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读历史大师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说是他们那届庚子留洋的史学方法科目的考试，由陈寅恪先生出题。共三题，其中第二题是中文和英文互译，中文翻译英文选的是蔡元培《中国人的修养》中讲 “舍己为群” 的一段文言文，而英翻中的考题，是下面这么一个讲科学的段落（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试着自己翻译）：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ssage into Chinese:

“Whoever, working at any scientific problem, has occasion to study the inquiries into the same problem by some fellow-worker in the years long gone by, comes away from that study humbled by one or other of two different thoughts. On the one hand, he may find, when he has translated the language of the past into the phraseology of today, how near was his forerunner of old to the conception which he thought, with pride, was all his own, not only so true but so new.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ideas of the investigator of old, viewed in the light of modern knowledge, are found to be so wide of the mark as to seem absurd, the smile which begins to play upon the lips of the modern is checked by the thought. Will the ideas which I am now putting forth, and which I think explain so clearly, so fully, the problem in hand, seem to some worker in the far future as wrong and as fantastic as do these of my forerunner to me? In either case his personal pride is checked. Further, there is written clearly on each page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s, in characters which cannot be overlooked, the lesson that no scientific truth is born anew, coming by itself and of itself. Each new truth is always the offspring of something which has gone before, becoming in turn the parent of something, coming after, in this aspect the man of science is unlike, or seems to be unlike, the poet and the artist. The poet is born, not made; he rises up, no man knowing his beginnings; when he goes away, though men after him may sing his songs for centuries, he himself goes away wholly, having taken with him his mantle, for this he can give to none other. The man of science is not thus creative; he is created. His work, however great it be, is not wholly his born; it is in part the outcome of the work of men who have gone before. Again and again a conception which has made a name great has come not so much by the man’s own effort as out of the fullness of time. Again and again we may read in the words of some man of old the outlines of an idea which in later days has shone forth as a great acknowledged truth.”

        何炳棣先生说他自己考证不出这篇文字出于何人之手。我后来再读，觉得短短一段文字给我如何理解科学之进步问题的启示，胜过好些当代科学史专家一板一眼的狭隘文章。而能说出 “the poet is born, not made” 和 “the man of science is not creative; he is created” 这种话的，应该并非一般人, 但如果是非凡之人或非凡之作品，何先生怎么又会无法知道出处。拜今日高科技所赐，我得已轻易找到当年史学大家都没考证出的文字出处。而结果却令我大跌眼镜。

        这篇文字的作者是19世纪末的英国生理学家Micheal Foster, 节选自他的文章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its Results” 里的一小段， 而发表的地方是1899年9月16号出版的 Pharmaceutical Journal 的第63卷——是的，一本英国医药学专业期刊。这个杂志倒是1841年就创刊，今天仍然是药学专业领域的重要期刊。我首先惊讶的是，这篇文字是一位科学家的手笔，而且是发在专业的科学期刊上。当然更进一步惊讶的是，作为所谓“传统文人” 的陈寅恪，怎么能去翻到英国药学领域专业杂志上的文章，而且能想到把它作为“史学方法”考试的考题。

        Foster本人当然也并非无名之辈，他的老师赫胥黎，作为当时达尔文进化论的科学对手当然更有名气，而他的学生里也包括像电生理学之父查尔斯·谢灵顿这样的人物。不过在今日分工明确的学院里呆了些时间，要不是白纸黑字的证据，我绝想不出他的文章能与陈寅恪有过什么交集。这样的交集，并不在点个头打个招呼，他们现实之中也并不认识，而是一位英国科学家写的文章，在没有互联网、也没有学者能全世界到处开会的年代，作为中国史学大家的陈先生能看到，且把它拿来考察留洋的中国新一代史学精英。

        小小一段文字，让我感慨昨日之学院，和今日之学院，真是恍如隔世般不同的氛围。我现在就读的芝加哥大学（也是何先生曾经任教的地方）从来就有“跨学科”之盛名，可是这儿的一位有名的科学史家也感慨，现在芝大的跨学科和90年代前相比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今天，芝大很多教授依然还会和自己不同的专业和系别教授交流，这已实属难得，可是有时候，哪怕作为一个博士生的我稍微深入一看，也会发现这样的交流，好多只停留在一般交往中，哪怕是著作中互相的引用，好些都显得浮光略影，有的甚至文不对题。像从前那样，经济学家哈耶克来芝大的第一讲，就引得像费米和希拉德这样的物理学家倾巢出动，或者是钱德拉萨卡这样的通才，在全校演讲中谈论莎士比亚、贝多芬和牛顿创造性之比较这样的场面，在今天哪怕芝大这样的地方，也已经不存在了。

