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之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许听上去非常自然，然而在美国的很多大学里，什么是“文科”却并不那么容易界定。笔者所在的芝加哥大学，语言学系和文学系同在听上去最“文科”的人文学部下，但是语言学系里既有学者用数理逻辑方法做形式语义学，也有学者专攻计算语言学，还有教授在墨西哥玛雅地区、俄罗斯远东楚科奇地区研究和记录少数族裔的濒危语言；而英语系不光有研究莎士比亚的资深教授，也有研究甚至设计电子游戏的年轻学者。至于本来在社会科学学部中量化之风最甚的经济学系，最近的势头却是很不“理科”的行为经济学的兴起——2019年芝加哥大学因行为经济学获得诺贝尔奖的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教授在当时接受采访时跟记者说，他的数学并不好，也不太喜欢数学，但是行为经济学却给整个经济学带来复杂数理模型所不能给予的新方法与新思维。

                                                                                                        芝加哥大学

        与“文科”的模糊界限相呼应的是，芝加哥大学的很多数理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教授也不容易用“理科”界定自己的研究和身份。计算语言学家约翰·戈尔德史密斯（John Goldsmith）教授既研究计算方法，也研习手语，在不同的时期，他既做过语言学系的系主任，也做过计算机系的系主任，他与芝大的语言人类学宗师迈克尔·希尔弗斯坦（Michael Silverstein），和哲学家与诠释学家保罗·利柯（Paul Ricoeur）都有深厚的友谊——他还曾经说过，在更早的时候，对他研究语言学影响最大的，在专业之外是哲学家萨特和海德格尔。生物物理学家和神经病理学家史蒂芬·麦里迪斯（Stephen Meredith）除了自己在实验室的研究以外，也在芝大神学院教授宗教伦理，开过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与中世纪神学家阿奎那思想的课程。芝大神学院的一次年度演讲请来的是神经科学系研究孤独感大脑机制的资深教授；同样我也听过不只一次，生物学、神经科学的实验室会请神学院、哲学系的教授到实验室给导师和学生做报告。我亲临的一次芝大医学院的专题演讲，邀请的是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系主任、以研究黑格尔哲学著称的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教授，他给医学教授和医学生讲授生命伦理和自由意志等等并不算浅显的哲学问题。

        不用说，上面提到的所有学者和教授，做好专业方向之内的“本职”工作是他们做教授的首要任务和基本要求，但是他们在专业之外还触类旁通，既不是为了玩票，也不是为了“跨学科”的虚荣，而是很多时候，超出专业，跨越所谓“文理”的狭隘之分，恰恰是他们做好专业学问的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说上面我列举的“跨学科”研究，有些在学院之外听上去还显得抽象或者不那么近地气，那么最近的新冠疫情、全球变暖、人工智能社会等等我们普通人都熟知的案例，其问题的严峻和复杂程度更不是传统的学科分类所能应对。我在芝大所见过的这几个方向的研究会议，所邀请的学者都超越文理之分，也根本不关心学科之间要不要比个高低这样的问题。他们对话的方向融合数理模型、人文洞见、实证观察、与实践中的参与和决策。我看过另一位芝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汉森教授（Lars Peter Hansen）在这样的场合发表的反思经济学模型中统计方法的会议论文，他在论文里感谢的学者中，包括哲学系研究生物哲学的教授罗伯特·理查兹（Robert Richards），和社会思想委员会以研究亚里士多德和弗洛伊德闻名的哲学家乔纳森·李尔（Jonathan Lear）。我看到的芝大以及美国其他大学的很多一流学者都有这样的清晰意识：那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很多最为困难的问题与挑战，数理模型的一算了之难免会误入歧途，人文理论的批判也许会流于空泛，实证观察难免会淤泥于经验的琐细——只有在自己的学科之外看似不能了解之处了解，有时候甚至在意想不到的方向上展开交流的空间与机会，从开放和谦虚的沟通中“集思广益”，才有取得很多专业研究中更好进展的希望。芝大医学院今年一整年的关于新冠疫情的论坛，从医疗改革、政府决策、到医学伦理、公共卫生史、疫苗分配、政治理论等等问题的学者悉数登场；在几场关于人工智能的会议中，计算科学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同台报告；在关于全球变暖的会议上，发展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气象学家、政治理论家同时出席，或针锋相对，或互相启发。

