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在 珣 

 

 

   由于视野的局限和观念的阻隔等原因，我们只能看见我们能够看到的事物，只能感知我们能够感知的东西，只能想到我们能够想到的内容，也只能欣赏我们能够欣赏的对象。借用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的一句话：“任何一种对象对于我的意义恰恰等于我的感觉所能得到的意义。”这就意味着，我们有时可能并不具备识别人才甚至天才的能力。例如，在我们这个传统负荷不轻的国度里，过分看重知识常常会影响我们对人才的判断。在我看来，不管是人才的培育、开发，还是创新实践、创建新理论，都要从破除对知识——一把双刃剑的迷信开始。

实际上，任何知识都只是人类对处于特定时空中的客观世界和自身的一定层面一定角度的认识，远不止冥王星被请出太阳系这个有名的例子。我们现在都知道，洗衣粉是不能含磷的，因为磷会造成严重的污染。但在此之前，含磷却是合格洗衣粉的必要条件。某一历史时期，含氟里昂是合格冰箱的前途条件之一，而今市场上根本看不到含氟的冰箱。所以，知识或理论永远在生长，永远处于生成中，惟其如此，它们才最乐于把每个时代最富有创造力的部分纳入自身——从古到今，知识或理论是一条自新的河流，因而根本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或学说，即便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公理，如因为红灯的波长看得最远，所以红灯停，也是这样。一旦时空条件发生了变化，还仍然停留在从书本到书本，从历史到历史的理性思考，就很难解答现实问题。知识，尤其是书本知识，对个体而言，从来不是，将来也永远不是越多越好。

拥有太多书本知识的人，与其说他面对的是一个真实鲜活的真正存在，倒不如说他身陷于知识符号的网络（陷阱）之中。生活在这个网络陷阱中的人，他心目（也是现实）中的世界就是知识的海洋。尽管知识可以汇成甘霖，沾灌众生，或酿成细雨，润苏心灵，或化作白云苍狗，点示人世沧桑，或内化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但许多人并未认识到，知识还有可能变成一种极端而残酷的专政，控制着人们的行为、思想活动甚至梦呓。当不断累积起来的岁月渐渐地将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转换为象牙之塔，一座由书本知识堆砌而成的高耸云端的象牙之塔时，拥有过多知识财富的人们，容易受一种超时间的、不变的、必然的东西的围挤，容易让并非不可挑剔的知识形成思维定式，养成思维惰性。这时，真实世界已被另一个“虚幻世界”，一个知识编织出来的世界取代了。人们眼中的“世界”不能再如当初那样，同现实世界保持着清澈透明的关系，它背叛了自己曾经忠实的东西。课本上说蜜蜂飞行时发音是由它的翅膀振动引起的，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去怀疑这个说法，都会相信它。可是，有一个小女孩抓来一只蜜蜂，剪去它的翅膀，发现它还是可以发音，然后用一个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了它腹部有一个专门的发音器官。由于课本上告诉了我们蜜蜂发音的原因，所以我们就相信它并打消了研究的念头。

在这种背景下，那个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挣脱这样那样的束缚，“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 （钱钟书语），从来都是值得怀疑的，至少是未知的。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指出：专业化导致了知识分子在教育体系中爬得越高，就越是受制于相当狭隘的知识领域，越倾向于技术上的形式主义，就越少历史意识；再则，专业化知识分子对于专业知识和专家的崇拜，使其无可避免地趋向权力和权威，转向权力的要求和特权，甚至流向被权力直接雇佣。专业化知识分子对于学术规范与权威的倚重，结果丧失了独立思考、自由选择与批判精神，并自觉不自觉地在思想意识与生活态度上顺从于规范与权威。法国思想家卢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读书太多的人最有可能成为自以为是的无知者。”更早的亚里士多德曾这样谆谆告诫一味贪图知识的青年人：“能够摄取必要营养的人比吃得很多的人更健康，同样，真正的学者往往不是读了很多书的人，而是读了有用的书的人。”

