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两个月前发表在澎湃《思想市场》专栏：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606026）。现也贴于此，谨以自勉。）

转眼进入我在芝加哥大学读博的第五年。与很多同学博士阶段在特定的一个领域精耕细作不同，我至今仍然不完全清楚，如何用最清晰的语言来界定我这几年的研究和学习。用既有的标签简单概括，我现在在芝大心理学系里的一个神经科学的实验室里，游走在计算、认知、和社会语言学的边界——博士第五年，居然依旧在学科之间“游走”，既有乐趣，也有风险。我经常反思，我何以走到今天，这条路以后又会通向哪里。

我的本科、硕士、博士三阶段读的东西看似完全不相干。本科阶段，有些阴差阳错地去了美国的一所文理学院读西方的各门经典，不仅有传统意义上被称作”经典“的文史哲作品，还有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这样的古今数学和自然科学；硕士学的是钢琴演奏，在硕士阶段又机缘巧合，接触到音乐学和语言学在当代多门学科中的对话，在很短的时间内，兴趣由此转向神经科学。

我所接触的学科看似驳杂，但是我内心一直清楚自己的基调与底色。我自己最感兴趣的问题和问问题的方式，也从来没有大的变化。从本科之时我最关心的问题，一个是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从何而来，另一个是把它们用来问与人有关的问题，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用公式、方程、计算机建模、统计实证诸类方法，来研究比如人类的语言能力、文化与社会的变迁、艺术上的创造力等等，已经早就不再是新鲜事，但这样的研究很多新颖有余，却争议颇多，褒贬皆有。 不同学科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很多也已经十分深入和细致，像哲学中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数学化与哲学与人之关系的反思、斯诺对科学与人文之冲突的概括、社会科学里对量化与质化的争论，都在不同的时期对我有过强烈的吸引。

本科读不同学科经典的经历，加上我自己的性格使然，让我一直能有面对和反思基本问题的导向。而博士阶段，我几年经历下来的体会，最困难的是怎么样把根本、但是过于概括的一般问题，变成可以实际引导具体学科里前沿而又琐细的专门研究的实际动力。博士的研究与其他阶段的学习不同，旨在培养具有特定领域专业技能的人才，进入到相应的学科里解决专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本科时打通学科、注重培养通识和培育人格的教育，与博士阶段的专才教育的取向恰恰相反。我进入到博士班后一两年，读了上百篇专业论文之后，才至少在理论上比较清楚地掌握了我们实验室研究的主要方向——哺乳动物嗅球的电生理机制研究的各种前沿问题与方法。当然我也看到这个研究方向上的鼻祖极人物，如何五十年如一日，还在解决像两种特定细胞之间的神经回路机制这样的基础问题，在实证中投入一生，缓慢地取得微小、暂时、却又扎实的科学进展。当然，对我自己而言，接踵而来的是要首先在心理上和个人选择上问自己，如何处理在如此专门、甚至琐碎的研究细节，和我自己觉得重要但却宏大到难以找到落实之处的“大问题”之间，令人咂舌的鸿沟。

这样关于大问题如何“落实”在小地方的思索，我在申请博士班之前已经有所意识，并且写进了我的申请文书。当然里头具体谈的是我在自己都粗通一点的学科——语言学、音乐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之间，看到的冲突与分歧。甚至在神经科学之内，研究神经细胞和研究语言脑区，或者研究大脑的生物属性和计算属性，在很多大学都分属不同的系别，也往往意味着需要不同的学术观念、假设、和训练。

不过，学术生活的精彩可能也在于，不管之前有多少反思和准备，也会有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人生的精彩当然也莫过如此，不过在学术生活中，我到现在的体会，是“意外”——不管是无法预料的挑战或是惊喜——似乎更经常容易发生，即使在成熟的领域或者学者身上也可以如此。当然和生活中一样，面对种种意外的姿态，是防御还是拥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而我在芝大几年，之前没想到的，现在回想又特别重要的两个“意外”，一个来自学校本身，另一个是跟自己相关的学科这几年的发展。

我来芝加哥大学前对它的声望已经有相当了解。不过研究生院的生活，不管在哪一个学校，最普遍的情况是导师的作用远大于学校。但我一入校便注意到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芝大的博士生在网上系统里选课，学校所有系别所有阶段的课程原则上都开放，并不受导师或者学院控制。美国的其他很多学校，哪怕博士生免学费并有助学金，跨系别修课、或者在项目要求之外额外修课，会需要系里或学校的审批，很多还需要缴纳额外的费用。而芝大对博士生免除了所有这些障碍。

