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追捧、拥抱奴性，以奴性为为荣为尚的时代，那些抵制奴性的担当，犹如唐吉可德挑战风车，有些自不量力。

但这种看似不自量力的行为也弥足珍贵。

董健：怀念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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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是著名学者高华教授逝世四周年，我们特别刊发南京大学前副校长、文学院董健教授的旧文，以为纪念。  

   高华之死，令我悲痛，这悲痛压在内心深处，如铅似冰，既沉且冷。其实，近几年来，我年老“心硬”，加之患目疾难以读书，人已似死去一半，对“生”之留恋已大为淡漠，对“死”之悲感也已麻木，故对亲朋之死，多淡然处之。但此次高华被万恶的病魔夺去了生命，我却难以抑制一种巨大的悲痛，因为我们太需要他了——单就正在蜕变成官场和商场的中国大学来说吧，现在多么需要像高华那样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的学者来为失魂的大学招魂啊！我最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要想知道一个国家文化的堕落和衰败，当首看它的大学的精神状态。要想知道大学的精神状态，只要看看大学校长和教授的言论就差不多了。清华的校长发出政治誓言：大学要“精忠报党”，吓得老校友资中筠（一位当代颇有良知的学者）不敢回母校参加那官味十足的百年庆典。北大校长则拒绝人类普世价值，不敢面对中国教育的严重问题，高调鼓吹文化民族主义。两校的教授中都有为“文-革”、“大-跃进”唱赞歌，为极左路线叫好者，种种丑态，不一而足。面对如此文化颓败、道德滑坡和精神萎缩，大部分知识分子失语，保持着思想奴隶的沉默，这时我们更加渴望着一代知识分子的新觉醒，因此也就更加惋惜高华这样的学者之离我们而去。如果再给他十年八年，他定会有更精彩的史学著作问世，去打垮那些专制主义权势者所御用的“伪史学”。

   我与高华同在南京大学任教，我在中文系，他在历史系。文史不分家，学问之道是相通的。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我们在思想、精神上的沟通，多发生在大学受到政治干涉、学术自由受到权势与主流意识形态压迫的时候。“文革”结束以来的三十多年，大学和学术界的处境当然比“文革”前的十七年及“文革”十年间要好一些，毕竟是有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高层批准的历史问题决议的允诺嘛，但是，马列教条、“共产主义乌托邦”、极左路线……表现为一种新的文化专制主义，形成一种“压迫”力量，束缚着大学教育、学术、文艺等等。当这些东西与不健康的“市场”结合起来时，它们对人的戕害就更加可怕了。我和高华以及他的朋友们，都切身感到了这种“压迫”，每次相遇相谈，必然是各抒所感，内心得到极大的快慰。要知道，近三十多年来，大学的教师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分化。有的高升，有的沉沦；有的暴富，有的赤贫；有的雄踞“中心”，洋洋得意，有的被挤压在边缘，苦苦支撑；有的是“体制”所喜欢的“大左派”，有的是“领导”和“官儿们”所忌恨的“右派”；有的在做买卖，只有少数在做学问……这样的情况下，能交到高华这样的朋友，不是一件大幸事吗？

