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我从前对名校和名人是有情节的，现在对这种情节，也并不是完全能免疫。我本科开始在美国留学，而留学的圈子里没有办法避免谈论学校的名气、排名、和所谓的知名校友。我之前的本科学校并没有名气，但是美国学校的排名榜五花八门，后来我愣是能在一些排名榜的最前几名找到我们学校的位置。我现在记得的还有两个第一：美国本科学校毕业生里人文博士产出比率的第一，和美国课业最艰苦的本科第一。当时自然有本能的骄傲，但是后来自己都开始觉得好笑，排名是人排出来，标准是人定的，无所谓“客观”和“准确”。这倒并不是说统计和数字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排名的前提是把统计数字、特定的指标、和学校的所谓”好坏“之间先划一个心理的等号；如果还要加一层，那就是把学校的好坏，和上学校的人的好坏也划等号。这些个等号上要不要先画个问号，有时候是人们不太愿意问的问题。这倒并不是因为谁不聪明，而是因为人的惰性：判断一个学校、或者一个人是个怎么样的人其实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有了个可以划等号的指标、或者简单明了的数字，可以省好些力气，就得到一个明确而又容易的答案。

我博士到了芝加哥大学。芝大当然是所谓的”名校“，现在的US news的本科排名是美国第三，录取率越来越低、学费几乎美国最高。不过芝大在民间的名气当然还不能和哈佛耶鲁相提并论，芝大在指标上最拿的出手的，也最爱被人谈论的，便是知名校友、诺贝尔奖的人数、还有各种独一无二的芝加哥学派。进入芝大校门之前，我对以上种种，是有喜悦的。我想象过在和我学生时代书本上读到的一个个英雄们共处一个校园会是怎样的感觉。不过进入校园后的第一天就发现，其实还真没什么感觉。想象只是想象，杨振宁、罗素或者奥巴马先生在过芝大，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帮你找到学校的公共汽车站，便宜的超市或者舒适的房子，而这些是不管上什么名校不名校，生活中都必须要面对的主要问题。至于学业，一切的问题都要自己面对，芝大有90位诺贝尔奖得主，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在芝大，就更可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看看他们的画像和照片，对写论文和考试也带不来任何的轻松或灵感。

斯人已去，但很多跟他们有关的事物都还在。我到芝大的第一个暑假，读赵元任先生的传记，里面居然详细地记录了他在芝大公寓的地址，我一看，在我57街的实验室后面的一条街上，旁边的房子是里根的旧居（已被拆掉）；某位教授也跟我们说过闻一多30年代在芝大寓所的具体位置，以至于有一回我路过那儿去买菜，不由向那个普通的三层小楼不住地打量。当然学科整体名气最大的，当属芝大的社会科学学部。社会科学部的好几个最知名的系，经济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等，在芝大社科最鼎盛的时候都在一个很狭窄的哥特式建筑的2到4层——前几年，芝大社会学教授阿伯特去北大谈”芝大的社会科学何以长盛不衰“，还特意从这个建筑上找了找原因。不过我私下听到的一个说法是，空间上，社科学部曾经出现过人类智慧密度最高的一个场所，那个场所里短暂而私密的学术交流和非学术交流也许对20世纪人类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过不止一次决定性的影响。那个场所是3楼的男厕所，因为整个楼的男厕所只有两个，一个在3楼，一个在地下一楼。2到4层各个领域和学科的大师们方便的首选就只有一个（那个时代在那栋楼里或附近有名号的大师，除了阿伦特以外都是男性）。我在那个楼里上过课，3楼的男厕所当然是去过多次，我在那儿做的事儿和当年弗里德曼、哈耶克、施特劳斯、何炳棣、格尔茨在那做过很多次的事情估计差不多——不过亲自的体验下来，和在其他地方做同样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区别。以前看过有人写自己去开世界数学家大会，会议间隙去上厕所，结果左边站的是丘成桐，右边是大卫格罗斯，搞得自己跟本尿不出来，嗯，还是心思太复杂了。

说白了，名人也是普通人，名校的厕所也就是个厕所。不管是名气如雷贯耳的大师还是我们实验室每天要来换垃圾桶袋子、只会几句英文的波兰裔大妈，不管是诞生了好几个诺贝尔奖和不同领域的扛鼎之作的社科学部楼还是它的卫生间，都是芝加哥大学的一部分。在大师们呆过的地方学习大师们的作品，或者在同一个地方跟他们撒过尿，都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多余的进步和光彩。这个道理好像明显的不得了，但是人，哪怕很多所谓的聪明人，好像都犯过这样的错误，包括自以为聪明的我。

