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的“人性”（上）

余世存（历史作家） 《 环球人物 》（2011年第30期）

黎元洪的“人性”（中）

环球人物 2011年31期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不久，袁世凯被选为大总统，黎元洪仍在湖北。8月，黎元洪与袁世凯合谋，诱杀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黎元洪平生最为人诟病处即是此举。

　　张振武在武昌首义中与蒋翊武、孙武并称“三武”。军政府成立后，他担任军务部副部长，贪污受贿，迅速腐化。但他毕竟是元勋，黎元洪在国人的眼中由“菩萨”变成了“屠夫”。黄兴发电质问，黎元洪回电列举张振武的罪行，说：“但当为民国固金瓯，不当为个人保铁券。”此电一出，舆论才渐渐平息。

　　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身亡，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革命党人流亡海外。没有掣肘的袁世凯把黎元洪当作心腹大患，软硬兼施要他进京。从此，黎元洪只有名位，再无军队实力。这也是北洋军与南洋军的差异，北洋军文化偏低，成为袁世凯及其部将段祺瑞、冯国璋们的私家军，黎元洪统辖的军队没有这种意义的效忠。但黎元洪仍有实力，他的德望也是一种政治力量。为了拉拢黎元洪，袁世凯让第九子做了黎家的女婿。

　　袁世凯想当皇帝，曾数次试探黎元洪口气。有次问他：“近来有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样？”接着马上又表白：“这些人当然是胡闹。”黎元洪回答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做了皇帝，怎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

　　帝制闹剧甚嚣尘上时，黎元洪说：“项城（即袁世凯）如有野心变更国体，予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但袁世凯决心更大，黎元洪以辞职的方式消极抵制。称帝失败，袁世凯的政治遗产落到段祺瑞之手。1916年6月7日，在段祺瑞的支持下，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半年后，他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精英云集北大，中国的头脑风暴终于诞生。有报道说：“北京政府有这个度量把全国最好的大学交到国民党人蔡元培手里，在北洋时代，没有谁比黎元洪当政时表现得更为开明与从容。”

　　但头脑的风暴尚不能左右肢体的乱动。段祺瑞认为黎元洪是自己一手扶上总统宝座的，打心眼里瞧不起他。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曾写通知说现在是责任内阁制，所有总统的信件皆要送到国务院开拆，直到徐世昌一日来访，问及所寄的信件，黎元洪才知晓此事。还有一次，徐树铮送公文盖印，内容是山西省变动3名厅长，黎元洪问原因何在，徐树铮竟不耐烦地说：“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

　　1919年，段祺瑞绕开黎元洪跟日本签订军事借款，媒体披露后舆论大哗。黎元洪借机罢免了段祺瑞。徐树铮联合北洋督军准备在天津建立临时政府，推翻黎元洪，再拥段祺瑞上台。没有武装实力的黎元洪病急乱投医，邀请张勋入京调停，不料张勋倒戈，反而让溥仪复辟。

　　北京城里再挂大清龙旗。为挽救民国，黎元洪不计前嫌，致电身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让他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又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讨伐张勋。

　　平定张勋之后，段祺瑞亲自接黎元洪回总统府，黎坚辞不愿当总统。少了黎元洪的北京政府，就像少了黏合剂，大批议员南下，在广州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一国出现了两个政府，民国至此彻底分裂。一个悠久的文明国家的政治舞台不得不由暴力决定一切，历史学家称此为“民国史上之最大不幸”。（未完待续）

黎元洪的“人性”(下) - 环球人物

余世存（历史作家） 《 环球人物 》（2011年第32期）

透过这种戏剧化的大时代中的人物命运，我们大概能够想到，黎元洪非通常所理解的那么简单。他绝不是一个投机分子，也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弱者。通观黎元洪一生，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情感丰富、有人格尊严的中国人。他自己承认，辛亥革命以后，“我虽然三度因缘际会，有两戴总统桂冠的风光，但更多的是交瘁的身心和梦魇般的回忆。”袁世凯称帝前，黎元洪对国家大事没有决策权，每天唯有读书练字，修身养性。据他的副官回忆，黎元洪会突然掩卷，大放悲声。这是何等的动心忍性。

   他就像孔子称道的儒，“懦懦若无能”。然而他一生数次被逼，都能够有所成全。“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刚毅有如此者。”以孔子列数的儒行，对照黎元洪，多有中的。

   张之洞被清廷调到北京后，湖北官场走马灯一样地变换。有一任湖广总督叫陈夔龙，因女儿病死大办丧事，张彪送丧仪费十几万元，而黎元洪仅送了5元钱。时隔不久，湖北地区遭受洪涝灾害，黎元洪一捐就是3000元，是其半年的薪水。“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

   黎元洪吃得了苦，他在任上以廉洁自律著称，为士兵慷慨解囊的故事极多。武昌起义之初，他与军政府的职员一样，每月只支20元的生活费。这与他效命清廷时500元大洋的待遇不啻天壤之别。“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

   退出政坛后的黎元洪投入实业，当时即有影响。他的很多资金最后都投向了教育及社会事业。他一生不断地捐资助学，先后创办多所学校。他还一直想在武昌创办一所江汉大学，可惜直至其去世，都未能如愿。

   黎元洪寓居天津时，常带家人一起看电影。一次看完回家，发现黎夫人的钻戒被偷了，小偷还留了一张字条：“贵夫人的钻石戒指本人想借用一下，明晚放在门口右角处。”黎元洪大笑说：“有饭大家吃是我多年的宗旨，有钻戒大家戴又何妨？”