   高华是建国六十多年来敢于向“伪史学”挑战的第一人，但不是唯一者。大约是在2000年冬天，我去北京开会，去拜访我十分敬佩的李慎之先生。那时李慎之先生正因为《风雨苍黄五十年》一篇敢于面对历史真实，也就是敢于挑战“伪史学”的光芒四射的雄文而被责难、被“调查”，甚至传闻他已被捕。见面后我急着要知道他的“安危”，他淡淡地说“没事”，却随即把话题转到高华的大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他说：“高华送我的书，被我的一位延安时期的老战友借去不还，说还要再读一遍。请你叫高华再送我一本。”据李慎之先生说，那位老战友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亲历者，他说高华书所写都极真实，揭出了许多过去被政治宣传所掩盖、扭曲了的真相。深刻的历史教训便是从这敢于面对历史真情的叙事中产生的。我把这叫做“真历史叙事”，与此相反的是“伪历史叙事”。后者只能制造历史谎言，起到“洗 脑”、“愚民”的作用。我觉得，仅就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历史而言，这种谎言就有很多，直到今天它还受到一些人的辩护。记得在与李慎之先生议论高华大作的过程中，我曾向李老指出：“高华在书的《后记》中说到，延安整风中形成的一些政治运作的思想和手段，直接影响到1949年建国后的历次运动，有人曾建议高华沿着原有路数，写建国后的一段历史。您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不就是以散文的形式，续写了高华的书吗？”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一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一为长篇历史专著，一为短篇抒情散文，一者出自史学界的新秀，一者出自学术界的老手，共同发起了向“伪历史叙事”的挑战，把御用的“伪历史叙事”打得落花流水。这是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大喜事，大好事。那时，我89“风波”以来的压抑和悲观还沉在心头，李慎之先生鼓励说：“一批新人已经起来了，他们是大有希望的。”记得他讲到学术界的新希望时，提到了秦晖、徐有渔、朱学勤、刘军宁以及高华等等。

   高华出现在南京大学，亦非偶然。中国现代大学的兴起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现代大学的精神与现代启蒙主义思想文化运动的核心价值， 其实就是一回事。 这就是“五四”时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然而1949年以后，年年庆祝“五四”，我们却离“五四”精神越来越远。大学成了执政党的政治工具，科学与民主消失，迷信与专制当道。知识分子沦为精神奴隶。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在1958至1967年间自杀者竟有七人之多，而自杀的原因大都是“革命”形势下的思想苦闷。他们只能在日记中偷偷表露对“革命大好形势”的不满。当时被说成是“大逆不道”，今天看来全是大实话。“文革”之后这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奴隶的地位，但再也不像以前那么驯服了。他们从被“文革”失败所撕开的专制体制的夹缝中看到了自由表达思想的可能性。从1977年开始，真理的生产者不再在中南海，而是在大学里，在学术界。生产真理者也不再是官僚，而是学者、文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转折。从1978年到1991年，仅在南京大学就发生过五次“重大思想事件”，每一次都遭到当局的严厉“查处”和批评，但结果却是令官方十分难堪的。事关“真理标准”讨论的那一次，人尽皆知，这里不谈。第二次是80年代对于农业合作化的批判，由应学梨（蒋广学）撰文发起，当时遭到胡乔木的下令“查处”，但现在看来，对的是南大，错的是胡乔木。第三次是许志英发文论述1919年为新旧民主主义分界线不准确，也遭到胡乔木的严厉批判，并有不少学界同仁迫于胡的压力而来“围剿”许志英。现在许的观点已成为学界公认的常识了。第四次是哲学系学生马丁（宋龙祥）谈市场经济的文章，受到胡乔木的指责和批判，现在马丁之说也已成了常识。第五次是1990-1992年， 南京大学坚决抵制国家教委（今教育部）发动的“清理文科”的政治运动。当时南京大学压力很大，但南大文科受到了保护，事后看来，这抵制是完全正确的，连教育部的人也不好意思再谈当年的“清理文科”之事了。高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他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不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了胚胎期吗？

   病魔只能夺走高华的自然生命， 却无法泯灭他的精神生产的成果。 高华参与的对“伪史学”的挑战并未结束。一批新的史学家正在为“真史学”、“新史学”兴起而努力。他们重续古代良史董狐的精神，发扬现代启蒙思想，揭露一切历史谎言，追求历史之真，把历史的真面目交给当代大众。要认清未来的改革之路，必须重新审视近百年的历史。一股挑战“伪史学”、重写百年史的潮流正在涌动。走在这个潮流先头的史学家，如袁伟时、李锐、何方、辛子陵、雷颐、许纪霖、杨天石、章立凡、杨奎松、张鸣、安立志等等，他们都是我所十分敬重的学者，也大都是高华的师与友。他们正在把史学从僵化的意识形态和腐朽的专制体制下解放出来，他们将以历史之笔从那无形的（文化的）“柏林墙”上挖下一块块的砖。那物质的“柏林墙”已经倒了二十多年了，文化上、精神上的“柏林墙”也正在一天天地解体、坍塌下去，尽管有些人还在为之修补，它总有一天也会不可避免地消失在现代文明清除垃圾的行动中。