知识可以为力量的产生提供可能，但绝对不能说知识越多力量就必然越大；知识尽管可以为个体命运的改变提供可能，但绝对不能说学历越高，个体的命运就一定越好。不管是什么知识，都如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水、飞机和电脑等东西一样，实际上都只是人们生存、生活、工作的工具或手段。有人认为，对待知识应抱有这样的态度：学会辨别知识；需要时知道到哪里去找；明白任何知识都不等同于真理，而我们所热爱的，只有真理。1979年6月，中国曾派一个访问团，去考察美国的初级教育。回来后，在一份三万字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加减乘除还在掰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在他们手里，让地球调个头，好像都易如反掌似的。” 虽然在这份报告的结论部分有这样一句自信冲天的文字：“美国的初级教育已经病入膏肓”。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四分之一多个世纪过去了，那个病入膏肓的教育制度却培养了几十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一百多位知识型的亿万富豪，而倍受称誉的中国教育制度却没有哪一所学校培养出一名这样的人才。

知识能不能变成力量，能不能改变个体命运，还得看他们是不是掌握了有用的知识，还得看他们会不会运用有用的知识。因为掌握了有用的知识，因为能够有效运用有用的知识，并非饱学的19岁的比尔·盖茨能够创办微软，只有22岁的小青年创办了苹果公司；因为会用，与学富五车相距甚远的23岁的曹禺发表他的代表作《雷雨》，23岁的张爱玲已经开始了她的黄金写作时期；因为拥有必要的知识，还没有望见博学的26岁的爱因斯坦提出震惊世界的公式E=mc?。而没有掌握有用知识或不会使用有用知识的人，即便拥有再多的知识也与没有知识没有什么两样，知识更不会在这样的人身上转化成改变命运的力量。在贵州那个有名的状元村——一个只有600多户的山区小村，自1979年以来共出了500多个大学生。但就是这个村，85℅的人家仍然住着用茅草搭的屋，至少还有一半人没有完全解决吃饭问题。大学文凭到手了，但是这些实现自己文凭梦想的人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象的给予，文凭对他们的馈赠是极其可怜的。文凭除了带来贫穷和苦中作乐的聊以自慰外，究竟给予了他们什么？林语堂曾语重心长地提醒世人：“人生世上，最用得着一点常识，读书不可读昏了。”有一个比喻很好：渔船返港，伤痕累累，一半记录着暴风雨的印痕，一半记录着造船者的败笔。

有学者曾将乾隆皇帝倾全力打造《四库全书》的1773年至1782年这十年间西方发生的事情作了一个梳理，结果发现，西方不仅在人文领域卓有建树，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有着许多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贡献，如瓦特制成了联动式蒸汽机，德国建成了第一座首条铁铸路轨，人类还实现了用热气球的自由飞行……正是因为“我们在搜集古代文献，他在探索现代未知；我们在诠释，他们在设计；我们在抄录，他们在实验；我们在缅怀，他们在创造；我们在咬文嚼字，他们在田野勘察……”，所以，“半个多世纪之后，一场近距离的力量对比使庄严的中国文化不得不低头垂泪了”。

   这就说明，世间万物也很少理睬我们奉为万能的简单逻辑——有了扎实的知识功底，也就能够收获丰硕的成果；现实更不像我们常常描述的那样条分缕析、泾渭分明，而更像王蒙在《青狐》里借王楷模之口所说的，“历史有时候虎头蛇尾，有时候昙花一现，突然变脸，冷锅里冒热气。历史常常患流行感冒、疟疾、便秘，蛮不讲理却又怎么说怎么有理”。那种物化在书本上的知识可以学到，但是决定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实力却是学不来的。我们不仅需要书本知识、别人理论，更需要走出由书本知识、别人理论圈成的围城，呼吸新鲜空气，行走在可能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做些可能不那么顺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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