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在学校演了4场Cabaret，歌舞剧。我担任全场两个小时的钢琴伴奏。我两个星期前才拿到了200页的曲谱，于是最近基本没有任何的课余生活，因为一周的排练时间可能快接近15个小时了，一场排下来颈椎都是疼的。不过好在反响还算不错。

不过最近我跟周围似乎不是那么协调。我身上的电势好像跟周围不太一样，不论是我摸任何东西：图书馆的扶手，或者是学校里的墙壁或者花花草草什么的都能时不时地电我一下。有时候处于激发态我还会发发脾气。有一天我在食堂拍着桌子大叫大嚷，这是什么一个荒唐的学校，荒唐的音乐课！

 也许我在音乐上太神经了，或者说喜怒无常。我曾经觉得钢琴家是要带枪的，因为音乐和这个世界有时候是强权，反抗与征服的关系。音乐本身对音乐家没什么保护，这种保护有时候只能靠现实的暴力。

 音乐课的第一回 practicum我就拒绝参加，我给老师写邮件说我不知道让一窝人凭直觉写个四声部音乐是干吗。好玩？我觉得不好玩。后来Mr.Cornell笑着跟我说，听说你造反了呀。我说没呀，我只是自我保护。他当然并不是很理解，他只是说，个人的作曲只是很晚近才有的事情。

 马太受难曲我们听了一个多月，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干吗。也许我在音乐上太任性了，但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在不同的时期我要听什么，九月我需要斯克里亚宾，十月我脑袋里天天是勃拉姆斯，十一月是阿尔贝尼斯，鬼知道我十二月我想听什么。十月的某几天我沉迷于巴赫的托卡塔，但这和马太受难曲好像还差得远。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我要听什么，我不想听什么你灌也灌不进去的。音乐不是列个单子顺着听那么简单，什么音乐什么时候最适合走近你，你自己是最清楚的。

 充满音乐的生活是可怕的。一个月到处在放马太受难曲的学校我觉得我受不了，听音乐是个生理节奏的问题，跟sex的道理是一回事，对这种事情你不可能定频率，多少天一次，多少天要high，这是个生理节奏的事情，没办法列个单子事先定好，定了单子反倒没了兴致和胃口了。我跟无数人抱怨说，最近这个学校太吵了，到处都是音乐——这种生活太伤身体了。

当然我是很极端，我跟无数人抱怨的时候无数人都反过来跟我说，他们从音乐课上学到了些东西。也许对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没有这里的音乐课，他们是没有机会接触蒙特威尔第或者巴赫的。这也许确是件好事。

也许是到了大二我的自我意识开始和这个极端的program里的什么东西有些抵触了。加上我们读圣经的同时我还参加了尼采《权力意志》（顺带说一句，这个翻译似有误导之嫌),这差不多是一个精神分裂的组合，因为两边说的事情刚好彻底相反。不过有趣的是好像每回我有这种抵触的时候，都有东西来救我。大一的时候是Mr.Cornell和他的seminar，大二则是希腊语课和牙哥。

 牙哥和Mr.Cornell的魅力值不相上下，但是它们绝又不是一种风格。Mr.Cornell经常带着一种高贵而又有点狡猾的微笑。牙哥却通常一脸严肃，然后冷不丁丢出一个让你绝倒的point。Mr.Cornell上seminar经常四五个版本一堆，随便翻开一页都写得满满的。而牙哥的希腊语功夫虽也没的说，但上课的时候他只有一本字典和一本俄狄浦斯的希腊文版，连学生的花名册都从来不带。俄狄浦斯上面一个字都没写，随看随翻。

 我这个学期没有多少欲望跟新认识的tutor吃饭，跟牙哥算是唯一的一次。

上来聊了点高行健和文革作为暖场，我就开始说，我觉得这个学校不make sense。

牙哥却不慌不忙，掏出纸笔，“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干吗？”

我说“读西方文明。”

他开始画图，跟我解释seminar和数学，科学，语言课的关系，为什么st.john's要这么设置。他的解释到让人信服不少。不过我说，小孩子有必要被一个单子压迫着读那么多书？他为什么可以不按自己的兴趣选择读什么。按我的说法，我觉得我充满着创造力，我就要按照自己的冲动去创造，而不仅仅是读古书。

