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正

2013年11月19日，又一位科学巨匠与世辞别，他的名字叫弗里德里克*桑格（Frederick Sanger，1918.8.13-2013.11.19）。中国人有非常重的诺贝尔奖情结，对诺贝尔奖获得者额外崇拜，桑格获得过诺贝尔奖两次，是鲍林一样的大师级人物。

桑格不是科学界的明珠。当英王要授予他爵士称号这一荣誉时，他拒绝了，因为他不愿被人唤着桑格爵士，即使是他发出闪光时，他也宁愿光华尽散大地，让自己不那么引人注目。桑格是科学界的金刚石，看起来不起眼，但学界攻坚破壁，唯有他的锐利，他发明的蛋白质测序，奠定了分子生物学的基础，而他再接再厉攻克DNA测序，则让他成为基因时代的揭幕人。

桑格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曾在中国传道，因健康原因返回英国。中国有不少人相信中国人首先合成胰岛素，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与此说法相印证的，就是桑格的诺贝尔奖，桑格在1958年因为首先测定胰岛素的氨基酸序列而获奖，显然，中国人也承接了桑格的研究工作，如果连结构都搞不清楚，当然就谈不上合成，尤其是蛋白质这么复杂的大分子。

桑格可能不愿意被中国人称为“科学家”，成名成家并非他的爱好，他更喜欢被称为匠。中国文化迷信全才，一旦成“家”，话语权就极度扩大，成为多行权威，连靠着大刀夺得政权的流氓都要舞文弄墨一番，卖弄风骚，搏取虚名，而中国人趋之如蚊如蝇。桑格是一名科学巨匠，他不会说，也不会教，但他会做，做科学研究，是一个“朝着标杆直跑”的学界“阿甘”。

“在科学研究中的三大活动是思考、讨论、与操作，我远为更多地喜欢最后一项，可能也最在行。我在思考上还算合格，但讨论就差得远了。”桑格在评价自己的时候这样说。“不像我的大多数学界同事，我在学业上从不出色，（我从未获得过‘三好学生’称号，译者加）我从未获得奖学金，如果我的家庭不是那富有的话，我可能（根本）没机会进入剑桥大学读书。”

桑格不仅不爱张扬，他还真是一个闷罐子，他与贝列（K. Bailey）共享实验空间，各自收了一名博士生，“贝列跟我俩都是沉默寡言的倾向严肃的学者，跟这两个刚从部队转业的野孩子混在了一起。这让我们不昏昏欲睡，他们都倾向于表达：佩利的常调是‘高山’，像保罗*罗伯逊那样地哼，波特则是‘唯有耶稣知道我的困苦’。”

桑格家的富有不仅仅是他入大学的保障，也是他继续闷在科学研究中的基础。“我真正的第一次在学业上的成功是在我剑桥大学多呆了一年（才毕业）（1939），这一年我学习了生物化学的高级课程。在期末考试后我离开了剑桥，并未期望有什么好的结果，因此，两周后我在报纸上看到我获得了头等学位很诧异。这让我有可能申请读博士，我因此向剑桥的生物化学系发信询问，没得到回音，我就回校找上门去……”时处二战，年轻人多被征招入伍，桑格由于宗教信仰而拒绝入伍，生物化学系缺人，桑格才顺利地进入了该系读博士。桑格在博士毕业前，全靠殷实的家境支持研究工作与学业。

桑格附合入伍的条件，但他是“良心反战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所以获准免兵役。缺乏宗教自由的中国人很难理解，反战就可以逃兵役？漏洞也太大了吧。桑格的父亲是贵格会（更恰当的译法叫抖抖会）成员，桑格及兄弟姐妹也就随之信仰贵格会，贵格会崇尚和平，反对战争，所以拒绝入伍。政府因为对宗教信仰的尊重，给“良心反战者”开了绿灯，并不是说临到服兵役，不想参军就可以宣称良心反战。

桑格因为天资比他高的人都参军入伍去了而获得进入剑桥读博的机会。在剑桥读博阶段也衣食无忧，不用为五斗米折腰，他虽然成绩平平，但也顺利毕业。

毕业后桑格留在剑桥生化系继续做研究工作，此时系主任是刚从伦敦帝国学院转过来的契布罗（A. Chibnall），他是蛋白质的氨基酸分析专家，桑格就开始了他的蛋白质结构分析研究之旅。胰岛素当时是少有的被纯化的蛋白质之一，因为它在医学是如此重要，它就成了桑格研究的对象。冥冥中自有天意，胰岛素也是最小的蛋白质之一，让无论是分析还是合成的研究都容易很多。