   黎元洪被称为“泥菩萨”，有人说他后来也像一个裱糊匠，希望撑住民国的大舞台。某年“双十节”，他发布授勋令，颁给孙中山、各派军阀，乃至皇室遗老载涛，几乎囊括了各方势力。由此可见黎元洪的为人。

   他知道别人说他傻，但他不以为意。他流露的真情也令人感动，1925年孙中山不幸病逝，黎元洪甚感悲伤，在私宅中设立灵堂，亲自祭奠。

   1928年6月1日，黎元洪的生命到了最后关头，他找来秘书起草遗嘱：“元洪遭逢时会，得与创建民国之役，德薄位尊……不意十七年来，民生疾苦愈甚。所幸南北宗旨，既已相同，此则深望我同志相策励者也……”两天之后，黎元洪去世，享年64岁。

   他在遗嘱中说自己“德薄”，但他的功德在当时人心中已经显示出重量。他的老师严复说，“黎公大德，天下所信”。人们称他是“共和磐石”！

   遗憾的是，直至今天，人们再难理解黎元洪的意义。当代的革命者信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但在黎元洪那里，革命就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要人死而是要人活，因此，他才有那句名言：“有饭大家吃。”这在今天的中国和文明社会，都不啻一种文明理性，值得记取。（全文完）

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现实意义

《天津日报》2014年12月8日第56版

首义都督身后事:国民政府如何国葬黎元洪_私家历史_澎湃新闻

出身清末新军军官的黎元洪，在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中被革命党人推举为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由此登上了民国的政治舞台。黎元洪的政治生涯跨越晚清和民初两个时代，曾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绝无仅有。黎元洪在天津逝世时，正值北伐军行将占领京津，国民党即将统一全国之时，黎元洪的葬事也因此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为北洋时代国家元首所举行的第一场国葬。

晚年黎元洪：失意政治家变身著名实业家

出身清末海军的黎元洪，与人们印象中的传统旧军阀有着许多不同。黎元洪能讲流利的英语，在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时，他曾被任命为自强军英文翻译。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后，也曾让黎元洪协办纺织四局和汉阳铁厂、兵工厂的事宜。黎元洪在清末时还曾先后三次赴日本考察，对日本近代的军事、教育等事业有着深入的认识。他的日常生活十分西化，平时都吃西餐，穿西装。

晚年黎元洪与家人合影

自1923年起，黎元洪人生的最后五年里，基本上不再过问政治。1923年11月他自上海东渡日本疗养，1924年5月返回天津，此后直到逝世，他都一直寓居天津。黎元洪在天津的房产，主要有两处，一处位于英租界盛茂道，另一处位于德租界威廉路，后者即“容安别墅”。

政坛上不尽得意的黎元洪，在人生的暮年将精力倾注于实业投资上。早在一战前后，黎元洪便已开始投资实业。晚年做起“寓公”后，他更是专心此业，一发而不可收。黎元洪的投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银行、矿产、木材、纺织、食品、机械、证券、保险等等行业，投资金额不下三百万元。可以说，晚年的黎元洪已然从一个政坛上的失意者，变成了当时中国最成功的著名实业家之一。

黎家投资的重要厂矿：中兴煤矿公司办公楼旧址

与此同时，黎元洪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他晚年长期饱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困扰，而国内时局的动荡与激变，也冲击了他的实业投资，带来进一步的打击。1928年5月25日，黎元洪在观看赛马时突然晕倒，随后病情加重。他自知时日无多，于6月1日口述遗嘱，并通电全国，6月3日病逝于寓中，享年65岁。

黎元洪的遗嘱共十条，所言皆为国家大事。这位首义都督在弥留之际，对于当时国内纷乱的时局仍然忧心忡忡。他特别强调，希望从速召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并实行垦殖，振兴实业，更强调“数千年立国之根本精神、道德礼教，常较物质文明尤为注重”，并希望“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正一路高歌，抵近京津，“全国统一”胜利在望。并非革命党出身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些国民党人看来似乎并不那么值得称颂。事实上，多年之后流传甚广的“床下都督”之误说，其制造和传播过程中，也是一些国民党人起了作用。不过，在北伐行将统一全国的1928年，面对溘然长逝的这位首义都督和前大总统，南京国民政府仍然给予了很高的礼遇。

首义都督身后事：一场聚集新老政客的国葬

在获知黎元洪逝世的消息后，南京方面立即由谭延闿、于右任起草发布了一份国民政府令：“前大总统黎元洪，辛亥之役，武昌起义，翊赞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利诱威胁，义不为屈，凛然大节，薄海同钦。”并表示“所有丧葬典礼，著内政部详加拟议，务示优隆，以彰崇报元勋之典。”

民国元年孙中山访鄂时在武昌与黎元洪等人合影

黎家人鉴于时局，也自知国民党即将进占津京，成为中国的新主人，因而对于黎元洪的葬事也主动向国民党示好，希望由南京政府出面主持。黎元洪之子黎绍基、黎绍业兄弟在6月7日便向谭延闿、李烈钧发去电报，表示“先君与孙先大总统，同创共和，谊犹昆弟……与革命精神，原无或异……此次身后大事，关系中外观瞻，苫块昏迷，罔知所措。”因此他们希望谭、李二人对于黎元洪葬事的操办“不吝教诲，敢恳指示礼仪，期慰先灵于地下。”