        平心而论，国内的跨学科交流比欧美的同行要多好几重困难。自然科学和量化科学在改革开放之后最受重视，结果之一是这些学科比起国际上同行的一流水平相比，差距越来越小，像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工程等领域，早已经有不少本土学者，有的学科分支甚至已经有不止一代人跻身国际领先水平。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里的非量化研究，很多时候还因为文化和语言的原因，或者发展没有大的起色，或者和本学科的国际同行都缺少交流。也因为这些实际中的发展不平衡，很多做自然科学或量化社会科学的学者，在学生时代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很多欧美大学本科生就能接触到的一流人文学科的训练，在之后进入更专门领域做研究，也更难了解到高水平的非量化社会科学研究，或欣赏到顶尖的人文学科研究究竟是什么样子。很多遗憾的误解也由此而生。

        不过，对于很多高水平学者之间跨学科的交流，好些时候外人乍一看来，似乎经常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或者用处。也许有人会问，美国有那么多“超越文理”的好学者，为什么经济危机照样发生，疫情或种族问题解决的甚至不如很多发展中国家？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问题也许出于对“学者”身份的误解：学者所能做的，并不是给任何一个热点问题或者棘手的社会问题以“短频快”的灵丹妙药。学者所做的工作，很多时候要面对复杂、寻找盲点，很多时候甚至要以一己之力抗拒专业内外群体性的偏见和遗忘。这些工作需要持久的耐力、非凡的创造力，和长期的训练和经验，即便它们中的少数最终也许会被大众了解一二，但具体工作的绝大部分只能在公众的兴趣和注意力之外。2003年的“非典”疫情过后，中国科学家默默花了15年，直到2017年才基本完成溯源工作对外公开；美国抗疫的领军科学家福奇博士，早在80年代就已经是里根政府应对艾滋病危机的首席顾问，但直到这次的新冠疫情，他的名字才在专业之外被广为人知。学者的这些特质，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学科，更不限于所谓的“文科”或者“理科”。专业的具体划分，很多时候有历史原因和诸多社会和体制因素制约，但是好的学术问题，不管是抽象的理论问题还是具体的实践问题，人为的学科划分只是起点和桥梁，而远远不是解决方案。好的学者既会有超越前人学科划分和问题划分的意识、能力和勇气，也有视野和胸怀，能看到自己掌握的专业方法面对所要解决的问题时候的沧海一粟。现代高度分工的专业学术间虽然让相互了解非常不易，但也应该持续和耐心地创造交流的机会，培养沟通的好奇心，促成善意沟通的体制和社会环境。专业性的学术工作本已不易，浮于表面的文理之争，结果只能是让彼此的眼界和心胸都更加狭隘，于“文”于“理”都全无好处。

        在芝大，跨学科、跨领域的交流，不管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也不全是热情友好，有时候也会到唇枪舌战、或冷眼相视的地步。50年代的时候，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Leo Strauss）同在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共事，最近的历史研究表明他们至少在公开场合只以冷漠互相对待；90年代初，同在芝大的自由主义哲学家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和保守主义哲学家布鲁姆（Allan Bloom）在报纸上和学校里公开辩论、互不相让；在几乎同样的时期，擅长艰深数理模型的芝加哥经济学派领军人物之一贝克尔（Gary Becker），和强调经济活动必须放在文化中才能理解和研究的芝加哥人类学派的领军人物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学校里有多次公开的辩论，据说当时辩论的气氛还算友好，但是辩论的内容两边最终都没有以成型的方式公开发表，他们之间的学术分歧直到今天也在芝大的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中传承和讨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术争论从来不以贴学科或学派标签为乐事，更不以嘲讽和打压为目的，这些辩论都发生在同一所大学，甚至同一个系里（笔者知道的类似例子在其他学系或学院之间还有好几个，限于篇幅不再敷述）。芝加哥大学有意识地把观点不同、甚至意识形态相左的一流学者放在一起，和而不同，斗而不破，很多学术争论既持续几十年，却并不影响学者们在学术之外的个人友谊——相反，顶尖学者专业上的“较真”与超越学科边界的胸怀，以及这些争论所创造出的同时追求顶尖专业学术研究的远见和超越专业学术藩篱的包容氛围，不管在我读到的历史材料中，还是在学校的亲眼所见里都深有体会。哈耶克受聘芝大之时在学校的第一场演讲，物理学家费米（Enrico Fermi）和他的很多科学家同事悉数出席；天文学家钱德拉塞卡（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的物理学演讲，台下坐着许多他文学系和音乐系的好友；努斯鲍姆关于政治哲学的讲座，有菲尔兹奖得主、代数几何学家吴宝珠（Ngô Bảo Chau）前来聆听；研究中国商周考古的东亚系教授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会从研究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的音乐系教授格赛特（Philip Gossett）那里汲取灵感。顶尖的学者们，不会为学科、学派、主义的标签画地为牢，而是带头打破这些边界，尤其是自己学科和自己头脑的边界。

（本文首发于2021年4月29日澎湃新闻《思想市场》专栏：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35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