桑格的研究过程属于苦乐自知，对于他与他的合作者们而言，整个过程充满曲折、有挫败也有惊喜，但这些挫败与惊喜却是与普通人无缘，桑格的学术生涯除了换工作值得一提，他的研究工作中具体的苦乐几乎不太可能在普通读者激起多少兴趣。这里面没有励志的故事可以开发，也没有顿悟、事故、或者巧合可以让人津津乐道。如果你是蛋白质或者核酸研究者，桑格或许值得一读，否则，你只需要知道桑格的一切就关乎“测序、测序、与测序”【桑格，《化学年鉴》1988年57期1-29页】。

桑格追求和平，得到的是平和，他的两个诺贝尔奖都拿得水到渠成，许多时候，都不禁令人遐思，如果你身处其境，也多半能做出同样的发现，当然，你也需要有同样对科学的热爱与执着。在桑格平和的一生中缺少的是政治、搅扰、争议、与生活的诸多忧愁喜乐，他拒绝爵士称号在追名逐利者看来不可思议，但纵看桑格一生，又是那么地协调自然，同样地，如果你身处其境，多半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桑格在65岁时退休，此时他健康状态良好，距他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1980）不到三年！对于许多人来说，此时正是他在巨大的荣誉面前丰收享受的时候，他却回家种地栽花去了，为什么呢？他说，“我们的工作在DNA测序上达到高峰，我深以为继续（工作）就会变成虎头蛇尾”，继续工作，“我会因为占据着一个可以让给更年轻的人的职位而感到愧疚。”无独有偶，桑格的引路人契布罗是一个研究植物蛋的科学家，他在1949年，远不到退休年龄（55岁），就辞退了系主任职务，原因？他觉得剑桥生化系需要一个搞医学生物化学的人来领导。

当桑格在回忆录中说自己资质平平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他是自谦，或者是当时他的众多老师在评估学业上有重大失误。桑格不是唯一的立足于平庸学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我在2012年介绍过获得年度诺贝尔医学奖的约翰*格登（J.Gurdon），他在中学生物学名列250名学生中倒数第一，他申请剑桥文科，却因为招生办的失误“拉郎配”读了科学专业，他最终机缘巧合为细胞发育的基因调控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

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间，有爱因斯坦跟鲍林这样的天资卓绝，天生的诺奖候选人，更多的是桑格与格登这类天资不著，靠勤奋、诚实、执着、与机遇而做出纯粹的科学贡献的人。他们或许有着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品质，但他们的生活环境却不愿意冒险对他们进行测试！桑格不爱说话、可能也不太会说外交式的话、更不喜欢耗心费神的行政工作，在中国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自做自穿小鞋的书呆子形象。在1947年，他到瑞典蒂斯利乌斯（当时蛋白质研究的大牛，获得1948年诺贝尔奖）的实验室学习，拿了研究结果请教蒂斯利乌斯，蒂斯利乌斯叫他整理结果上《自然》杂志发表，要跟他共同署名。一个情商高的人会惊喜地认为蒂斯利乌斯在提携后进，《自然》哪那么容易就上了的？但桑格却一直耿耿于怀，在回忆录中偏要说，蒂斯利乌斯没资格署名，如果是他的系主任契布罗就不会署名！

如果桑格生活在中国，那是典型的第一批下放农村锻炼的废材，哪里有可能衣食无忧地埋头做科研。桑格之所以不在乎《自然》，那是因为即使当了博士导师，桑格也没有一丁点的发表压力。不为五斗米折腰容易，但如果生活环境危及了那基本的五斗米，诺贝尔奖级的科学贡献就在政治、争斗、竞争、阴谋、困苦、与生活中无穷无尽的琐事中琢磨消散了。

当我听闻桑格大师的去世，我的心情无比沉痛。大师本人高寿，只是沉痛之小部分，更多的是，我悲切中国无数的桑格式的科学巨匠，在雏芽初露时就被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连根拔起，他们最终连科学报告都未必读得懂，更不说争取诺贝尔奖了。

永动机早就被证明是伪科学，但中国的政治社会气候却独爱高贵行业的永动机模式，陈景润式的不吃草却跑得快的马才是好马，不收红包领着连一家人都养不活的工资却还要给人捐款的医生才是好医生，自己的孩子不教跑马路边拉着不愿学习的孩子强行要教的老师才是好老师，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成长着的科学家难以做出纯粹的科学，因为生活现实会带给他们透骨入髓的虚假。

一个正常的科学研究的环境中，行政职务远不如科学有吸引力；一个正常的医疗环境中，一官半职远不值得医生去争取；一个正常的大学里，大部分的教授对行政工作浅尝辄止，最终大学不得不专门聘用大批行政管理人员处理教授们不愿接触的琐事；当权力被关进笼子中，专业人员五斗米得以保障，他们自然而然会回到本来吸引他们的专业学术中去，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中国当政者还需学习社会管理的基本功。

再读桑格，我就体会到了那天籁般的平和与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