可见，在黎元洪逝世后的第一时间，黎家便与国民党方面就达成了默契：由南京国民政府出面主持操办黎元洪葬事。很快，内政部在六月下旬便拟出了黎元洪葬事办法五条：“一、举行国葬；二、国葬费一万元，由内政部员会同遗族办理；三、葬时由内政部呈请国民政府派员致祭；四、临葬之日，由政府通令全国官署及各团体，均下半旗志哀，并由所在地地方官吏派遣军队乐队护送；五、掩圹时由特派员与承办葬事专员亲临监视，鸣礼炮十七发。”

时值夏季，天气炎热，在黎元洪去世的第二天，其遗体便已入殓。黎元洪身着大总统制服，佩戴指挥刀和勋章，此外棺木内并无太多随葬物品。至7月16日，黎府决定在黎元洪停灵的英租界寓所内开放来宾吊唁，并定于7月19日出殡。

黎元洪入敛时佩戴的两枚勋章，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就在黎元洪逝世的当天，张作霖离开北京，退往关外，第二天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张作霖在爆炸中伤重不治。6月12日，阎锡山部接收天津，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即宣布“统一完成”。因此，7月中旬天津黎府的吊唁活动，也成了改朝换代后新老政客的一次公开“表演”。

作为天下新主的国民党，在此次吊唁活动中自是颇为积极。16日，阎锡山即电令天津市各机关团体下半旗致哀。国民政府代表、天津市长南桂馨当天上午亦身着礼服，前来致祭。在随后的三天吊唁活动中，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均委派代表前来黎府致祭，并献上挽联。

与此同时，刚刚被推翻的北洋政府的前朝元老们，也出现在了这场吊唁中。曾与黎元洪在“府院之争”中斗争激烈的前执政段祺瑞，也自备祭文前往吊唁。此外，一直反对国民党北伐，后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居的同盟会元老章太炎，也送来了一副特别的挽联：“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在称赞黎元洪共和首义之功的同时，也对国民党北伐推翻北洋政府感到不满和失望。

19日上午，黎元洪的灵柩由一辆从北平运来的由前清宫中御辇改造的灵车起运出殡，移往容安别墅暂厝。出殡队伍中还有众多僧侣沿途诵经，乐队奏乐，甚至还有小学生参与送殡。灵车途经之地，引来众多市民围观，场面颇为壮观。此后的10月26日至28日，国民政府在北平北海公园天王殿，又举行了一场公开的追悼吊唁会。

黎元洪灵柩奉厝容安别墅时的景象

荣归故土：武大宋卿体育馆也是一座“纪念碑”

黎元洪去世的第二年，其夫人吴敬君亦在天津病逝。早在黎元洪逝世时，黎家子女就遵照其生前遗愿，计划将父亲灵柩运回武昌安葬。黎夫人逝世后，亦准备与先夫合葬。黎家最终选定了武昌卓刀泉以南一座名叫“土宫山”的小山丘作为墓址。

1933年4月1日，黎元洪夫妇的灵柩由天津容安别墅起运，4月11日抵达汉口，暂停于辛亥革命阳夏战争激战的故地——刘家庙车站，第二天抵达汉口大智门车站，随后灵柩经过汉口市区，由轮渡过江，在武昌汉阳门码头登岸，再经过武昌市区后最终运抵洪山宝通寺停灵。湖北省的党政军要员和汉口市民群众均沿途迎灵致祭，场面壮观。

宝通寺是武昌最著名的佛寺之一，地处武昌城东郊。辛亥革命阳夏战争时，因武昌城内都督府处于对岸清军炮火射程内，黎元洪曾暂避于宝通寺内指挥起义民军的战斗。寺院周边盛产的一种武汉本地特色蔬菜“洪山菜薹”，据说也是黎元洪晚年念念不忘的故乡美味。在入土奉安前的最后时刻，黎元洪得以回到宝通寺暂厝，对他的在天之灵，也是一种告慰。

停灵宝通寺两年多后，土宫山陵墓大体建成，1935年11月24日，黎元洪灵柩终于由宝通寺起灵，运往土宫山奉安。这天上午，宝通寺灵堂盛况空前，场内布满花圈挽联。国民政府和五院代表、中央各部会及省市代表、各国驻汉领事及武汉地区各界代表均前来参加公祭和起灵仪式。下午三点，黎氏夫妇灵柩下葬墓椁，墓顶以水泥封固。

宝通寺门前的黎元洪国葬典礼牌楼

奉安以后，黎元洪墓园的后续建设仍在持续。墓圹前立有墓碑，其上刻有章太炎撰写的碑文。墓地占地百余亩，相关建设工程直至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仍然没有全部完工。1966年，黎元洪墓地被红卫兵掘毁，墓地原址被其他建筑占据。“文革”后的1981年，武汉市政府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而在原址后方重新建立了一座新墓。此后屡有修缮，至2011年辛亥百年前夕，又进行了一次较大修缮和扩建。

除了投资实业，黎元洪特别关心故乡湖北的教育建设。他在民国初年曾发起“武汉大学（江汉大学）”筹办计划，欲以此纪念首义。遗憾的是，这所酝酿中的“武汉大学”或“江汉大学”，直到黎元洪去世也未能办成。不过，黎元洪去世以后，他的两个儿子将其筹办江汉大学这笔钱捐给了国立武汉大学。