这几乎是st.john's最令人争议的地方。也是关于教育的一个基本争论。有个故事说是有人问过罗素，你觉得有必要让每一个学生都读莎士比亚吗。罗素说是的。那个人又问，那么如果有些学生不喜欢莎士比亚呢。罗素说我会去尝试让他喜欢，但是如果在这种尝试过后他还是不肯读，我想没有必要去强迫他读，哪怕是莎士比亚。

而哈钦斯等人当年似乎并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认为选修课制度是一种根本的败坏，一种放纵。这种极端观点现在只在st.john's等等少数地方被毫不妥协地执行着。

牙哥并没有直接地回答，他说他今年65岁了，他是28岁来到st.john's作tutor的，“当年我选听了一节课，我的感觉跟你有时候的感觉差不多，讨论一片混乱，没什么出彩的。于是我离开了。

后来学校的人劝我再来听一节，那一节课却十分精彩，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等到他们开会决定我是否能在这里当tutor的时候，他们当然问了我一堆问题，问完了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我说，这个书单，这个program看似完美，可是在实际中它能像想象的一样运作的好吗。当时的Dean Mr.Darkey回答说，在实际中它有三分之一的时候能按理想的方式运作。于是我满意了。”

然后他跟我说：“你回忆一下你上过的学，在什么地方有三分之一的课让你满意。”当然我知道这个“满意”的意思，如果你参加过st.john's最好的讨论课，你会知道什么样的课才能被称作“使你满意的课”。

他于是说：“我觉得三分之一已经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值了。就我的体验讲，我在其他一些学校，可能一个学期都碰不到哪怕一节令我满意的课。”牙哥以前可并不是吃素的，他是在牛津也呆过的人。

“有个词是我最近才想到的。”虽然他已经在这里呆了30多年。“叫作suspend yourself。”我不知道怎么翻成中文好，也许可以叫作“悬置”自己吧。他说，我们在st.john's干的就是这种事。“悬置”自己，是要为了找到自己。

可是，我问，“悬置”了自己以后你确定你能再找回来吗。

他说，当然！“I bet money.”

牙哥说话总是很霸气，谈话结束时他说，我的回答应该能使你满意了。

我说差不多。

他先是眼睛一瞪。然后说，恩，我喜欢，你当然还是应该有问题的。

跟他谈话以后我几乎垮掉了。我之后的好几节课都没有说话。“suspend yourself”当然也可以翻译成“把自己吊起来。”

牙哥的很多课令我满意，这个比例应该远不止三分之一。每当我有些沮丧或者愤懑的时候，他经常能让我觉得，留在这里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前两天他为了让我们体会俄狄浦斯的节奏，请了另外一个精通希腊语的tutor来，她一边跳着舞一边给我们分析希腊语的节奏。他还给我们读了Mr.Darkey在santa fe校区创建之时关于st.john's 的语言课的论文，里面有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 这句话大概是

“ you have translated the text, and the text has translated you.”

Mr.Darkey 前几天以近90高龄离世，他的追思会在我们Cabaret的一次排练之前。我在门口踌躇良久，最后壮着胆子开了门进去，听到演讲人正在读他的作品，而且他居然刚好读到

“ you have translated the text, and the text has translated you.”

一瞬间我好像觉得是在梦里一样。

感恩节好像鬼节似的，学校里一半以上的人都走了，好在昨天下午Mr.Cornell邀请我们去他家吃感恩节晚宴。之前他还说因为我们来要把家里的钢琴好好调一下。我说你想听我弹什么呢。他说恩，斯克里亚宾吧，还有我自己写的几首曲子。

Mr.Cornell的家并没有想象中的大，但是很温馨。他只有一台雅马哈的立式钢琴，比起我去的一些tutor家差了不少（Mr.Pesic家两台斯坦威三角；以Mr.Cornell的威望和气度，我们还是觉得他的房子有点小了。）

我们海侃神聊，虽然不时有点拘谨，毕竟是神一样的Mr.Cornell家的感恩节晚宴。我们聊奥巴马前两天在紫禁城，聊亨利柏格森，聊斯特拉文斯基，他居然把春之祭的钢琴改编谱拿出来叫我弹了几下。还放了他的夜莺之歌。又说到德彪西和拉威尔，他把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拿出来，我们即兴弹了里面的一首四手联弹。