   高华，你在短短的57年中，已经做得很好，就无憾地去吧。到另一个世界，你会见到李慎之、朱泽厚等思想解放的前辈、先导，共论中国的思想、精神问题。你大概不会忘记：当2001年李慎之先生来南京大学讲学时，你第二次当面送他《红太阳shi怎样升起的》，他老人家笑了笑说：“精神的柏林墙，又被你捅了个大口子。”我永远记得李慎之的笑容和你的笑容，这笑容叫一些人——想在思想上奴役人的人害怕。

为什么中华文化是奴性文化?

　▍奴性的三个特征

　　中华文化是一种奴性文化，这是因为二千多年来，文化发展的方向始终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这种文化早已经沦落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精神的工具，成为麻醉人民精神的麻醉药。奴性的文化浸泡出奴性的国民，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的特征：一是缺乏独立思想，二是缺乏平等精神，三是对权力顶礼膜拜。

▼缺乏独立思想

　　奴性文化熏陶出来的奴性，第一个特征是：缺乏独立的思想。这是二千多年愚民统治的结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家思想独霸天下，人民只能接受一种思想，也就是只能接受官方规定的思想，不接受官方的思想，就会招来牢狱之苦杀身之祸，清王朝的文字狱，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都是为了扼杀独立的思想。

　　一场接一场的扼杀，中国人已经没有了独立思想的勇气，甚至连思维的能力都退化了。小孩子原本很聪明，经过二十年教育，官方的思想植入头脑，其他的思想被排弃，连思维都按官方设定的逻辑思维，失去了全方位思维的能力。

　　缺乏独立思想的人，难以做正常的逻辑思维，阻碍了理性的发展，容易受到蛊惑而被人操纵;缺乏独立思想的民族，很容易产生羊群效应，羊群效应就是盲从盲动。

　　如果不明白什么叫羊群效应，就去看看《动物世界》，看一看非洲角马大迁徙时那种浩荡而悲壮的情景，就会明白什么就叫羊群效应了。

　　上万只野牛在一只公牛的带领下，在茫茫的荒野狂奔，领头的公牛迷了路，后面的牛群依然还是低头狂奔，公牛也就完全失去了回头的余地，唯有继续狂奔，管它是沼泽，还是悬崖，也一样前赴后继，一往无前。

　　动物的羊群效应是因为没有思想，而人类的羊群效应则是因为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被一种所谓的主导思想所蛊惑而陷入疯狂。

　　一个民族一旦陷入疯狂，灾难也就不可避免了。大跃进是这种羊群效应的演译。一个缺乏独立思想的民族，总是逃脱不了被自己制造的灾难肆虐，这样的民族永远不可能逃脱悲惨的命运。

　　前不久网上争论钱学森临死留下的问题：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一流的科学家?其实这个问题还需要争论吗?甚至问这个问题都是多余的。

　　科学家也是思想家，要培养出一流的思想家，就必须有思想自由的环境。没有思想自由的环境，就不可能有独立的思想;没有独立的思想，怎么有可能出现思想家?