黎绍基、黎绍业兄弟致国立武汉大学的信函

黎氏兄弟为父亲在武昌寻找墓址时，曾希望在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园内建设黎元洪陵墓，但被武大校方拒绝。因为武大建校之初即确定新校址内今后永不建设新坟的原则，黎元洪同样不能例外。不过，黎家捐赠的款项正好解决了校方建设体育馆工程经费无着的问题。经过商议，武汉大学与黎家达成了共识，以十万银元建设体育馆，并以黎元洪之字“宋卿”命名。校方还承诺在馆内设立“宋卿前大总统纪念堂”和“辛亥首义文献保管处”，以纪念黎元洪并收藏保管辛亥革命史料。

遗憾的是，宋卿体育馆建成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因此校方早前承诺设立“宋卿前大总统纪念堂”和“辛亥首义文献保管处”的计划均未能实现。不过黎家慷慨捐资武汉大学建设体育馆的助学盛举，仍在代代珞珈学子中传为佳话，这座体育馆建筑，也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首义都督黎元洪留在武昌的另一处的“纪念碑”。

章太炎与黎元洪同为民初重要政治人物，了解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况，对于深入认识章、黎各自的思想与品格，及民初社会、政治状况，或不无裨益。

　　一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章太炎时在日本，阅报“知鄂军都督为黎元洪”〔1〕。这是章太炎第一次提及黎元洪的名字。本年11月， 章返国抵沪。12月1日，章在上海《民国日报》刊登《宣言》九则， 认为宜承认湖北军政府为临时中央政府，其首领应称元帅，而此职惟“初起倡义者黎公”可担任〔2〕，对黎表示了极高的赞许与信任。

　　1912年7月24日，章太炎由京南下抵汉，转天即去谒见黎元洪。 这是章、黎的第一次会面，黎的仪表与言行均给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后章描述道：“黎公年四十九，体干肥硕，言词简明。……其所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大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用支薪二十元。……以项城（按：指袁世凯）之雄略，黄陂（按：指黎元洪）之果毅，左提右挈，中国宜无灭亡之道”〔3〕。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黎元洪的嘉许， 末句则誉扬有加。基于对黎如此良好的印象，章在武昌期间请黎任统一党名誉总理，黎则回报之以共和党理事。

　　1913年3月，宋案发生，章对袁世凯的幻想开始破灭，5月，章赴武昌，再谒黎元洪。此时，章太炎天真地认为，袁因宋案和善后借款已“大失民望”，在本年将举行的正式总统选举中已不可能当选，“今时有声望者，首推黎氏，……可作共和国总统”〔4〕， 对黎元洪抱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

　　在章太炎盘桓武昌期间，黎元洪为表示对其学术和人品的敬重，特书“东南朴学”横轴一幅赠章〔5〕。此后， 这幅横轴长期悬挂于章宅墙上，这既反映出章对自身学术的踌躇满志，更表现了对黎知遇之恩的感念。

　　二

　　1913年8月，章入京，旋被袁世凯软禁于共和党总部；同年12月， 黎亦在袁的胁迫下进京，困居于中南海瀛台。

　　黎入京后，虽亦如袁世凯笼中之鸟，但对章的处境始终关注，并尽力给予帮助。黎进京后不久，即召经常随侍章左右的吴宗慈到瀛台，商议安慰章太炎的办法。黎表示，章如欲“在京为何事，经费可负责”。当得知章太炎想建一“考文苑”，进行编辑字典等工作时，黎即去向袁世凯疏通。袁答应拨15万元作为开办经费，章则“坚持非七十五万元不可”，并坚持“必须设机关办实事”。袁不允，此事遂罢，黎“徒为扼腕”。〔6〕

　　1914年1月，章太炎大闹总统府后，被袁世凯软禁起来，至5月，章绝食，以死与袁抗争。黎时此颇为关切，极力向袁“调解”〔7〕。 袁亦恐章真的病饿而死，在其授意下，京师总监吴炳湘将章从龙泉寺接至其亲信医官徐某家中“疗养”〔8〕。后又经黎元洪从中疏通， 袁允章自行租房居住。7月24日，章迁新居，当日即致书其婿， 告之此次变动，从向袁疏通到筹划款项，遣人奔走，均为黎从中“主张”、“调护”，各事“皆由黎公处间接成之”〔9〕，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916年6月初，袁亡，黎继任总统。12日，黎在甫任总统。 政事纷繁的情况下，亲访章太炎，晤谈达两个多小时〔10〕。黎恭敬地向章询以“大计”，章告以“去小人”、“大开党禁以广言路”二策，又“泛论国势人材及去取听宜者”。对章之所见，黎均表“深服”〔11〕。此外，章还向黎表示了“乡思甚切”，准备归隐家乡的意愿，黎当即表示“将以蒲轮送回”〔12〕，当月25日，章离京南归，黎“遣一卫官护行”〔13〕。

　　三

　　1917年春，府院矛盾由于对德绝交和参战问题变得日益尖锐起来。3月4日，黎拒绝在国务总理段祺瑞致国会的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段即以辞职相要挟，当天离京赴津，府院冲突骤然激化。身居上海，但心系北京政局，心系黎元洪一身的章太炎，即于3月5日与谭人凤联名致电西南各省督军，为黎争取支持，电称：“内阁以去就相要，元首孤危，祸机迫近。……诸公藩翰西南，干城是职，惟愿戮力一心，嘉猷入告，使黄陂外得援助，则争去者不能要挟，而黩武之祸自纾”〔14〕。3月6日，章又与谭联名致电段祺瑞，晓以加入协约之弊，劝导段“屏绝莠言，光辅元首”〔15〕。同日，章还与谭致电黎元洪，鼓励其要“始终坚定”〔16〕。但黎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多少硬度，还是先作了让步，段遂回京复职。