顺便说一下，Mr.Cornell从来没有正规地学过钢琴。

然后他又让我弹了个东西，还不给我看封面。我猜到应该是他的作品：一首唯美，安静的诗一般的曲子。虽然写的漂亮但我还并不太为之惊讶。但是他后来给我看的东西则完全令我目瞪口呆，他写了很多技巧性很高的无调性音乐，不但有钢琴曲还有五重奏，有的还用了日本音乐的调式。曲子成熟的程度完全不能想象它们出自一个非科班出生的作曲家。

有时候我自以为对Mr.Cornell了解的够多了，但很多次我都发现我还什么都不知道。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个科学家(他最早是芝大的科学史教授，且他对科学史的兴趣起源于李约瑟）。后来我为他掌控seminar的艺术——那真正可以叫作“艺术”——而拜倒，以至于有时候甚至觉得他头上都有光晕了。今天我居然发现他其实更是一个作曲家。

他跟我们说，其实他小时候的梦想之一，是电影配乐。

他的太太负责晚宴。老实说这几乎是我到美国一年半来吃过的最正式也最美味的晚宴（我从来不觉得美国的食物可以被叫做“美味”）。吃到一半Mr.Cornell居然跑去翻出来了点蒙古音乐。他一放我和哈米同时惊叫，居然是腾格尔。

于是我们在美国的沙漠中，听着草原上的腾格尔，吃着神一般的Mr.Cornell家里的火鸡，度过感恩节的夜晚。

晚餐之后我给大家弹了两首斯克里亚宾。临走的时候我问Mr.Cornell，他能不能再上一次亨利柏格森。他说

“No,since I always want to go to some new places.”

不久以前列维施特劳斯去世了。巧的是这个暑假我刚读了他的《忧郁的热带》。这本书放在我的书架上其实已经好几年了，我一直没去读，而这个暑假我突然觉得，老先生100岁了，我想趁着他还活着的时候能够读一下他。

也许有人觉得这有点矫情。但是当你读一本书并且很喜欢的时候，那个作者实实在在地还和你同在一个世界上，在心理上会有种很微妙的影响。毕竟他的书就在你手上，你有时候甚至会觉得他确实躲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说不定哪天他还会突然蹦到你家里来呢（即使他已经100岁了),而对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作者你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这种可能性毕竟已经不存在了。

芝大和大英百科曾经出了一套60本的人类“大书”全集，可想而知什么人的什么书能被选到这仅仅60个名额中。第一本当然是荷马，然后当然什么柏拉图呀亚里士多德呀索福克勒斯呀一直到康德黑格尔尼采爱因斯坦，最后一本的最后一个名额留给的是列维施特劳斯。今年刚开学的时候我去图书馆翻这套全集（在我们这样的学校它当然是摆在最醒目的位置上的），发现列维施特劳斯是里面唯一一个还活着的作者。

（当然我还发现的是，我们在这里的读的都是死去的老白人的书；后来哈米纠正我说好像不对，想了半天原来里面还有简奥斯丁和伍尔夫，杜波依斯是黑人。）

过了几天又在留声机上读到女钢琴家拉罗查去世的消息。我对她弹得伊比利亚情有独钟，我带来美国的CD可能只有五六盘，其中就有她的伊比利亚。

那两天脑袋里对音乐的印象几乎是僵死的。但是当我读到她说的一句话后，脑袋里的某种东西逐渐复苏。

她大概是说，西班牙音乐有自己特有的节奏。巴赫和莫扎特都有他们自己特有的节奏。你不会弹巴赫和莫扎特，也不会弹西班牙音乐。

节奏和拍子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事情。拍子是机械振动，节奏是律动，是生命。

然后我冲到图书馆去听她的西班牙音乐，我觉得我逐渐活过来了。我那两天弹了几十个小时的Cabaret,几乎睡觉到醒过来脑袋里都是那些音乐，现在我听了拉罗查两分钟，我居然很长时间想不起来那些音乐，甚至它们是怎么哼的都想不起来了。

我知道我里头到底需要什么音乐，什么是我的节奏，我不能拿我自己的命开玩笑。

她确实不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我确实觉得她还在哪个地方弹着琴，因为我听得见，她确实是还在弹着——我拿我的命跟你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