        老实说，我并无任何贬低专业化的意思，而只不过在说专识和通识的不可偏废。上面我列举的所有人物，都首先在他们本行之中是一顶一的高手。当然我也并不是说，要先搞好专业，才操心专业之外的事情。蔡元培先生说“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本义是指办教育。不过若拿来说研究生活，我以为是说，做学问之人，即便不能漫无边际，也要多少有点触类旁通或全局的视野，然后据此，再选择专业研究的方向和问题。

        如此放置“本末”的可能，可以体现在个人上，也可以体现在群体上。今天学院里，专业研究越来越精深，需要耗尽很多人一辈子的聪明与血汗，这种情况下更可行的是退而求其次，多创造让不同的专才们互相了解的机会。而这样的了解，并不仅仅只是把他们弄到一起，讲个话吃个饭就可以——今天的科技发展到如此地步，遥远的物理距离已经不再是困难。困难的是，不同学科的专才们，心理上的距离越来越远。不同专业的学者，不知道其他专业的学者在干什么，更不容易体会，其他专业研究问题的动机、方法、价值何在。有时候，不同专业的学者坐在一起，打的招牌是“跨学科”，其实都只在自说自话。更有甚者，只拿本专业的训练和习惯，生搬硬套专业外的问题，很多时候闹出笑话或不愉快，自己还不自知。长此以往，专识和通识俱受其害。很多专业化的研究越走越窄，且在学院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变得越来越短视，做的研究看似“专业”的吓人，放到稍微大一点的视野中一看，却完全不对头；而所谓跨学科呢，好些时候没什么有效的交流，只成为浮躁、或者拉场面的代名词。

        我考证不出到底是什么时候，学院中的专业和跨学科中的种种问题，都开始变得如此积重难返。前几天看90岁的哈贝马斯的访谈（他应该是活着的最有名的哲学家），他说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是如此地需要全局性的眼光，但是学院越来越专门的分化，让这种全局性的视野越来越困难。斯诺50年代的著名演讲中已经担心科学与人文难以沟通，这样的区隔该怎么解决的问题，不过当我稍微细看一下50年代的局面，发现和现在的风气一比，还是天壤之别。那个时候，海森堡和海德格尔还能互相通信，讨论存在论到底是什么东西，人类学家、神经科学家、语言学家和数学家还能坐在一起开会，讨论人、信息论、和计算机。哪怕到了1979年，语言学家雅克布森还能被邀请到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的会议上，谈论相对论中的“不变性”对语言科学的启发。从今天“专业”的眼光看，这些沟通有很多的问题——海森堡以为量子力学的观测问题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问题异曲同工，雅克布森以为语言结构和语用的辩证就是波尔的互补原理的翻版，我们今人再看，跟看科幻理论没什么大的区别。不过，细读他们的文字，这些表面的“生拉硬拽”后面，是对全局问题的深刻关怀：从前和今日的“物“的科学到底是怎么回事，”人“的科学与物的科学又何时融合、何时对立——这样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但是一时解决不了，他们还要问，还敢问——也只有这样的问题，才更值得几代人不停地追问下去。豆腐块一般整齐划分的专业，找教职和市场化学术生产驱动的问题意识，不再会鼓励这种“不专业”，不会再操心这样的问题。

        当然，不管什么时候，面对不管什么“大问题”，任何想要绕过无数聪明的前人的积累，包括专业学问的积累的企图，都是不得要领的傲慢。不过我一直以为，不管昨天和今天，学院之所以必要，在于学院恰恰给人以超越学院的可能。像诺贝尔物理奖得主Wilczek所说，他白天研究文献中、同行那儿发展出来的问题，晚上开脑洞，尝试在现在的进展中基本不可能发表，甚至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当然这是以他同辈人中最好的专业水平为前提。学院的可贵，是让我们意识到，哪怕是清楚地看到未知的汪洋大海里的几个水滴，都如此困难；而看到水滴的目的，却并不是像水滴一样狭隘，而是怎么更能面对，和融入大海的辽阔。

        所以，也只有一叶障目般的管中窥豹，才能问出民国大师到底有没有水平，或者搜索引擎有没有超越钱钟书或者何炳棣这样的问题。专业化的学问发展那么多年，当然让我们在该超越的地方超越前人，这种超越，首先该教给我们谨慎与谦卑——Foster的那段文字再好不过地说明着这个道理。而作为没有任何现代科学专业训练的陈寅恪先生，能在专业药学期刊上独看中这么一段文字，不能不说，是远远超越很多今人的融会贯通、和目光如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