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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学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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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是1962年殉职的，1963年号召学雷锋。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学雷锋的确是一段很需要思考的历史。
雷锋是一个好人，这一点毋庸置疑。也许有人会说，雷锋做了那么多好事，干吗都写在日记里，不就是为了让别人知道吗？做好事不是应该默默无闻吗？所以，雷锋做了好事再记在日记里，这里似乎总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
客观地说，雷锋记日记大概主要不是让别人看的。至少他把他做过的事记下来，这也是一段历史的记录，我以为，对这一点，无可厚非。雷锋是朴实的，又是时尚的，他是一个真实生活过的人。学雷锋，本身是件好事，把一个好人，做过的好事，做好事的动机和想法告诉大家，这也很正常。从这个意义上看，学雷锋从总体上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当然，任何活动或者运动都会存在问题，特别是，如果把学雷锋弄成一场运动，甚至是政治运动，那绝对会出一些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适应政治运动的需要，片面强调或者突出某些方面。比如，在那个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学雷锋就要强调雷锋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如果从雷锋生活过的年代，以及他在新中国成长的经历来看，这些想法和观念在雷锋身上存在也很正常。但是如果为了政治运动的需要，把这些方面的因素片面夸大，那就有问题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学雷锋过程中，片面强调形式主义。雷锋做过的好事，我们一定要照原样再做下来，似乎这就是学雷锋。捡了钱要交出去，捡不着钱，跟家长要个角儿八七的也得交出去；见着老太太就一定要扶老太太过马路等，都成了小学生作文中最常见的内容。不可否认，那个时候，我们对于雷锋的内心实际上没有更深的挖掘，我们其实在很多方面并不理解雷锋。形式主义的结果，就是虚假。很多人在这种所谓学习的运动中不得不弄虚作假，这是绝对与学雷锋的精神背道而驰的。但是在当时那样的环境里，这种虚假的事情几乎不可避免。
对学雷锋活动最严重的打击就是文革。文革把“以阶级斗争为纲”挑到了顶点。雷锋做好事时，从来没有问过接受帮助的人是什么出身，什么成份。如果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标准来衡量，没准能得出雷锋阶级觉悟不高的结论来。你去帮助老太太，你知道老太太他们家是什么成份？要是她是地主家的老太太呢？要是她是资本家的小老婆呢？你要是帮助了她，不是就等于帮助了阶级敌人了吗？这就是文革的逻辑。所以在文革中，虽然没有否定雷锋，但是学雷锋活动基本就被彻底破坏了。人们不敢帮助陌生人，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如果帮助了成份高的人，那就是你的阶级立场有问题了。于是，最保险的做法就是遇以什么事都躲远点，什么人也不去招惹，省得给自己惹麻烦。文革号称是一场“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么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段语录在文革之初广为引用，在这样的环境里，谁还能去做充满温情的好事？谁还敢去冒着风险去帮助别人？不要说陌生人，就是熟识的人，也不敢轻易去帮助，特别是在文革中遭了难的人，人们恨不得避之不及，哪还敢上前去帮一把。
文革期间，人们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戒备的。即使是一个战斗队的战友，除非关系特别铁的那种，如果一个人说错话，就有可能被揪出来，轻则检查，重则挨斗。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有温情的相互帮助存在的空间？时间一长，习惯成自然，文革前的学雷锋活动在文革后期虽然也有恢复，但那种形式主义的因素更突出了。在文革结束后，人们之间的冷漠并没有消散。而且戾气十足，街上行人，如果稍微碰了一下，立刻就会吵起来，继而破口大骂，再下来就挥动拳头了。然后一大圈人站着围观。任何商业服务行业里的售货员和服务员态度极差，人们上街买东西，必须永远保持好脾气，否则每次都可能惹事一肚子气。
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要说深入地开展学雷锋的活动，就是要恢复到文革前那种学雷锋的状态，都是不可能的。再往后，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人都陷入拜金主义的泥淖，还想指望整个社会都那么纯朴地去帮助别人，简直太难了。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些人对于学雷锋总有一种嘲笑和讥讽的冷笑。
写到这儿的时候，收音机里的“给力17点”正在播放孩子们唱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只是那种电子琴的伴奏，还是有点像那种冷笑。因为这种音乐的氛围与50年前的歌词根本无法兼容。
今天，要想恢复学雷锋的纯真本质，恐怕是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我们没有必要对学雷锋丧失信心，也没有必要把学雷锋的活动片面夸大。这个活动是漫长的，说是任重道远也一点不过分。雷锋精神有其不变的本质，也有与时俱进的外在表现。这恐怕需要我们很长的时间去体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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