　　此后，府院冲突再次加剧，黎免段职，段则赴津策动督军团驱黎，势成僵局。于是，黎请张勋北上“调停”，又在张诱迫下解散国会，大错铸成。7月1日，复辟闹剧开演，黎避入日本使馆。消息传到上海，孙中山立即召集章太炎、唐绍仪、程璧光等在寓所会商。孙中山提出在南方组织护法临时政府，章立即表示，可请海军总长程璧光派军舰迎黎南下，“不然，南方无主，何以自立？”〔17〕在章的心目中，黎元洪远比孙中山高明和重要，黎不南来，南方就“无主”，就不能“自立”。章且认为，孙中山“初以失位觖望，闻中央有变，辄喜，故与余辈异情”〔18〕，以深怀成见之心，度孙中山“天下为公”之腹，暴露出其思想的偏狭。当程璧光告之，秦皇岛泊有两舰可以迎黎后，章即拟电稿致日本驻华公使，请其护送黎元洪至军舰。第二天日公使回电，“辞以难”〔19〕。章见迎黎无望，只得随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

　　章虽身随孙中山南下护法，心却仍系在北方的黎元洪身上。同年9月，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孙中山为大元帅，章为秘书长。章劝告孙中山应“遥戴黎公，以存国统”〔20〕，并在其代拟的《大元帅就职宣言》中，借孙中山之口，不时对黎加以美化、抬高〔21〕。而且，章在该年11月7日的一则通电中，竟称护法运动是“以黎公复职为宗旨”， 如此则“名义至顺”〔22〕。在章太炎那里，“护法”无异为“护黎”了，拥黎之心，实也太笃。

　　四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获胜。曹锟、吴佩孚赶走现任总统徐世昌，欲拉出已辞职隐居天津近5年的黎元洪复任总统， 以作为直系直接掌握北京政权的过渡。一时间，黎宅前车水马龙，劝驾者络绎不绝。

　　此时章太炎的内心是矛盾的：他当然热切希望黎能复任总统，但又担心黎复任后受直系军阀的摆布，重蹈1917年的覆辙。于是，章于6 月初为黎献上“择地复职”一策，称“宜于金陵、武昌择地复职，切勿罣系北京，自同囚锢”〔23〕。此电发出后，章仍不放心，当日又有一密函致黎，除详陈其策外，又殷殷嘱黎切不可“遽于北京复位”，否则，“将来祸患，不可胜言”〔24〕。

　　其实，黎元洪又何尝不想乘机提某些条件，以确保自己复任后的地位。经过左右幕僚的一番策划，黎于6月6日发出通电，提出以“废督裁兵”为复职条件。就复职后避免或减轻军阀的箝制而言，这与章“择地复职”的策略本质上是相同的。但黎终是复职心切，在并未得到曹、吴等军阀“切实表示”的情况下，即于6月10日发出接受复职的通电， 并于11日上午入京复职〔25〕，“废督裁兵”、“择地复职”均成空言。

　　章太炎所献之策，不能不说确有见地，而不能实行，首先是因为看错了献策的对象。他的“黎公”优柔暗弱，虽不愿受直系军阀箝制，但又不甘心失去这个复任总统的机会，这就注定了其不能实行章的策略。而曹、吴拥黎复职，不过是要把黎元洪作为其直接上台，独揽北京政权的一个过渡阶梯，此外还企图以此打出“恢复法统”的旗帜，使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失去存在的依据，实现直系军阀对全国的统治。曹锟、吴佩孚绝不允许黎元洪挣脱其设计的这个圈套，去实行自己的什么主张，这也决定了章献黎之策不可能实现。但话说回来，章太炎本人的思想中就是要那么坚决地、不妥协地实行其所献之策吗？回答很难是肯定的。章在6月3日致黎的电报和密函中，就已迫不及待地称黎为“大总统”、“总统执事”了，而黎如坚持章所献之策，违背直系军阀的意志，这个总统之职是绝复任不成的，对于这一点，章太炎应该是知道的。

　　黎元洪不纳其策，遽然入京复职，章太炎心中不免生出一些对黎的不满来。6月17日，黎致电章太炎及李烈钧、伍廷芳等人，请其来京， “共谋统一”，而章却于19日复电称：“大统已复，时局尚艰，凡百施为，非在野所能论列”，谢绝了黎的邀请〔26〕。本来一贯乐于向黎进言献策，而这次当黎主动求教时，却以“非在野所能论列”消极起来，分明是对黎不纳其策的一种报复，但章太炎还是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因为他虽感到“时局尚艰”，但毕竟对黎还是抱着莫大的希望，期冀黎复职后能有一番作为。就在声言“非在野所能论列”之后不久，章即有一函致黎。这是一篇如何应付各方局势、内容全面的意见书，对借款问题、对西南各省、对孙中山、对曹锟、吴佩孚，黎应各持何种态度，章情势细缕，谆谆告诫。函中还称：“炳麟睽隔清尘，已历年所，久思一瞻颜色，得慰素怀，然轻易入都，又撄权门之忌，故属川人曾君通一面谒，……所有详情，不可笔罄者，请随时面询可也”〔27〕。这是在力图对前几天拒绝入京邀请进行转圜。此后，章太炎对黎元洪仍间或有所进言，黎则报之以“勋一位”〔28〕。

