的发生。”^（16）相信认真学过形上学之后，中医界对一百年来饱受越俎代庖之苦的历史，必将产生与曾氏相同的震撼心扉的感慨和共鸣。

在哲学、形上学方面，今天的西方人远比当代的中国人聪明得多。据美国的《多玛斯学志》报导：美国每年有五百多本书籍及二十五种刊物问世，以专门介绍亚里斯多德、托玛斯.阿奎那的哲学体系，全国有一千多所以上的大学及研究中心传授此学说^（16）。这对于“全面反传统”、“砸烂孔家店”、“自掘文化祖墓”的近代中国人来说，是应当感到羞愧，并由此认真反思和自责的。

3.近代对哲学的两种偏见

其一，近代中国人对传统哲学的偏见，要从“玄”字的理解说起。

中文里的“玄”字，有奥妙、微妙之意。《老子》“玄而又玄，众妙之门”，就是针对哲学的奥妙、微妙而讲的。可见玄字用在哲学上，其本意完全是正面的、褒意的。但是在魏晋时期，玄学家的所谓名士们多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从此使“玄”字被蒙上了负面的阴影。而民间的占卜、命相、风水之客，又多以玄学自我包装、自命不凡。如此以来，或怀有近代科学主义偏见者，或不究历史、束书不观、道听途说、游谈无根者，贸然凭一个被扭曲了的玄字，生出了许多“髙论”。非议哲学（包括阴阳五行）、形上学，垢病《周易》、老庄……每每耳闻其荒诞，总令人哭笑不得。

其二，近代西方对哲学的偏见是，总以为哲学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当代的中国人也尾随其后，摇唇鼓舌，擅生是非。

前面说过，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所以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只不过是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上的科学而已。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已经讲明白了。前面提到的马克思关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观点。放在实践中来理解，那就是在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中，有一部分人们可以直接研究其内部的结构及其功能，有一部分人们可以从其固有的自然而然的运动状态及其过程来研究。也正是因为这一覌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两种概括或分类。

这里再作一些引申：“唯物主义”的“物”，即“物质”的简称。依照《列宁全集》关于“物质”的“客观实在”的定义^（17），“结构及其功能”是客观实在，“运动状态及其过程”也是客观实在。所以毫无疑问，老子讲的“万事万物”和“物质”、“物”这三个名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含义是相同的——都是同一个“客观实在”。这一前提既定，接下来的陈述便无可争议了。

4.哲学体系下的学科分类

前面曾提到，哲学包括了人们对自然、社会、思维等领域一般规律的认识。全部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包括逻辑学）就其研究对象而言，主要是运动着的状态及其过程。这两类科学里的种种分支学科，无疑都属于哲学体系之下的科学。

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情况比较特别一些。一方面，以“物之事”的运动、变化的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属于哲学体系之下的科学。比如，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物候学、气象学、生态学、中医学以及生物进化论等等，都属于哲学体系之下的科学。另一方面，有以“物之质”的形态、结构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属于物理学、化学体系之下的科学。至于物理学、化学体系之下的科学在其总体上都必须接受哲学思想的指导，这是另一回事，在此毋须重复。

所以从科学分类的观点看，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没有理由说出“哲学阻碍了科学发展”这样的话。假如说哲学阻碍了哲学体系之下的以“物之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那是滑稽之谈了——母亲怎么会阻止儿子的存在呢？假如说哲学阻碍了近代物理、化学带头下的，以“物之质”的形态、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科学，那是张冠李戴了。应当质疑的倒是，物理和化学为什么不在西方哲学成熟之前，不在西方原子论雏形提出之时，便成熟起来了呢？文艺复兴后，物理和化学又是如何摆脱哲学的束缚，而逐步走向了辉煌的呢？相信对这两个问题认真思考之后，“哲学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这一偏見，将无地自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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