　　几十年来，中国除了毛邓三思想，还有什么思想?这样的环境怎么有可能产生一流的科学家?一流的科学家落到这样的环境，也会衰变成三流的科学家。

　　钱学森在美国有可能成为一流的科学家，他在中国是顶尖的科学家，可其学术成就放到国际，只是三流的科学家。当年多少有望成为一流科学家的学者从国外回来，结果只有一个钱学森，得到最好的结局。

　　全赖于他是研究武器，受到特殊的保护，得到特殊的荣誉，否则恐怕连三流都难成。钱学森未必不明白个中原因，只是碍于得到的贞节牌，不便于说出来而已。

　　奴性文化熏陶出来的国民，无论平民，还是精英，都因为缺乏独立的思想，而阻碍了自身思维的发展，即缺乏探索真理的能力，也缺乏探索真理的勇气，甚至连一般的道理都可能变得含糊不清。

　　这样的民族即自卑又狂妄，狂妄实质上是自来于极度的自卑，唯有用狂妄来掩饰自卑;这样的民族欠缺自信心，爱面子，即不会作自我反省，更接受不了别人的批评;这样的民族大致只会在沉沦与疯狂之间沉浮，狂妄来时便疯狂，疯狂过后就沉沦。

　　▼缺乏平等精神

　　奴性文化熏陶出来的奴性，第二个特征是：缺乏平等精神。缺乏平等精神，体现在即不能平等对待别人，也不敢平等看待自己。

　　缺乏平等的精神，一方面是奴性文化奴役精神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残酷的权力奴役身体的结果，长期双重的奴役，造就了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观念。专制的权力把人分为权贵与平民，奴性的文化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

　　制度制造出不平等，文化意识强化了这种不平等，让人从心底里接受了这种不平等，久而久之，不平等就变成天经地义的事了，变成了奴性的一种精神。

　　奴性的不平等精神，造就了奴性的两面性格，即自卑又狂妄，两面性格表现出来，就是即不能平等对待别人，也不敢平等看待自己。

　　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人，主要表现在没有勇气平等看待自己，只能匍匐在权贵的脚下过极其卑微的生活，见到屁大的官都会感到敬畏。

　　就是这样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人，也同时表现出不能平等对待别人，遇到比他更孱弱的人，立马暴露出狂妄的一面。嘲笑嘲弄残疾弱智的人，就是这种劣根性在作祟。

　　赵本山的小品，多数以嘲笑弱者为主题而风靡中国，就是迎合了国民的这种劣根性。

　　不要以为奴性会很善良，因为自小被残暴蹂躏，对残暴早已见怪不怪，心地里植入了残暴的根，一旦发作，就会将残暴推到极端，中国近代的暴力革命和政治运动表现出来的残暴，实际就是奴性残暴的爆发。

　　中国人一旦脱离了社会的最低层，奴性的两面性就会变本加厉。赵本山的小品在冠盖云集的大堂可以博得满堂喝彩，说明那些人虽然脱离了社会的最低层，可是并没有脱离了那种劣根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奴性的两面性的突出表现，在强者面前奴颜婢膝，在弱者面前趾高气扬。

　　鲁迅先生对这种人有过辛辣的鞭挞：见到绵羊变成豺狼，见到虎豹变成绵羊。奴才的秉性，在主人面前奴颜婢膝，转个身就变脸了，他会把从主人那里受到的耻辱加倍地发泄在比他低级的奴才身上，而低级的奴才又会把受到的耻辱加倍地发泄到奴隶的身上。

　　缺乏平等的精神，导致我们不能平等对待自己，也不能平等对待别人，延伸到不同民族，就产生出民族歧视，种族歧视。

　　我们在指责西方人看不起我们的同时，我们内心里一样看不起世界上比我们更落后的民族，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每个人都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是否能做到尊重我们自己人一样地尊重印巴人非洲人?

　　▼对权力顶礼膜拜

　　奴性文化熏陶出来的奴性，第三个特征是：对权力顶礼膜拜。对权力的崇拜表现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平民的官本位意识，第二个层次是社会精英嗜权如命地追求权力。

　　中国人对权力顶礼膜拜的思想根源是儒家思想，学而优则仕，把当官作为求学的目的，甚至作为人生的价值标准，用官阶的高低评价人生的成就，演变成一切向官阶看齐，当官成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权力成为图腾，这就是所谓的官本位意识。