　　五

　　黎元洪在直系军阀的箝制、挤压下做了一年的傀儡总统，终又在直系军阀的百般逼迫下负气出京，此时到了1923年6月。 章对黎的处境至为关切，6月11日曾有电致黎，为其献策，待闻黎已被逼出京到津， 章再于6月17日致函献策：联合段祺瑞，外借奉系及西南军阀之力， 与曹、吴等对抗到底，同时筹巨款策动国会议员赴沪集会。章唯恐黎隐忍吞声，无所作为，最后竟激起将来：“今曹、冯之当仇，甚于往日之段派也，公岂得不发愤为雄耶！”〔29〕从黎元洪其后采取的几项行动看，这次他基本上采纳了章的意见，如：对出京到津的国会议员，每人致送五百元“旅费”，鼓动其南下上海集会〔30〕；6月20日，任命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军司令；6月25日， 派人赴奉与张作霖“接洽”〔31〕。但这些行动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段与黎毕竟芥蒂太深，对黎的任命不予置理，张作霖则采取敷衍态度，“讨逆”一事遂作罢，而来津的国会议员中，也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暂取镇静态度”，迟迟不肯南下。〔32〕

　　在这种情况下，章认为黎元洪应“速行到沪”，以争取更多的国会议员到沪集会，并截留关余，组织临时政府，与直系军阀对抗到底〔33〕。但此时黎元洪的思想状态与章太炎的期望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在复任总统的一年中，黎尝够了被拥兵跋扈的军阀们挤来压去的滋味，这次被逼出京后，“颇抱消极主义”〔34〕，虽有前述一些举措，但本意盖在与直系军阀捣乱，并无决心与其对抗到底。特别是浙督卢永祥对黎1922年复任总统就持反对态度，这次政变后，卢只表示欢迎国会议员到沪集会，仍认黎为非法总统，称“尚无迎黎南下之必要”〔35〕。有鉴于此，黎当然更不肯贸然南下。

　　而章太炎闻黎南下之期“犹滞”，不禁有些恼火〔36〕。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黎元洪的考虑要比章太炎实际得多，他从两任总统的经历中深知，南下以后如得不到握有实力的军阀支持，将一筹莫展。

　　经过两个多月的盘桓、犹移，在章及左右亲信的一再劝说下，黎元洪终于9月8日秘密离津，11日抵沪。但黎欲在沪组织政府的计划遭到各省代表、江浙绅商及卢永祥等地方军阀的一致反对，根本无可能实现。为摆脱这些尴尬的处境和可能发生的危险〔37〕，黎不得不决定暂东渡日本。

　　11月8日，黎以休养、治病的名义离沪赴日。此后， 章多次致黎书信，对其表示问候、安慰，盼黎有朝一日复出之心隐然未泯。但此时的黎元洪，经过几番政治沉浮，加之身体的衰病，已完全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念头。

　　六

　　1924年5月黎自日本返国，寓居天津，脱离政界从事实业； 而章太炎则继续从事他的政治和学术活动，两人的关系渐趋疏隔。

　　虽如此，章拥黎复出的念头却始终不死，政局一有风吹草动，章即鼓吹“法统重光”，总统复任。1925年10月，浙奉战争爆发，奉军败北，章认为这是拥黎复出的难得之机，于11月18日致电时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和任“讨贼联军”总司令的吴佩孚，请其奉迎黎“南来正位，建置合法政府”，如此则“名正言顺”〔38〕。此议为孙、吴所拒绝。尔后不久，奉军郭松龄倒戈，一时间张作霖的地位岌岌可危。章等拥黎派认为“奉系既倒，段祺瑞失其根据，政府理当改组”，决定趁此机会“拥黎出山，以正法统”〔39〕。章太炎并准备赴宁“与孙传芳氏接洽”〔40〕。但孙传芳与其他军阀均各有自己的打算，对此不予支持，章等拥黎活动很快归于“沉寂”。〔41〕

　　1926年4月，北京发生政变，鹿钟麟派兵包围执政府， 段祺瑞等安福系要人逃入东交民巷，一时有释放曹锟，恢复国会之说。章表示坚决反对，称解决时局“除请黎黄陂复位外，无更好之办法”，但章心里也明白，“此意似又不为各实力方面所赞同，故目下暂取静默”〔42〕。虽口称“静默”，但章实际上并未停止拥黎活动。4月末， 颜惠庆在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准备出任国务总理，组建摄政内阁，章闻讯，立即电颜，称：“如欲建置中央，则黄陂犹在，依法可以复任”，劝告颜“弗摄阁”〔43〕。后颜惠庆摄政内阁成立，打出的旗号是“维持法统”，但在章太炎的心目中，“法统”只系于黎元洪一身，5月9日，章以“辛亥同志俱乐部”的名义通电全国，反对成立颜惠庆摄政内阁，称“非黄陂补满任期，何以使法统不断！”〔44〕

　　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对直系军阀支持下的摄政内阁持反对态度。于是，章又欲利用直奉之间的矛盾，达到其拥黎复出的目的。4 月下旬，章先发密函探商于奉系要人杨宇霆，杨复函表示：“中央政局，奉方但期主持得人……黄陂地处超然，较为相宜。诚如尊见，即希极力主张，早日观成”〔45〕。章闻此欣喜不已，即将个中情况函告李根源，并请李以与杨宇霆士官同学的身分，亦向杨进言，推动此事的进行〔46〕。此后，章还准备亲赴津、奉，面谒黎、张，以促成此事的实现〔47〕，后改派黄大伟〔48〕为其私人代表到津，分别谒见黎元洪、张作霖〔49〕，面陈章太炎“对解决时局所持态度”〔50〕。但此时的黎元洪已完全无复出之意，张作霖对黎也不感兴趣，章的这番策划、奔走遂悄然结束。

