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智慧千万家，买香求佛烟影斜。

攀岩登崖睹真菊，瓶中不插无根花[1]。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用抽象的范畴认识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知识，其中的辩证法是他最感兴趣的部分。大概根据这两点，他认为中国(先秦时期)没有哲学。他说：基督降生500年前孔子的《论语》，只是道德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的《政治义务论》“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更吓人的话是：“为了保持孔子的名誉，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导言P119-120贺麟 王太庆译 商务印书馆1959)。可能他嗅到了老子和《易经》中有西方抽象思维和辩证法的气味，因此相较孔子，他似乎对老子、《易经》更有兴趣。他说，《易经》“包含着一些上下排列的平行直线，这些直线是一种符号，具有一定的意义……是极抽象的范畴，是最纯粹的理智规定”(同上P120)；可是，这些线条“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辨地思考……找不到对于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同上P120-121)。抽象的一条直线“—”和分成两段的直线“--”被分别代表了阴阳、父母、男女，以后又被演绎成代表山水自然的八卦(天(乾)、泽(兌)、火(离)、雷(震)、风(巽xùn)、水(坎)、山(艮gèn)、地(坤))，后来干脆“拿来做卜筮(音补是)”(同上P121)。他很奇怪，中国人怎么会从抽象的思想一下子跳到这些感性的线条上？甚至干脆用它算起命来了？他很鄙夷：“这些卦的解释……是如何的肤浅”(同上P122)。他几乎是讥讽地说，中国人还有一个“智慧“，即罗列“火、水、木、金、土，”并把它用到人的活动或事务中，可是“在这些概念的罗列里我们找不到经过思想的必然性证明了的原则”(同上123-124)。

黑格尔这里的“必然性证明”是指他的思维逻辑的证明、以及辩证法的证明。黑格尔很喜欢思辨性的证明，他在研究哲学史的时候凡涉及辩证法的时候他都兴趣盎然，并表现出对思辨自洽性的满足。有两个“悖论”可以说明：一是“真假合一”悖论(也有哲学书称“为说谎者辨”悖论)。某乙问说谎者某甲：“你刚才的话是真话还是假话？”。甲如何回答才能为自己辩护？简言之，甲是回答“真话”还是“假话”？黑格尔的说明是，甲的任何一个回答均为“说谎与真话，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看到了直接的矛盾)”(《哲学史演讲录》第二卷-希腊哲学-苏格拉底派-麦加学派，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P121)。每个读者都可以证明自己选择哪个答案会出现什么结果，并看看自己的证明显示什么样的思辨特点。二是，黑格尔从塞万提斯的《唐·吉可德》中的得到一个“因果”辩证法。巴拉塔利亚岛的总督桑差坐堂问案遇到一件麻烦事：辖境内的一个富人建了座桥，桥旁树了个绞架。行人必须说出真正要去哪才能过桥，说谎则被吊死。某人来到桥上回答问题时说：我是来吊死的。黑格尔的证明是：倒果为因，互为因果。本来死是说谎这个原因的结果，现在旅客说来吊死成了原因，结果没有死-没有死成了真话的结果(同上P122)。每个读者都会想，我是桥主我会如何做？是吊死他还是放过他？小说中的总督实际是如何做的？这个因果悖论设计的智慧在哪里？

中国先贤也是有证明的，但内涵是经验性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韩非子(前281 -前233年，战国末期,著名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对老子“祸福相倚相伏”辩证思想的证明：“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福。而福本于有祸，故曰：‘祸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夭，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 (《韩非子》解老第10、11段，《韩非子校注》南京大学韩非子校注组，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韩非子的证明具有循环性，当事者要掌握一个量度以致避免从福转到祸是很难的，性质上显然主要取决于当事者的生活价值观和经历体验。

对中国先贤思想中缺乏抽象思维证明体系的看法并不止黑格尔一人。爱因斯坦也有与黑格尔相同的看法，但他认为中国先贤虽然在思想上没有西方那样的逻辑证明体系，但却做出了似乎只有具有这种抽象逻辑思维的人才能做出的东西：“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做出来了”(“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1953年给J·E·斯威策的信”，许良英范岱年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P574)。经济和科学的发展史证明，没有抽象思维的逻辑验证与实验科学的结合，或进一步说只注重应用不深究基本原理、单凭经验所得的科学发明和经济发展不可能走得很远。

中国人的“八卦”、“五行”等，其实也是从各种感性经验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但突然把这些抽象的形式推及到一切感性事物上，例如推算人和事的命运。这事实上是想证明和预言人和事的必然性。正如爱因斯坦所言，作为对客观事物因果规律研究的西方科学的成就立足于思维的逻辑证明和科学实验证明。对必然性的预言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必要充分条件是很多的，对于这些条件的证明不仅需要抽象思维逻辑证明的自洽性，也需要实证证明。突然把对一个人的命运的证明交给“八卦”和“五行”与看相，这事实上是取消了证明，把对命运即必然性的证明变成了宿命，变成了“信仰”。信仰不需要证明：天文学家说，我用望远镜搜遍了天空，也没找到上帝；可是信徒们说，上帝在我心中。这就不能也不需要证明了。信仰需要的是心灵的安慰，快速地安慰，而证明很麻烦，要“攀岩登崖”到处收集证据、辨别真伪、与人辩论。

黑格尔如何看待信仰呢？他说，信上帝是信上帝具有普遍的人格即善的人格，最高的真理就是善；放到自己的行为中就是行善，善就是行善的目的，而不是求避祸得福；不信上帝的时候“大都感情用事，任性妄为，……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总是与他的本意和愿望完全不同”(《小逻辑》P307)。”相当多的国人的信仰不是黑格尔所说对善的信仰，而是图回报求功利的信仰：烧香拜佛是希望避祸得福、发大财、消病去灾，犯了事烧香拜佛希望不被法办……。拜佛要用钱买香火，信仰变成了信男信女与上帝、如来、太上老君之间的商品交换。国人的“信仰”还演变成了随便相信、传播小道消息、甚至传播谣言的简单操作：你的说法哪来的、有什么根据？人家都这样说啊、网上都这样说啊，要什么证明啊？更严重的是，实际上在许多学者中间，也是如此，对于某种现象、某种观点轻易下结论，用情感和个人经历或体验替代理性的例子比比皆是。

2013年12月17日，2014/3/8修改

[1]和元稹《菊花》韵：

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元稹(元779-831年-唐)字微之，今河南洛阳)人。陶家-东晋著名文学家陶渊明-甚爱菊花。斜-音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