当然，博士生的主业并不是上课，而是做研究。课上得太多，很多时候会耽误做研究的时间——这是很多资深博士生导师对低年级博士生的忠告。不过对我来说，若没有芝大慷慨到通往任何课程都几乎无障碍的选课通道，和研究生阶段依然都存在的跨学科和系别交流的机会和努力（这样的机会和努力同时体现在研究和其他的行政手段上），我不会有那么容易的机会去计算机系、哲学系和文学系等等正式修课，与不同系别与背景的老师和同学交流，更不会有在人类学系通过数门语言人类学的课程，找到新的视野和方法，可以重塑传统上认为只能在认知和计算语言中研究的问题。

另一个意外，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学科大趋势：人工智能学科近几年的迅猛发展，让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语言学、心理学有了新的对话的可能和动力。这样的发展带来的新的走向、新的学科整合的可能，让我在博士阶段头几年上，凭直觉或兴趣选修的一些课程和探索的问题，居然最终能像拼图一样拼起来。我博士头几年在不同学科里的经历和训练，又能让我在有些浮躁的人工智能热潮中保持相对的清醒，也有能力整合出自己独有的问题和研究方案。我最终的拼图，是将一个历史语言学的问题用最新的计算语言学中的方法重建，但是问题的出发点却并不是技术与应用，而是现代语言学泰斗之一索绪尔提出的一个基本的语言问题：语言在历史的大尺度上为什么会有历时的变化；而我所探索的问题的落实之处，在整合语言的认知与社会属性中，这两个属性之间到今天都有巨大的鸿沟，索绪尔当时已经有所意识，但却没办法解决。我的尝试是，把最新的人工智能和计算语言学的进展，用索绪尔和历史语言学的问题，去重新整合认知语言学与人类学20世纪后半叶提出的语言与感官如何关联的问题，且希望这样的工作能在之后，反哺计算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现在遇到的一些瓶颈。先不说最终的成败如何，我现在的研究计划，已经完全超过了我在博士班头几年的想象，也超出了我导师的日常研究范围。而我的导师对我采取的态度非常开明和包容，除了有时给我忠告，告诫我不要太放任自己无尽的探索欲和兴趣之外，并没有更多的限制。当我一次次兴奋地谈论着对自己的研究课题的每一步设想，有时超越了她自己专长的领域时，她一边仔细理解，提出颇有挑战的问题，一边鼓励，还在她并非最懂的跨专业问题上积极地帮我联系其他教授，甚至有一次跟我说，我让她学到了新的东西，她也赞赏我说服了她接受之前没有重视或意识到的研究问题和思路。

因为我的选择与很多人不一样，有的朋友会称赞我的独特和个性，我有时也会因为这样的赞许而高兴，甚至有自鸣得意的时候，但清醒的时候自知，自己做的选择，收获的果实自然归自己，但是遇到困难也难以参照别人的既有经验，多半要靠自己解决；真要有所失误，付出的代价也得自己承担。种种的机遇甚至意想不到，让我走到现在，面对自己独立摸索出来的研究课题，欣喜与烦恼并存：提出新的问题与方案，与最后的实现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接下来可能的惊喜或波折也都还是未知。几年下来，甘苦自知，倒也心甘情愿。

不过，我从本科起跨越多个学科与学校，最大的收获也许还不在学业本身，而是对学问和学问背后的人的反思。能成功走进不同学科顶端的学者，当然有共同之点，却也有更鲜为人知的学术取向、甚至观念与性格的诸多异质，而这样的种种不同，有时导致的是迥异的选择和人生。我也想过，做一个学者，和从事其他行业，比如艺术家、商人、医生、消防员的人生和价值，到底有没有可比性？博士虽然在学历上算是最高，但是在人生和自己的行业里仅仅是开始。从这一点讲，发表第一篇论文的博士生、和第一次登台的钢琴系学生、赚了第一桶金的创业者、或者救治第一个病人的医生和扑灭第一场大火的消防员，也并无大的不同。我想了想，觉得理想的学者生活，如果有和其他行业佼佼者不一样的地方，也许是同时需要一种舍我其谁、排他似的个人性，和另一种兼并包容、虚怀若谷的开放性。这种持续一辈子的要把两种极度冲突的特质调和，不断失败又不断再尝试调和的努力，在我钦慕的一些最好的学者身上体现尤甚，我在自己在学科之间的挣扎与探索的经历中，也对此算有了些粗浅的体会。不管今后世俗意义上学术有多少成功，这样在为学上的理想，于我也是种人生上最大的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