　　七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病逝于天津，章闻讯，顿感“地坼天崩”，即去电致吊，并在沪为其设奠〔51〕。不久后，章有一联挽黎：“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冠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哀挽”〔52〕。将黎元洪视为明太祖式的人物，清楚地表达了章对黎的一贯认识：黎“首倡大义”，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谓黎一去，中华民国随之“俱尽”，己亦成为“遗民”，则是章以民国“法统”系于黎元洪一身思想的延伸。

　　在黎死去五年后的1933年，章太炎为其作了一篇碑铭——《大总统黎公碑》。碑文备述黎一生经历，多所阿谀之辞，尤其是对黎在武昌起义中的表现，更是不顾事实，极尽美化之能事：“兵起，有数卒突入公门，公错遌，手刃之。无几，又数人至，促公赴军械局，请受都督印，公见化龙在，知士大夫有谋，宣言无略财，无妄杀，如是则可，皆踊跃称听命，即诣咨议局就选”云云〔53〕。碑文刊出后，当年亲自参加领导武昌起义，并用枪逼迫黎元洪答应任都督和在军政府布告上签字的李翊东（西屏）〔54〕，两次致信章太炎，责其碑文之谬。章虽复信申辩，声称“无一句臆造”〔55〕，但后也不得不将碑文中“兵起”下，至“皆踊跃称听命，即”60字删去，并对其他4 处作了小的修改与删略〔56〕。公开采纳他人的指摘，删改自己的文章，这在章太炎的文字生涯中实不多见，这充分表现了章太炎对黎元洪、对于黎元洪之碑文及其会产生的影响的极端重视。

　　至此，章太炎对黎元洪算是尽了最后的忠心与情谊。

　　八

　　对于民国的政治人物，章甚少可许，但唯独在与黎元洪十几年的交往中，始终对黎持非常尊崇的态度，殷勤进言献策，忠心拥戴维护，有时甚至达到了迷信的程度。对黎政治上的暗弱优柔、丑言恶行，或视而不见，或为其辩护开脱。这在章太炎与民国政治人物的交往中实属绝无仅有。

　　黎元洪对章虽非言听计从，却优礼有加，特别是在章被袁世凯羁禁北京期间，黎利用其副总统的地位，为章在袁世凯面前疏通调解，为改善章的处境策划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章氏处境的危困。

　　在章与黎的交往中，章是主动者，从趋鄂谒见，到每遇紧要关头进言献策，无不是章主动输诚，竭忠尽智。

　　章太炎对黎元洪如此，根本原因是章将黎引为自己政治上的知己。章参加反清革命，数遭清廷追捕，并曾入狱三年，而始终不渝。但如所周知，章参加反清革命，怀有强烈的反满复汉的民族思想，而黎以清军协统加入武昌起义，成为首义之省军政府的都督，章于是将黎视为“首倡大义”，推翻满清，光复中华的“元勋”，认为黎“功业格天，……世无其人，则中国终于左衽矣”〔57〕，这是章太炎之所以对黎元洪百般尊崇、忠心拥戴的根本思想原因。民国建立之后，在民初有关政治问题的立场上，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多的一致。

　　再者，黎元洪所表现出来的“廉正”，也深得章氏景仰。章在首次得见“黎公之丰采”时，黎即为其留下了“廉正”的深刻印象，博得章的嘉许，以至1933年为黎撰写碑文时，仍念念不忘其“性廉”：“初倡义时，约自都督及录事皆月取银二十版。事定，将吏皆增奉，身取二十版如故。再起莅政，虽常奉不入，减公府经费三分之二”〔58〕，可见章对黎“廉正”景仰之深。