　　中国人对权力顶礼膜拜的第二原因，是权力的残酷，几千年的封建王权，可以为所欲为，平民对权力产生了恐惧。

　　中国人对权力顶礼膜拜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国人对权力的无奈，久而久之，恐惧与无奈便转化为敬畏了。正如人类对大自然界灾难的恐惧与无奈，转变为对鬼神的敬畏而衍生出对神明的崇拜一样。

　　平民阶层的官本位意识，主要体现在对官的羡慕和敬畏。当官可以鸡犬升天，可以扬眉吐气，可以光宗耀祖。乡村的祭祖以官阶排名，如果同宗有高官，或曾有高官，就成为宗亲们津津乐道的事，甚至几百年前传说的高官也会让一些人感到无比荣耀，尽管自己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

　　朋友聚会，更是以官阶为主题，局长处长，谁的官阶大，谁就成为聚会的中心。很多人以认识多少官作为自己荣耀的资本，我与局长如何如何，如果有幸与高官握手而拍下照片，就到处炫耀，甚至挂在大厅显耀处，敬奉的象祖宗神位一样。

　　近年常听到有人议论：教授相当于哪一级?主任医生相当于哪一级?是处级呀还是副处级?将职称与官阶挂勾，只能说明这个社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连权力与知识都混洧了。

　　官本位意识已浸入到国民的神经细胞，无可救药。官本位摧毁了这个民族做人的尊严，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也甘愿出卖人格尊严。这个民族是以当官阶为尊严，而不是以人格为尊严。

　　官本位体现在民族精英的身上，就是嗜权如命。中华民族的精英信奉：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追求权力，不择手段;为了权位，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可以出卖原则，也可以出卖人格。

　　精英的这种奴才性格，一方面是因为中华文化忠的价值观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个人对权力的嗜好使然，把权力看得比命还重要，比真理还重要，比公义还重要，为了权力，可以放弃真理，放弃公义。

　　想想看，当年高官们如果都能象彭老总一样坚持原则，还会发生大跃进吗?如果说二千年前的陶渊明，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表现出追求独立人格的精神，二千年后的今天的中国人，还有谁有那种精神?

　　对权力崇拜把我们的民族精英变成了嗜权如命的伪君子。什么样是伪君子?林副主席是伪君子，陪林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表演的那一群人，戴着红袖章，挥舞红宝书，都是活灵活现的伪君子。我们这几十年歌颂来歌颂去的那几人，哪一个不是嗜权如命的伪君子?

　　▍有勇气除掉你身上的奴性吗?

　　说完了奴性的三个特征，算是完成了本文的主题。文中的观点，读者未必会认同，认同也好，不认同也好，读完之后不妨都扪心自这三个问题：你有独立的思想吗?你有平等的精神?你崇拜权力吗?

　　独立思想不容易，因为我们自小被人灌入一种思想，而且只被灌入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容不进其他的思想，所以就很难对问题做出全方位的思考，这就阻碍了我们思维的发展。要摆脱这种困境，确实不容易，好在现代网络开始打破这种禁锢。

　　可是，有独立的思想，不一定就会快乐就会幸福，相反却带给你烦恼与痛苦，你有勇气接受独立思想的烦恼与痛苦吗?

　　平等精神是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也是民主制度存在的基础，缺乏平等精神，就不可能有成熟的民主。平等精神是人格尊严的保证，只有平等的精神，才能培植起你自信自尊的人格，你如果看不起自己，只会匍匐在权贵脚下，你就永远不可能获得自信自尊;

　　如果看不起比你更弱的人，你一样不能获得自信自尊，因为你只是见到比你更弱的人，才表现出自信自尊，你的这种自信自尊见到强者就崩溃了。你要想活得有尊严，就必须追求平等的精神。

　　中国人被权力蹂躏了几千年，导致有些人变成自虐狂，用自虐来自慰。愈被权力蹂躏，就愈崇拜权力;愈崇拜权力，权力也就愈加肆无忌惮。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运，要想改变这种命运，首先就要打破对权力的崇拜。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的勇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