不过，芝大当然还有很多活着的“名人”，也有很多活着的名人来芝大——这些名人很多可能因为还没有成为历史，或者在学术之外缺少出名的元素，和所谓芝大最响当当有名气的历史人物比好像还不能相提并论——有的我听过演讲，有的有一面之交，有的上过课，有的只是遇到。要说我没有相识，但是又不知什么原因一次次遇到的”名人”，一个是2013年诺奖经济学得主汉森，另一个莎士比亚专家贝文顿（David Bevington)。有一次遇到汉森，是我带着父母参观芝加哥大学校园的时候。我们坐在芝大布斯商学院门口的椅子上休息，看见他略微驼着背，若有所思地缓缓从我们面前走过去，他刚要走远时，我悄悄跟爸妈耳语，说刚才过去的是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我爸爸似乎蒙了一下，盯着他的远去的背影看，好像没有想过诺贝尔奖得主还会走路似的。

而贝文顿先生，我听说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有能力编订莎士比亚全集的人。这样的实力我是无法实际地估计的，只能徒劳地想象。让我更加知道贝文顿先生是什么样的人，一个是听说他总是更愿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而不坐汽车，另一个是他对音乐的热爱。注意到这些当然是因为我在这两方面也与他有共鸣。不过我没有在公共车上遇到过他；他一直在芝大的学生交响乐团里拉小提琴，但我不在乐团里，只是听说他与比他小四五十岁的学生一起拉琴，完全没有架子。另外，作为莎士比亚和中古英国文学的当代巨擘，他去年依然给低年级本科生开设莎士比亚的通识课程。

我多数见到他的场合，是在听音乐会的时候。芝大本身有自己的音乐厅，每年都请得到世界各地的知名艺人来演出。由于学业繁忙，哪怕音乐会就在自家门口，我自己每年去的次数不会超过十次，但我有多次都看得到贝文顿先生，有时是开场之前，有时是中场休息或是散场之后。我虽然与他并没有结识，但我知道他长什么样。音乐厅并不算小，每回音乐会都有上百观众，我不会刻意寻找，但却经常能注意到他：我们居然多次坐在相邻的区域，或者在相近的时间，从同一条走廊到达、或离开音乐厅。

今年二月份，钢琴家罗伯特列文和大提琴家Isserlis来芝大演出贝多芬大提琴奏鸣曲全集（钢琴用的是贝多芬时代的早期钢琴）。列文是活着的巴洛克和古典时期音乐最知名的研究者和演奏者之一——我之前在音乐学院就久仰他的大名，我当时的老师跟我说，列文在一次演出中当场要了一个观众的电话号码，然后他根据这个号码即兴四声部赋格，我的老师说他不知道活着的人中，还有谁有能力做这样的事儿——那场音乐会，我坐在音乐厅前场的一个入口旁，迟到的观众不时会通过那个入口悄悄进来。已经过了两个乐章，音乐依然在进行，那个入口的门悄悄被打开，走进一位迟到的老者，我看出来了是贝文顿先生。因为乐章还没有结束，他打开门进来以后，不想进场打扰到其他的观众，就小心翼翼地关上门，默默地站在那儿，立在我旁边，好似给贝多芬和列文致敬一样，一动不动，听着台上的音乐。我的思绪霎时不能集中在音乐上了：在我面前的场景，是可能是世界上活着的最懂莎士比亚的人，听不远处的台上，可能是世界上学识最渊博的巴洛克和古典时期音乐家的演奏。这样的相会，我不知道贝文顿先生有没有意识到，但是除了他之外，也许只有我看到了。贝文顿先生作为一位88岁的老人、学术泰斗，就这样在我旁边站了足足快有十分钟，等乐章结束，才缓缓走进场内找自己的座位。

昨天收到芝大的官方邮件，说贝文顿先生于8月2号在自己芝加哥的家中去世。对于芝大来说，这是又一位”名人”陨落的普通新闻——哪怕这样级别的教授去世，在芝大也并不少见，贝文顿先生只是其中的一位，而且肯定不是最知名的一位，他的谢世在芝大以外也几乎也没有媒体报道。小到日常生活大到国际局势，8月2号和其他的每天一样，有那么多事情发生，大家为自己一亩三分地的事儿，还有每个人认为重要的事儿都忙碌的不可开交，即便在芝大也不会有太多的人关心莎士比亚，更何况一个编书的老学者。而人们有时候闲下来，关心起名人、名校、大师、学派来，其实关心的，多半只是自己。而我那么注意与贝先生的偶遇，也许也只是在关心自己吧。不过，他站在我旁边默默听音乐的场景，让我心里为之一颤的原因，肯定不仅仅是因为我能离这位当代的“莎士比亚先生”如此之近。之前我想象过和他的偶遇就会这么持续下去，他也会这么一如既往地来听音乐会，也许有一天，我还会有机会跟他打个招呼，说个话儿，我不会敢跟他谈莎士比亚，但是我可以告诉他我也喜爱音乐，我也爱坐公共车，我们还有那么多次光用偶然不能完全解释的相遇。如今，哪怕在想象中，也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David Bevington (1931 - 2019) 来自芝大官网的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