　　此外，黎元洪待人每每表现出“宽厚”之风，对章氏的人品及学问尤表钦慕，在其处于困境时大力救助，这都使章深感其知遇之恩。

　　注释：
　　〔1〕《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总12号。
　　〔2〕《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26、527页。
　　〔3〕见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70页。
　　〔4〕《在国民党湖北支部之演说》，1913年5月30日《顺天时报》，转见于《章太炎年谱摭遗》，第79页。
　　〔5〕薛民见：《黎元洪年谱》，载《民国大总统黎元洪》，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6〕吴宗慈：《癸丙之间太炎言行轶录》， 见《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页。
　　〔7〕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见《洪宪纪事诗三种》，第179页。
　　〔8〕〔9〕〔21〕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5、477、570页。
　　〔10〕〔12〕《京师短信》，1916年6月18日《时报》。
　　〔11〕汪太冲：《章太炎外纪》，转见《章太炎年谱长编》，第5-28页。
　　〔13〕《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总12号。
　　〔14〕〔15〕〔16〕《章太炎年谱摭遗》第90—91页。
　　〔17〕〔18〕〔19〕〔20〕《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22〕《章太炎最近之通电》，1917年12月6日《时报》。
　　〔23〕《章炳麟劝黎黄陂择地复职》，1922年6月4日《申报》。
　　〔24〕《上黎元洪书》书稿，转见《章太炎年谱长编》第630页。
　　〔25〕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黎黄陂来京就职之详情》，1922年6月12日《大公报》。
　　〔26〕《章太炎之两皓电》，1922年6月21日《申报》。
　　〔27〕从内容看，此信当写于6月下旬， 见《章太炎年谱长编》第642页。
　　〔28〕黎1922年8月29日发布“大总统令”：“晋授章炳麟以勋一位”，见1922年8月31日《申报》“命令栏”。
　　〔29〕章太炎1923年6月17日致黎元洪函。天津历史博物馆藏。
　　〔30〕两旬间，国会议员在津签名领取南下旅费者达397 人之多（见《国会议员南下之题名》，1923年7月13日《大公报》。
　　〔31〕《黄陂电促各省表明态度》，1923年6月25日《大公报》。
　　〔32〕《护法议员对南方催促南下之态度》，1923年6月24 日《大公报》。
　　〔33〕《章太炎年谱长编》第712—713页。
　　〔34〕《黄陂在津之起居注》，1923年7月2日《大公报》；《黎黄陂派遣代表南下》，1923年7月22日《大公报》。
　　〔35〕《卢永祥与日记者之重要谈话》，1923年7月15日 《大公报》。
　　〔36〕《章太炎年谱长编》，第716—717页。
　　〔37〕当时有曹锟欲加害于黎的传闻，见黎长子黎绍基1923年10月3日致黎的信。天津历史博物馆藏。
　　〔38〕《章太炎巧电子之主张》，1925年11月20日《申报》。
　　〔39〕〔40〕《拥黎派之计划》，《章太炎等昨日讨论时局》，1925年11月28日《申报》。
　　〔41〕《拥黎运动已沉寂》，1925年12月3日《申报》。
　　〔42〕《沪名流反对贿选议员电缓发》，1926年4月13日 《申报》。
　　〔43〕《章炳麟申劝颜惠庆弗摄阁》，1926年4月29日《申报》。
　　〔44〕《辛亥俱乐部反对颜阁电》，1926年5月11日《申报》。
　　〔45〕〔46〕〔51〕《章太炎年谱长编》第864页。
　　〔47〕《章炳麟将赴奉》，1926年5月30日《晨报》； 《章炳麟今日可到津》，1926年6月13日《晨报》。
　　〔48〕黄大伟，早年留学比利时学习军事，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参军。
　　〔49〕张作霖1926年6月6日由奉抵津。
　　〔50〕《黄大伟将来京，在津访黎张》，1926年6月17日《大公报》；《黄大伟谒张作霖面递章炳麟函》，1926年6月19日《晨报》。
　　〔52〕《章太炎年谱长编》，第894、863页。
　　〔53〕《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45页。
　　〔54〕黎当时仍拒绝，李遂援笔代书一“黎”字。见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5页；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37页。
　　〔55〕〔56〕《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51、853页。
　　〔57〕《章太炎年谱长编》，第440页。
　　〔58〕《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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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黎元洪简介

黎元洪字宋卿，汉族，是湖北黄陂人，祖籍为安徽省宿松县。人称“黎黄陂”，中华民国第1任副总统、第2任大总统。世居湖北黄陂西乡、县城、东乡与北乡，1883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906年擢升暂编陆二十一军统领。武昌起义时，任革命军湖北军政府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后段祺瑞利用张勋将其驱走，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晚年投资实业。黎元洪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都督，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两任大总统和三任副总统的人。

1864年10月19日（清同治三年九月十九）生。

1883年（清光绪九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派往广东服役，充二管轮。

1888年随“广甲”编入北洋水师。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随舰队北援。坐舰被日舰击沉，黎飘海遇救，往南京投两江总督张之洞。

1895年应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电召赴宁，监修新式炮台，先后任狮子山等处炮台总教官，专台官。

1896年随张之洞回湖北，任炮台监制、护军后营帮带，参与训练新军。

1898年至1901年曾3次赴日本考察军事。

1904年，任护军前锋一、二、三、四营督带。

1905年12月，湖北常备军改编为两镇，黎任第二镇第三协统领官兼护该镇统制官。后随镇改编。

1906年任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领，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率部参加彰德新军秋操。

1909年以军界代表身份参加“湖北铁路协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黎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汉口、汉阳光复，各国领事宣布“中立”，才宣告就职。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黎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

2月，南北和议告成，与孙武、刘成禺、张伯烈等组织“民社”，任理事长，鼓动武昌和南京分裂；附和袁世凯定都北京；镇压“群英会”；为排除异己，将原8个师的军队改编为3个师。

8月16日与袁世凯合谋，诱杀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

1913年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

10月6日袁世凯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黎为正式副总统兼鄂督。但袁对黎在鄂视为心腹之患。

12月派段祺瑞到鄂，以“磋商要政”为词，迫黎赴京。被安置在瀛台，与之结为儿女姻亲以控制之。

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黎迁居东厂胡同，闭门谢客。

12月15日，袁册封黎为武义亲王。黎坚辞不就。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黎出任大总统。而国务总理段祺瑞独断专行，演成“府院之争”。

1917年6月，黎引长江巡阅使张勋入京斡旋。

7月1日张勋复辟，黎被迫弃职。

1922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皖系总统徐世昌，“法统重光”再任大总统。次年初曹锟贿选，逼黎下野。6月黎辞职赴天津。

黎晚年致力于实业，曾任中兴煤矿董事长、黄陂商业银行总董事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董事。投资企业45个，其中银行17家，工厂12个、煤矿6家，总投资额达200万元。又于武昌油坊岭等地购置大量田产。

1920年，黎眷念故乡，捐资拆迁黎家河祖遗的一间半屋，修建黎氏宗桐。内设孝义小学堂，聘请塾师一人，塾师工资及学生学杂费用，都由黎负担。

1928年6月3日黎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

1935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于武昌为黎举行国葬典礼，遗体归葬于武昌卓刀泉。

黎元洪戴帽开国纪念币_黎元洪戴帽开国纪念币鉴定

黎元洪书法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